中共中央的「中全會」（中央委員全體會議）在「天安門事件」後，其運作的方式越來越趨於正常化，每次「中全會」的任務也越來越固定化。以每屆中央的五中全會來看，從中共的「十四大」以來，就是以經濟發展的設計為議題。
歷屆的「五中全會」成為規劃大陸經濟發展的專會，與中共的計畫性經濟時間設定密切相關。大陸從九○年代起推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後，大陸的經濟受到重視，由於中共是以黨領政的制度運作方式，所以政府要實行的任何政策，必須先在黨內獲得認可。所以在五年「計劃」開始的前一年，年底召開的「中全會」必須先提出建議，通過之後，再由國務院負責撰寫「計劃經濟綱要」，在次年三月的「兩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政協商會議）中提出，經過討論，通過後開始實施。因此，每屆的「五中全會」發表大陸的「計劃經濟」建議，遂成為例行工作。

十八屆五中全會的特點

今年的「五中全會」也照例通過了「十三五」規劃建議，從表現來看，有三個特徵：

第一、習近平負起總責。按以往的慣例，這一份「規劃」草案的形成的說明通常由國務院總理說明。自二○一三年十一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以來，黨中央加強了對經濟領域的直接領導，於是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在經濟治理上的分工出現明顯調整。在涉及經濟的戰略方向、大政方針上，決策權全面納入執政黨的體系；國務院在經濟治理上更多側重於技術和運行層面。於是「黨作決策、人大通過、政府執政」的經濟規劃程序就成為制度。是以「十三五規劃」由習近平自兼草案的小組長，全會中也由習親自說明草案的經過，包括在「五中全會」之後向黨外人士的說明，也是習親力親為。然而這種分工是否成為常態，仍然有待長期觀察。

第二、明確今後五年發展的指導思想、任務。中共定位「十三五」時期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深入貫徹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這種表述方式和「十一五」、「十二五」略有不同。首先是重提「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其次是加入「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以往經濟規範的指導思想主要強調的是「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而今重新加上「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其對經濟發展的具體意義為何，仍有待觀察。至於將習近平的講話列入，則是在繼承的基礎上突出現任者思維作為指導思想。中共在政權處於變局的情況下，確立中心思想可產生定錨不亂的作用，也可臨變權宜而不失規範。

今後的五年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事關習近平這一代領導人的承諾能否兌現的關鍵時期，所以任務也和以往「規劃」不同。這次會議明確訂定「十三五」目標任務，表現在規劃中的硬指標為：一是到二○二○年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二○一○年翻一番；二是大陸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三是除了上述的硬目標之外，也提出了全面小康社會的軟指標：國民素質和社會文明程度顯著提高、生態環境品質總體改善以及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指標上有實有虛，總得來看中共在「十三五規劃」期間，既強調硬實力的提升，也著力於軟實力的營造。

第三、強化黨的建設。綜觀改革開放以來，歷屆的「五中全會」重點都在經濟規劃部分，而本屆的五中全會還通過了《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和《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以下簡稱《準則》、《條例》）。這代表了中共的反腐工作從治標（打虎拍繩）轉向本標兼治。所謂的本標兼治，不僅僅是在「反腐肅貪」方面，而是兼顧「不作為」和「治懶」的新病態。規劃建議中之「八」名為「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為實現『十三五』規劃提供堅強保證」，也特別強調「黨的領導」在經濟建設中的作用，而《準則》和《條例》的出台，正是為了夯實「黨的建設」，故而將黨建工作放在經濟規劃的建議中一併提出。

「十三五」「發展」觀之轉變

綜合來看，中共自從將國家的戰略方針從階級鬥爭轉為經濟建設以來，「發展」就成為中共的文件中，極重要的核心詞彙。什麼是「發展觀」？所謂「觀」就是看法，對發展的綜合看法。鄧小平時代首先提出「發展是硬道理」的說法，這是一種傳統的「發展觀」。在現代化的要求下，國家的發展意謂著，以經濟增長為目標，注重物質現代化的表現。此一現代化的發展觀帶動大陸的發展，然而與之同時也帶來各個領域發展不協調的矛盾。到了胡錦濤時代，此一矛盾十分突出，以致制約了大陸再發展的可能，甚至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中，故而胡提出了「科學發展觀」。「科學」在此一詞彙之中是形容詞，是「發展」的修飾語，是說國家的「發展」必須是「科學的」，即符合科學規律的發展。

到了「十三五規劃」，中共在國家的發展上，又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用」的「發展觀」。總體來看，「協調發展」和「綠色發展」，在「科學發展觀」理論中已充分體現，可以說是在邁向小康社會的道路上，更注重地強調了「協調、綠色」。隨著環境、形勢的變化，中共新一代的領導人對發展又有了新的理解，即「創新」、「開放」和「共用」型的發展。個人以為這三個「發展觀」，主要是來自「網際網路」的興起，以及網路對民眾生活的巨大而快速的改變。

首先是「創新型」發展，如習近平指出的，「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是大陸綜合實力的表現。今日的大陸雖然在「高鐵、核電」等方面，「中國製造」已經走向世界，然而創新能力不足、創新水平不高，造成大陸經濟大而不強、快而不優的制約。在創新方面，大陸的制度還存在著「體制、機制」的障礙，如何最大限度解放和激發創新活力，優化勞動力、資本、土地、技術、管理等要素配置，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培育發展新動力，這是中共提出創新發展的意義。大陸國務院去年就提出「實施『互聯網＋』行動計劃」，提出「中國製造２０２５」為核心的技術創新，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可以說中共是「做在說前」，高度重視，全力推動。

其次是「共用型」發展，主要著眼於「機會公平，民生保障」，實現全體人民共同邁入全面小康社會的目標，所以「共用」意味著改革成果的公平共享，在大陸內部將採四個方向入手：

扶貧：實施「脫貧攻堅工程」，明確農村貧困人口脫貧，貧困地區摘帽的辦法。

教育：著眼於「提高品質」，除加強對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資助外，還鼓勵普惠性幼兒園發展。

養老、醫療制度將在制度整合、水準提高上「深耕細作」，在制度上逐步實施漸進式延遲退休年齡政策，實現跨省異地安置退休人員在「住院、醫療」費用直接結算等便利措施。

在縮小收入差距上，提出加快建立綜合和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遏制以權力、行政壟斷等非市場因素獲取收入等一系列舉措。

其三是「開放型」發展，可說是改革開放政策中的三‧ ○版（第一代開放政策主要「引進來」，第二代開放政策是「走出去」）。「開放型」發展除了延續以往關於對外開放、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作為之外，還明確表示「要參與全球公共產品供給，提高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制度性話語權」。所以三‧ ○版的開放是以全球經濟為著眼，大陸在世界的經濟發展「構建廣泛的利益共同體」，而「一帶一路」、「絲路基金」、「亞投行」等重大戰略，都是大陸在「開放型」發展的思路下，所構建廣泛利益共同體的載體。在「十三五規劃」建議中也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毫不諱言地說透過這些層面的合作，「推動國際經濟治理體系改革完善，積極引導全球經濟議程，促進國際經濟秩序朝著平等公正、合作共贏的方向發展。」

台灣應及早評估因應

中共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在十月己經閉幕，然而每次例會是否真正具有突出的重要性，關鍵不在當時的宣傳而在於對後來的影響；不在通過的決議而在於執行；不在於領導的加持而在後人的評價。以習近平主持的政權來看，人們不應假設其成功或失敗，而應該假設未來的五年其成功的比率幾何？不同的成功比率產生不同層次的影響，尤其是「立足台灣」，更需要妥善評估早作因應。

中共在「十三五規劃」建議中說「互利共贏方式深化兩岸經濟合作」，換言之，片面優待的時代已經過去，如今大陸能提供的是「機會」而非優待，不過從「兩岸一家親」，「機會」可以優先，但不會不平等；同時建議中也說「推動兩岸產業合作協調發展、金融業合作及貿易投資等雙向開放合作」，重點在「雙向」，而不在單方施惠。這種「公平」的合作，一方面提升台灣的安全，另一方面台灣也有規模上的憂慮，因此以「互聯網＋」的思維去規劃台灣下一階段的發展策略就至關重要。文件也提出「深化兩岸農業、文化、教育、科技、社會等領域交流合作，增進兩岸同胞福祉，讓更多台灣普通民眾、青少年和中小企業受益。」如果台灣可以借用「十三五規劃」的「創新」、「開放」和「共用」的理念來思考未來五年全球經濟、政治形勢的變化，再來理性地討論出台灣的位置和落腳點，不難思考出經由大陸通向國際的捷徑。一如此次「馬習會」我方的收獲一樣，處理兩岸問題，大陸的關鍵是「一個中國」原則，而台灣的原則應該是善用自己的優勢，不要因為民粹而蹉跎、虛耗了自己的優勢，否則台灣很難對歷史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