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博物院於一九二五年雙十國慶日在紫禁城設置，一九三三年抗日戰爭爆發，為確保文物安全，故宮選擇文物精品裝箱，分五批運離北京；同年，「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成立。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文物運返首都南京。一九四八年國共戰爭，故宮再度選擇文物精品，分三批遷運來台，共運出故博與中博文物三八二四箱，約為南遷文物四分之一。一九四九年，故宮博物院在台中縣霧峰鄉北溝覓地建築庫房，開始了故宮的北溝時期。一九六五年，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與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合併為「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故宮），在台北外雙溪建館復院，發展迄今正好是九十週年。回顧國立故宮博物院發展史，可分為五階段：肇建期—一九二五至一九三二，從肇建迄抗日戰爭爆發；播遷期—一九三三至一九四七，故宮文物分五批運往西南大後方，迄抗戰勝利運返南京；北溝期—一九四八至一九六四，播遷來台，落腳台中霧峰北溝；茁壯期—一九六五至一九八三，故宮在台北外雙溪復院，各項業務快速成長，聲名也隨之在國際間崛起；蛻變期—一九八三迄今，故宮面對台灣社會、政治、經濟變遷帶來的衝擊與挑戰，不斷與時俱進，蛻變成今日的故宮。

從無牆博物館邁向行動博物館

數位科技對人類文明產生革命性的影響無庸置疑。故宮因應數位科技時代的來臨，在典藏、教育、策展、保存、服務與新媒體應用上，都有快速且巨大的變化，其結果幾乎改變故宮既有的運作與營運方式，今日故宮已儼然是一座無牆博物館，並邁向行動博物館、雲端博物館發展。

一九八七年故宮以任務編組成立資訊中心，開始研究如何將數位科技應用於博物館業務上。於是進用資訊專業人才，鼓勵在職員工進修電腦科技，開始推動數位化業務，資訊中心的組織與業務也逐年擴大，終於在二○一一年配合政府組織改造，與展覽組合併擴編為教育展資處，其中資訊教育科與資訊服務科分別主掌博物館的「資訊業務軟硬體設備之研究、規劃、管理及維護」及「網路資訊服務之規劃、建置、管理、維護及推廣」，這是故宮因應數位科技時代來臨在組織上的蛻變。

二○○二年政府推動前瞻性的「國家數位典藏計畫」，故宮即以「故宮器物數位典藏計畫」、「故宮書畫數位典藏計畫」、「故宮清代檔案數位典藏計畫」、「故宮善本古籍數位典藏計畫」、「明清輿圖數位典藏計畫」、「故宮文物知識庫建置與應用子計畫」及「文物修護記錄系統子計畫」等七個計畫參與其中，經過十年努力，共建置二十一個資料庫，奠定故宮數位化基礎。一九九七年，故宮架設包括中、英文等九種語文版全球資訊網，配合「故宮南院：亞洲藝術文化博物館」開館，增設泰文、緬文、印尼文、越南文等東南亞語言。二○○二年十二月起，故宮發行了中、英文版「故宮電子報」，陸續推動各種文物數位學習、開放典藏資料庫、超過三百個主題網站、環場虛擬展示及故宮教育頻道等。

文化均富　興建南院

故宮是一座接收皇家宮廷藝術遺存成立的國家博物館，自在台北復院以來，常被質疑位居藝術文化金字塔尖端，卻未與台灣在地文化交流。為了回應社會民意對本土歷史的關懷，故宮從八○年代開始，陸續將典藏的清代台灣史料與台灣輿圖等歷史文獻編輯出版，並以之策劃展覽。一九九四年，故宮推出「 文獻足徵︱ 院藏清宮台灣史料特展」，從此每隔兩、三年總會策劃推出與台灣相關的歷史文獻展，也進用了台灣史研究專業人才。於此同時，社會也出現政府重北輕南的批評，要求「平衡南北‧ 文化均富」。針對此社會壓力，故宮也做出回應，早在一九七三年，便以複製文物在全台各地作巡迴展出；一九九四年，以三七○組件典藏文物策劃「國之重寶特展」，在高雄市立美術館隆重推出，轟動南台灣，也激勵故宮繼續策劃「故宮文物菁華百品特展」，自一九九七年開始在台灣南部、中部、東部、澎湖等地巡迴展出。

二○○一年七月，杜正勝院長進一步提出「故宮新世紀建設計畫」，選定嘉義縣太保市七十公頃土地作為基地，歷經杜正勝、石守謙、林曼麗、周功鑫、馮明珠五位院長，費時逾十五年，定位為「亞洲藝術文化博物館」的故宮南院，將在二○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開館試營運。

人本關懷　服務弱勢

故宮在對「本土關懷」及「文化均富」等議題做出回應的同時，也對「福利社會」做出應變。截至目前為止故宮提供的弱勢族群服務有：①身心障礙團體服務；②高齡長者服務；③新住民服務；④偏鄉及更新人教育服務等。總之，故宮已不再侷處於文化藝術金字塔頂端，更貼近鄉土、更親近民眾、更符合福利社會公益，成為一座真正的國家博物館。

生活藝術　文創崛起

文創的發展也是故宮近三十年最重要的變化之一，非但享譽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界，也對大陸博物館界文創發展有深遠影響。博物館以典藏或選展文物發揮創意，製作紀念品販售，既得以延續觀眾記憶，也能創造利潤回饋博物館營運經費所需，因此開發紀念品、設立博物館商店，幾乎是現代博物館必備的經營手法之一。

故宮早在一九六五年在台北復院之初，便開始針對展出文物出版圖錄、印製明信片、複製畫作及圖片等銷售。一九六八年成立出版組，專責故宮的出版業務；一九七○年科技室相繼成立，開始古器物維護研究，也以複製文物為手段，探究古代工藝，研發複製成果，除用做修護文物與標本紀錄外，也將複製及仿製作品販售，深獲民眾喜愛，供不應求。一九八三年，已故前院長秦孝儀提出「從傳統中創新‧藝術與生活結合」的發展方針，除出版《故宮文物月刊》，以「紙上故宮」更貼近民眾生活外，也開啟故宮的文創發展。包括筆者在內的主事同仁，從典藏文物中尋找創意，開始設計絲巾、領帶、雨傘、桌布、餐墊、領帶夾、袖扣、胸針、口紅匣、鏡子、布料、文具及生活用品等，逐漸確立故宮品牌（表一），同時引進百貨業的管銷制度，遂使故宮文創營收蒸蒸日上。以故宮典藏為母體，在故宮帶動下，形成以故宮為品牌的文化創意產業鏈。

從故宮「出版組」的設置，發展至二○○八年已擴編為「文創行銷處」，分基金、出版、授權、文創等四科辦事，所有仿製、授權、文創設計、量產行銷等，均由該處通過「合作開發」、「品牌授權」、「國寶衍生商品設計競賽」與「委託承銷」全盤掌控；而故宮文創最重要的出版業務，則從發想、著作、設計、編輯及出版印製，全由故宮自行執行。以二○一四年為例，故宮合作開發商品營收達五億六千六十萬餘元，博物館禮品商店營收達八億二千六百萬餘元，出版授權、圖像及品牌授權收入四九三九萬餘元，說明故宮文創事業的蓬勃發展。

與時俱進　永續發展

故宮於二○一五年雙十成立迄今已邁向九十週年，自一九六五年在台北外雙溪復院以來也有五十年，隨著中華民國的茁壯，故宮經歷推翻帝制的肇建期、艱辛刻苦的播遷期、分裂待變的北溝期、落地生根的茁壯期及與時俱進的蛻變期，特別在蛻變期的三十多年間，隨著社會變動，不斷求新求變；迎向數位科技時代，除了典藏數位化，更應用數位技術深化展覽，推動線上學習，將故宮推向無牆博物館發展；策劃新媒體藝術展，走出院外，深入民間，邁向行動博物館服務；近年來更以數位典藏連接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締造驚人業績，帶動以故宮為核心的台灣文創產業鏈。因應平衡南北及社會弱勢族群等，故宮的服務範圍遍及偏鄉、原鄉、更新人與新住民，自二○一四年十二月「故宮教育頻道」開播，教育覆蓋面更廣；二○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亞洲藝術博物館」開館試營運，故宮更是在台落地生根，開枝散葉。
經過三十多年蛻變，故宮早已晉身為國際極具知名度的博物館之一，與法國羅浮宮、英國大英博物館、美國大都會博物館及北京故宮博物院並駕齊名，近年來更蟬聯英國倫敦〈藝術報〉（TheArt Newspaper）評為世界最受歡迎十大博物館之一，名列第七，也是亞洲地區唯一上榜的博物館。最後，如何使故宮隨著時代的演進，日新又新，將是所有故宮人共同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