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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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蛻變中的國立故宮博物院◆文/馮明珠(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

  • 更新日期:109-08-16

故宮博物院於一九二五年雙十國慶日在紫禁城設置,一九三三年抗日戰爭爆發,為確保文物安全,故宮選擇文物精品裝箱,分五批運離北京;同年,「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成立。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文物運返首都南京。一九四八年國共戰爭,故宮再度選擇文物精品,分三批遷運來台,共運出故博與中博文物三八二四箱,約為南遷文物四分之一。一九四九年,故宮博物院在台中縣霧峰鄉北溝覓地建築庫房,開始了故宮的北溝時期。一九六五年,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與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合併為「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故宮),在台北外雙溪建館復院,發展迄今正好是九十週年。回顧國立故宮博物院發展史,可分為五階段:肇建期—一九二五至一九三二,從肇建迄抗日戰爭爆發;播遷期—一九三三至一九四七,故宮文物分五批運往西南大後方,迄抗戰勝利運返南京;北溝期—一九四八至一九六四,播遷來台,落腳台中霧峰北溝;茁壯期—一九六五至一九八三,故宮在台北外雙溪復院,各項業務快速成長,聲名也隨之在國際間崛起;蛻變期—一九八三迄今,故宮面對台灣社會、政治、經濟變遷帶來的衝擊與挑戰,不斷與時俱進,蛻變成今日的故宮。

從無牆博物館邁向行動博物館

數位科技對人類文明產生革命性的影響無庸置疑。故宮因應數位科技時代的來臨,在典藏、教育、策展、保存、服務與新媒體應用上,都有快速且巨大的變化,其結果幾乎改變故宮既有的運作與營運方式,今日故宮已儼然是一座無牆博物館,並邁向行動博物館、雲端博物館發展。

一九八七年故宮以任務編組成立資訊中心,開始研究如何將數位科技應用於博物館業務上。於是進用資訊專業人才,鼓勵在職員工進修電腦科技,開始推動數位化業務,資訊中心的組織與業務也逐年擴大,終於在二○一一年配合政府組織改造,與展覽組合併擴編為教育展資處,其中資訊教育科與資訊服務科分別主掌博物館的「資訊業務軟硬體設備之研究、規劃、管理及維護」及「網路資訊服務之規劃、建置、管理、維護及推廣」,這是故宮因應數位科技時代來臨在組織上的蛻變。

二○○二年政府推動前瞻性的「國家數位典藏計畫」,故宮即以「故宮器物數位典藏計畫」、「故宮書畫數位典藏計畫」、「故宮清代檔案數位典藏計畫」、「故宮善本古籍數位典藏計畫」、「明清輿圖數位典藏計畫」、「故宮文物知識庫建置與應用子計畫」及「文物修護記錄系統子計畫」等七個計畫參與其中,經過十年努力,共建置二十一個資料庫,奠定故宮數位化基礎。一九九七年,故宮架設包括中、英文等九種語文版全球資訊網,配合「故宮南院:亞洲藝術文化博物館」開館,增設泰文、緬文、印尼文、越南文等東南亞語言。二○○二年十二月起,故宮發行了中、英文版「故宮電子報」,陸續推動各種文物數位學習、開放典藏資料庫、超過三百個主題網站、環場虛擬展示及故宮教育頻道等。

文化均富 興建南院

故宮是一座接收皇家宮廷藝術遺存成立的國家博物館,自在台北復院以來,常被質疑位居藝術文化金字塔尖端,卻未與台灣在地文化交流。為了回應社會民意對本土歷史的關懷,故宮從八○年代開始,陸續將典藏的清代台灣史料與台灣輿圖等歷史文獻編輯出版,並以之策劃展覽。一九九四年,故宮推出「 文獻足徵︱ 院藏清宮台灣史料特展」,從此每隔兩、三年總會策劃推出與台灣相關的歷史文獻展,也進用了台灣史研究專業人才。於此同時,社會也出現政府重北輕南的批評,要求「平衡南北‧ 文化均富」。針對此社會壓力,故宮也做出回應,早在一九七三年,便以複製文物在全台各地作巡迴展出;一九九四年,以三七○組件典藏文物策劃「國之重寶特展」,在高雄市立美術館隆重推出,轟動南台灣,也激勵故宮繼續策劃「故宮文物菁華百品特展」,自一九九七年開始在台灣南部、中部、東部、澎湖等地巡迴展出。

二○○一年七月,杜正勝院長進一步提出「故宮新世紀建設計畫」,選定嘉義縣太保市七十公頃土地作為基地,歷經杜正勝、石守謙、林曼麗、周功鑫、馮明珠五位院長,費時逾十五年,定位為「亞洲藝術文化博物館」的故宮南院,將在二○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開館試營運。

人本關懷 服務弱勢

故宮在對「本土關懷」及「文化均富」等議題做出回應的同時,也對「福利社會」做出應變。截至目前為止故宮提供的弱勢族群服務有:①身心障礙團體服務;②高齡長者服務;③新住民服務;④偏鄉及更新人教育服務等。總之,故宮已不再侷處於文化藝術金字塔頂端,更貼近鄉土、更親近民眾、更符合福利社會公益,成為一座真正的國家博物館。

生活藝術 文創崛起

文創的發展也是故宮近三十年最重要的變化之一,非但享譽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界,也對大陸博物館界文創發展有深遠影響。博物館以典藏或選展文物發揮創意,製作紀念品販售,既得以延續觀眾記憶,也能創造利潤回饋博物館營運經費所需,因此開發紀念品、設立博物館商店,幾乎是現代博物館必備的經營手法之一。

故宮早在一九六五年在台北復院之初,便開始針對展出文物出版圖錄、印製明信片、複製畫作及圖片等銷售。一九六八年成立出版組,專責故宮的出版業務;一九七○年科技室相繼成立,開始古器物維護研究,也以複製文物為手段,探究古代工藝,研發複製成果,除用做修護文物與標本紀錄外,也將複製及仿製作品販售,深獲民眾喜愛,供不應求。一九八三年,已故前院長秦孝儀提出「從傳統中創新‧藝術與生活結合」的發展方針,除出版《故宮文物月刊》,以「紙上故宮」更貼近民眾生活外,也開啟故宮的文創發展。包括筆者在內的主事同仁,從典藏文物中尋找創意,開始設計絲巾、領帶、雨傘、桌布、餐墊、領帶夾、袖扣、胸針、口紅匣、鏡子、布料、文具及生活用品等,逐漸確立故宮品牌(表一),同時引進百貨業的管銷制度,遂使故宮文創營收蒸蒸日上。以故宮典藏為母體,在故宮帶動下,形成以故宮為品牌的文化創意產業鏈。

從故宮「出版組」的設置,發展至二○○八年已擴編為「文創行銷處」,分基金、出版、授權、文創等四科辦事,所有仿製、授權、文創設計、量產行銷等,均由該處通過「合作開發」、「品牌授權」、「國寶衍生商品設計競賽」與「委託承銷」全盤掌控;而故宮文創最重要的出版業務,則從發想、著作、設計、編輯及出版印製,全由故宮自行執行。以二○一四年為例,故宮合作開發商品營收達五億六千六十萬餘元,博物館禮品商店營收達八億二千六百萬餘元,出版授權、圖像及品牌授權收入四九三九萬餘元,說明故宮文創事業的蓬勃發展。

與時俱進 永續發展

故宮於二○一五年雙十成立迄今已邁向九十週年,自一九六五年在台北外雙溪復院以來也有五十年,隨著中華民國的茁壯,故宮經歷推翻帝制的肇建期、艱辛刻苦的播遷期、分裂待變的北溝期、落地生根的茁壯期及與時俱進的蛻變期,特別在蛻變期的三十多年間,隨著社會變動,不斷求新求變;迎向數位科技時代,除了典藏數位化,更應用數位技術深化展覽,推動線上學習,將故宮推向無牆博物館發展;策劃新媒體藝術展,走出院外,深入民間,邁向行動博物館服務;近年來更以數位典藏連接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締造驚人業績,帶動以故宮為核心的台灣文創產業鏈。因應平衡南北及社會弱勢族群等,故宮的服務範圍遍及偏鄉、原鄉、更新人與新住民,自二○一四年十二月「故宮教育頻道」開播,教育覆蓋面更廣;二○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亞洲藝術博物館」開館試營運,故宮更是在台落地生根,開枝散葉。
經過三十多年蛻變,故宮早已晉身為國際極具知名度的博物館之一,與法國羅浮宮、英國大英博物館、美國大都會博物館及北京故宮博物院並駕齊名,近年來更蟬聯英國倫敦〈藝術報〉(TheArt Newspaper)評為世界最受歡迎十大博物館之一,名列第七,也是亞洲地區唯一上榜的博物館。最後,如何使故宮隨著時代的演進,日新又新,將是所有故宮人共同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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