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六年三月九日海基會成立二十五週年，為使外界瞭解海基會在兩岸關係中的角色地位，進一步提升海基會的服務效能與品質，於當日舉辦「海基會二十五週年回顧與前瞻論壇」，茲就與會專家學者在論壇中的談話重點整理如下：

引言

趙建民

文化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兼中山與中國大陸研究所所長

  海基會的功能，在過去二十五年來不同時期有不同偏重，呈現出三種型態。協商、交流、服務三大功能都能發揮的兩個時期，一是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五年，二是二○○八年至今，這是第一個型態。

第二個型態，一九九五年至一九九八年沒有協商，只剩交流和服務。這段期間對方認為兩岸政治基礎還在，就是「九二共識」，但是同時認為當時的李登輝總統搞台獨，因此不協商，但服務可以，交流則是選擇性的。

第三個型態是一九九八至二○○八年，交流、協商都沒有，只剩下服務，陸方不反對服務，但不接觸，服務在此時期受到很大的限制。

海基會開始運作後，兩岸事務性事項都由海基會處理。海基會能否充分發揮功能主要是看政治基礎，大陸首先要考慮的是台灣是否要搞台獨，第二個要考慮的則是我方的政治基礎。

海基會是否有功能弱化的問題？其實兩岸事務首長見面跟海基會功能弱化無關。海基會的人事經費來自於陸委會，會不會削減經費和人力，取決海基會未來模式走向及大陸對兩岸關係的態度。

海基會二十五年來不能排除兩岸的政治干擾，如果要降低這一部分的干擾，將它變成德國模式，這方面較為容易。海基會如果要走這條路，建議未來若有人員出缺，應儘量聘請具有公務員資格人士。

一九九一年三月九日～二○○○年五月十九日

邱進益

海基會前副董事長兼秘書長

「九二共識」這個名詞是蘇起取的，我個人認為用「九二諒解」比較恰當，因為雙方對「一個中國」的原則有共識，但對「一個中國」的內涵沒有共識。

海基會創會之初是個特別的設計，因而有多方面的磨合。第一，海基會與海協會的磨合：海基會和海協會如何協調往來，需要磨合。第二，海基會與陸委會的磨合：陸委會授權海基會，海基會應該聽陸委會的，但海基會部分經費來自民間，卻只能做陸委會委託的事項，不符合民間機構精神。第三，民間與政府的磨合：民間認為海基會經費只有部分來自政府，也有來自民間的部分，不應該只是做政府的事情，但政府認為應該都做政府的事情。最後一個是「主流與非主流」之爭。海基會直接與大陸接觸，會不會出賣台灣，民間有些疑慮，因此當時有主流、非主流的磨合問題。

從我到海基會上任的第一天，就定義海基會是個沒有明天的機構，階段性任務完成後，就應該結束，否則代表兩岸關係沒有進展。

二○○○年五月二十日～二○○八年五月十九日

陳明通

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在我發言前先回應邱秘書長的說法，眾人的發言中，「九二共識」四個字如雷貫耳，但我首次聽到邱秘書長對蘇起的「九二共識」看法另提一詞，強調蘇起應該和當初國統會的研究委員商量，若用「九二諒解」，就沒有問題了。事實上，二○○○年民進黨執政時，我曾向時任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請益，一九九二年到底發生什麼事？辜前董事長明確地使用「諒解」兩字，後來在辜前董事長的回憶錄－「勁寒梅香」書中指出，用「九二諒解」比較恰當，是較易被人接受的說法。

對此，民進黨總統當選人蔡英文於本年一月二十一日接受自由時報專訪時表示，「在一九九二年，兩岸兩會秉持相互諒解、求同存異的政治思維進行溝通協商，達成了若干的共同認知與諒解，我理解和尊重這個歷史事實」。一九九二年發生的歷史事實，比較精準和沒有爭議的說法，應是達成一種諒解。

民進黨主政時期，基本上沒有透過海基會協商，海基、海協兩會之間並無實質來往，但八年期間我們仍勤於提供服務。因為時任陸委會主委的蔡英文檢討「戒急用忍」政策，對大陸投資政策改為「積極開放、有效管理」，降低對大陸的投資限制與門檻，因此海基會的服務量不減反增，每逢台商三節返台時，不僅舉辦座談交流，還陪台商打高爾夫球，海基會的功能具有相當程度的活躍性。

因為民進黨不接受「九二共識」，兩會協商停頓，所以開創出「澳門模式」，直接委託公（協）會進行協商，官員以公（協）會名義上桌談判，而協商重點即為三通和大陸觀光客來台。我接任陸委會主委一職後，時任總統的陳水扁希望我能完成三通和陸客來台觀光二項議題的協商，那時連「澳門模式」都停滯，我便透過中間人和時任大陸國台辦主任陳雲林表示，「陳明通這個名字就表示，陳水扁總統明明白白要三通」，兩岸就此開啟談判。

二○○八年接近協商完成階段時，因國民黨聲勢大好，北京以「不干預選舉」為由，不願和民進黨談出結果。後來馬總統造訪陸委會，我亦將三通談判內容與陸客來台觀光的進度，一五一十向馬總統報告。

台灣的政黨輪替已成為常態，若上個政府的政策符合新政府的理念，應當有持續性，才是政黨輪替的意義。

二○○八年五月二十日～二○一六年五月十九日

高　長

東華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海基會剛成立時，要與大陸海協會、陸委會、民間、主流和非主流磨合。二○○八年之後，經過一段時間的運作，與陸委會的磨合較為平順，與大陸磨合部分，二○○八年之後，在「九二共識」的政治基礎背景下，磨合的問題自然就消失了。 

二○○八年後，海基會的角色與過去有略不同。海基會的角色是協商、交流、服務，過去一段時間兩岸協商停滯，二○○八年重啟制度化協商，海基會的交流、服務業務因此大幅成長。一九九三年辜汪會談時期，海基會雖為白手套，然而談判桌上的代表是海基會同仁，海基會的角色吃重。二○○八年後，談判桌上的成員多為官員，海基會負責行政協調與安排，不負責直接談判。再者，二○○八年前，兩岸相關協議執行與聯繫的窗口在海基會，而二○○八年以後的窗口則在設在各相關部會，例如ECFA設在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二○○八年以後海基會的業務量大幅增加，兩岸協商衍生的協調行政工作也頗為繁重。根據海基會網站公布的資料，例如台商經貿糾紛、人身安全、財產權益保障等協處，自一九九一年迄今，計七千一百七十二件，其中五千一百七十九件於二○○八年以後發生，可見二○○八年後產生的業務量占總業務量八成之多。 

在兩岸人民服務業務方面，例如婚姻、繼承、人員往來、醫療保健、子女問題、探親、急難救助、文書驗證等服務業務，自二○○八年迄今已逾四萬五千件，不僅勞力，面對越來越複雜的業務性質，亦需勞心，需要海基會運籌帷幄，提供順暢的交流與更好的服務品質。

近年，大陸經營環境產生重大變化，台商面臨許多轉型升級的問題，海基會作為台商後盾，必須提供強而有力的協助。而伴隨兩岸交流越來越深化，在台陸配人數逐漸增加，亦開放陸企來台投資、陸生來台就學，因此陸配、陸企、陸生的在台需要，也有賴海基會積極協助。 

過去二十餘年，海基會在兩岸交流扮演重要角色，貢獻良多。歷經二十多年的運作，海基會的品牌已然建立。未來，兩岸人民對於海基會提供各項服務的需求只會增加，不會減少。期望海基會進一步強化其角色功能，持續兩岸兩會間的交流往來。

二○一六年五月二十日後

洪奇昌

台灣產經建研社理事長

民進黨執政時期對於兩岸協商並非毫無作為，而是依循在澳門建立起的「澳門模式」進行兩岸商談。在談民航議題時，雖然是由當時台北市航空運輸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范志強主談，但交通部民航局長及交通部航政司長也都有參與。由此可見，在民進黨執政時期並非無兩岸交流規劃，正是因為有這些規劃，使二○○八年國民黨執政時，可以迅速的落實。

事實上，當時如果是用「九二諒解」一詞，現在遇到的困難會更少。「共識」與「諒解」，二者內涵完全不同。當「九二共識」一詞被創造出來後，國民黨二○○八年重返執政，延續二○○五年連胡會對「九二共識」一貫的政治立場。不過在二○一二年九月下旬，「九二共識」因為中共十八大政治報告的明確定義，使其內涵與過去蘇起教授所說的，以及國共雙方所說的都不同。

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中，透過民主方式、民選政府、定期改選，已建立起政黨輪替的民主制度。今年初的總統大選，我們看到朝野兩黨找到了一個最大的台灣共識，就是「中華民國憲法」，或可說是中華民國現行的憲政架構。當藍綠找到一個台灣內部的共識後，是否可以形成新的台灣社會的團結，並以此社會團結來處理未來險峻的兩岸關係，應審慎思考。

我認為，五二○後兩岸會從過去八年的和平發展期，變成冷和平期—還是和平，但兩岸政治關係及經貿關係是冷卻下來的，暫時停頓，以彼此尋求新的可能性與新的基礎，這需要經過一段很長的磨合期。當習近平多次強調兩岸是「命運共同體」時，我認為兩岸應先追求成為「利益共同體」，及承擔兩岸和平責任的「責任共同體」後，才能再往前走。這個責任絕不只是台灣單邊的責任。

意見交流

趙建民

二○○八年以來，大陸十三．五億人口基本上是兩岸議題上的鴿派，這一點是相當不容易的，應對馬政府給予肯定。但一夕之間，現在到大陸走一圈，鴿派完全不見了，究竟問題出在哪裡？討論究竟是「九二共識」還是「九二諒解」，我認為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使對岸十三．五億人和平待我。

邱進益

回應洪理事長，當初建構「九二共識」的過程中，實際上有兩個問題：一個是原則問題，一個是內涵問題，我方所不能認同的是「一個中國」內涵的問題。

建議民進黨朋友，政黨雖然輪替，中華民國憲法卻沒有改變。既然是在中華民國憲政體制下選出的總統，理應遵守中華民國憲法。穩定兩岸關係、促進台灣經濟發展、使台灣能夠繼續生存，是中華民國總統不能迴避的責任。在此前提下，如何迎合對方的需要，又不失我方基本立場，最好的方法，就是強調中華民國憲法所律定的「一個中國」。

高　長

我在今年二月中旬曾到北京與大陸學者交流，討論到蔡主席所提關於中華民國憲政的問題，大陸學者表示對「憲政」一詞還是有疑問，如果能將「憲政」改為「憲法」的話，大陸比較能接受。

現在大陸都在觀察蔡主席五二○就職演說要講什麼，講什麼可能還在其次，重要的是要怎麼做。將來如果民進黨政府繼續推動「去中國化」，即便蔡主席說接受「九二共識」，大陸仍會打問號。

陳明通

事實上，大陸對台系統並未真正瞭解「憲法」與「憲政」的區別。中華民國憲法本文並未提到兩岸關係，因為制定當時仍只有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兩岸分治後制定增修條文，但增修條文第十一條寫的是「自由地區與大陸地區間『人民』權利義務關係及其他事務之處理，得以法律為特別之規定」，這裡強調的是「人民」之間的關係，並不能將之視為兩岸的政治定位。這也是為什麼蔡主席要說「憲政」，也就是憲法本文、增修條文、大法官釋字及法院判例等綁在一起，所構成的憲政架構，而不說「憲法」。

具體的例子是大法官釋字三二九號，該號解釋的聲請背景是關於辜汪四項協議於簽署後是否需要送立法院審議的爭議。按照憲法，立法院對「條約」有審議權，但該釋字明確將「條約」定義為我國與其他國家或國際組織締結的書面協定，這表示兩岸之間所簽署的協議並不在其範疇。這個釋字反而明確化兩岸關係不是國與國關係，陸方願意接受「憲法」而不願意接受包括大法官釋字的「憲政」，是他們對憲政的意涵不夠瞭解。

總結

周繼祥

海基會副董事長兼副秘書長

現在正好是大陸兩會期間，包括習近平、李克強甚至張志軍都曾針對兩岸關係發表講話。例如張志軍就表示「不認九二共識就是改變現狀」。在兩岸互動中，「兩岸互信」是最基礎、最重要的核心，如幾位先進所言，民進黨內部已經做了一些改變，這些改變是非常難得的，但對岸卻要民進黨改變更多，可見如果沒有互信，改變是很難讓對方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