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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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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益交流維穩兩岸關係◆文/趙 怡(中華文化推廣協會理事長)

  • 更新日期:109-08-16

身為一名外省第二代軍人子弟,雖然出生、成長在台灣,心中蘊藏的始終是深深的大中華情結,如長江大河,秦皇漢武,和源遠流長的中原文化;畢竟,小時候的家庭成員大多都是跟隨父親由浙江杭州撤退來台的長輩親友;而居住的社區更是密密麻麻地屯聚著大批來自內陸各地、操著南腔北調的國軍官兵和眷屬們;鎮日裡圍繞耳際的,全是慷慨激昂的反共愛國歌曲和「收復失土、解救同胞」的口號聲,讓我很難不感染到一股屬於異鄉遊子的悲愴情懷。


以兩岸民間交流為志業

因此,自一九八八年兩岸開放門戶以降,我幾乎每年赴陸訪問數次,從未中斷,除了私人尋幽訪勝、觀光旅遊外,也曾代表台灣媒體或公益社團到中國大陸進行交流合作。可以確定的是,在人生旅程末段時期回歸故里,絕不是為了爭逐大國崛起的璀燦光影,也不是企圖在豐饒的市場資源裡競取一瓢而飲之,只是想從近距離觀察的角度,探尋傳統中國的風華樣貌和正在流逝的華夏文明。此外,基於對台灣鄉土的熱愛與責任,我決意以現階段兩岸民間交流為個人志業,替兩地的和平發展,乃至於台灣社會的安全與穩定,略盡綿薄之力。

二○○七年秋,在一個很偶然的機遇下,我接受上海交通大學的聘書,進入新成立的媒體與設計學院任教,隨後並設立上海交通大學︱東森兩岸四地傳播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八年多來除了教課外還擔任博導,輔助數十名碩博士學生順利取得學位,其間因「教學認真」、「成效卓著」而倖獲年度「校長獎」殊榮,堪慰老懷;此外,於二○○九年在台發起成立「中華文化推廣協會」,聯合台灣文教、藝術、影視、體育各界菁英之士,投入兩岸文化交流活動,對於當前中國大陸的教育制度、校園文化、政經發展與民意走向皆有更深一層的瞭解。

上世紀的國共內爭,歷時二十餘載。一九四九年國府退守台灣後,中國乃一分為二,兩岸間一水之隔,直如咫尺天涯,其間多次兵戎相見、血染海峽;進入七十年代以後,西線漸無戰事,但兩軍依然隔洋對峙,人民不相往來,近四十年之久;一九八七年台灣宣布開放探親算是破冰之舉,惟雙方互動仍屬有限;直到二○○八年實施大三通,才真正啟動民間全面交流合作。這一步,走了半個多世紀。

在這段漫長而曲折的過程中,兩地各自發展出與對方相異的次文化,形成華夏共同文明屋簷下的獨有格局。再者,儘管兩岸人民血脈相連,骨肉相親,雙方的政經、社會制度迥然不同,且對比強烈,如社會主義VS.資本主義、計劃經濟VS.市場經濟、中央集權VS.地方自治、政府控制VS.人民當家等差異,使國家分而復合之路,更形艱難。

二○一一年秋季,我突生一念,遂邀集幾位學者朋友專程造訪中國大陸國台辦,舉行一整天的研討講習會,目的是幫助中國大陸涉台事務官員及專家學者進一步瞭解台灣現況,以免做出誤判而衍生出對兩岸和平發展不利的後果。其中,特別在「台灣近代歷史」與「台灣人的中國情結」兩場講述中,鄭重地提出兩點警示:第一,「兩岸差距隨時間日益加大,台灣民意受到主客觀因素影響並未向統一傾斜」,第二, 「涉台人員不可失之於樂觀,而過份宣揚『台灣同胞心向祖國』之類不實訊息,以免未來大陸民眾在期待落空下產生反台、排台心理,將使兩岸交流成果付諸流水」。幾年前的預感,證諸眼下兩岸關係的走向,真是不幸而言中。

針對近年來大陸對台政策率以「讓利、惠台」為主軸的作法,我也曾以個人觀感據實告知陸方涉台人士。其弊之ㄧ,為獨厚極少數特定人物或企業,其弊之二,則是施與受之間過於失衡,忽視了受者的尊嚴,後果往往適得其反。大家都知道,在中華文化的價值體系裡,利益的授受遠不及道義的結合,更不如心靈的契合,何況一個「超強權」和一個「小確幸」之間,怎能靠著單方面的「施惠」來維繫雙方的對等?如此脆弱的關係即便能維持一時,也無法長久。



台灣公益發展  獲致陸方讚賞

為了以具體行動支持我的看法,也想證明台灣仍擁有許多優勢元素足以對等回饋中國大陸,四年前我以「中華文化推廣協會」為名,發起「兩岸公益論壇」,獲得北京方面的認同,並協調中國宋慶齡基金會為對口同步推動。首屆論壇於二○一三年六月舉行,我方代表團成員包括慈濟、佛光、永慶、東森、張老師、鄧麗君、自由空間、罕見疾病等基金會代表,負責在大會中將台灣公民團體蓬勃發展的進程與公益慈善事業的成功經驗與中國大陸朋友分享。四年來,每一位台灣與會代表都以具體的案例、感動的事蹟與激勵的典範人物作為報告主題,透過文字影音畫面的呈現,贏得對岸人士熱烈的掌聲與誠摯的敬意。

台灣的民間社團活動,豐富又多元,扮演著「社會正義捍衛者」的角色。其中尤以宗教團體扮演「帶頭羊」,像慈濟功德會的急難救助,實質功能較公權力有過之而無不及;像佛光會的人間佛教,將教義融匯到歷史、文化、教育、傳播、現代藝術與大眾娛樂平台中,效果無遠弗屆,深入民心;像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會長期關懷失智無依長者並提供照護,人心義行,令人欽敬;餘如傳播界創立的基金會所推動的媒體公益,最擅於運用文字或攝影鏡頭揭開世間的陰暗角落,藉以觸動社會救援的力量;更普遍的還屬由企業支持或市民小額捐助的基金會所實踐的慈善運動,不論是針對病人、傷患、孤兒、貧戶、老者、雛妓、身心障礙者、外籍配偶等弱勢族群,或人權保障、菸害防治、環境與動物保護等社會進步指標,都能適時發聲,付諸行動,奉獻愛心,伸出援手。這些都是台灣自由民主、安和樂利的社會環境所孕育出的「軟實力」,彌足珍貴。


台灣具競爭力的社會元素

兩年多前,來自浙江,就讀淡江大學的女生蔡博藝曾在網路上吐露她的台灣印象,她說「台灣人真的不錯,熱情、謙讓、認真、細心,他們盡力做好自己的事,還想盡辦法幫助你,滿足你的要求。」很顯然,蔡博藝眼中的台灣是活力、進步和充滿希望的。

兩度來台參加學術交流的上海交大研究生郜利靜,更直接把台灣形容為「滋養她的地方」。她也觀察到台灣良好的公益環境,她在心得報告中說:「在台灣到處會遇到志工。他們友好又專業,沒有經濟補助,非但沒減少熱情,反倒因為個人志趣或感情因素,做起事來特別認真。這股強大的民間力量,成功地彌補了公共服務的死角和不足,降低了社會運行的成本,增加了大環境的和諧與進步。整個社會以關懷弱勢為風尚,政府機關、宗教團體、媒介組織都會運用自己的力量來提供資源不足的人群相對公平、舒適的生活空間。」我把郜同學的訪台報告轉給了馬前總統,並補充說明「中國大陸知識青年對台灣的高度認同,應為政府兩岸政策帶來更堅定的信念,如果未來會進行統一談判,『台灣經驗』必將成為重要的選項」。

   中國傳統的哲學思想首重「仁愛」,而「人溺己溺、人飢己飢」或「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憐憫之心更是炎黃子孫的共同價值。只不過,在現今中國大陸的政經社會體制下,公益事業仍控制在政府手中,民間社會企業並不普及,以致功效不彰。我以為,兩岸民間往來升溫或可暫時填補官方互動不足的缺口,為了因應雙方實力快速消長的現勢,我方必須不斷在兩岸交流平台中提出具有競爭力的社會元素,以挽回失衡的局面,而以民間力量為基礎的公益慈善事業,正是今日台灣的亮點之一。或許,兩岸關係能持續穩定發展的關鍵因素,就隱藏在台灣「小而美」社會的每個角落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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