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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北戴河會議初探中共十九大相關人事布局◆文/陳仲志(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 更新日期:109-08-16

對研究中國大陸政治議題者而言,通常一年一度於夏天舉行的北戴河會議可說備受關注,主要原因在於該會議不僅為中共討論黨內重大問題之高層秘密會議,亦為觀察中國大陸政治風向的重要參考指標。然而,自習近平上台後,北戴河會議的型態似乎已出現改變,連帶使其重要性與過去相比漸趨式微。據媒體報導,今(二○一六)年的北戴河會議,關注焦點包括黨內人事及經濟大權問題,因此,本文主要目的係從北戴河會議初步探究中共十九大相關人事布局之可能發展情形,扼要探討習李關係、政治局常委會存廢及接班人選等議題。


從北戴河會議看中共六中全會

過去在中共決策過程中具有相當地位之北戴河會議,其影響在胡錦濤後期已開始淡化;及至習近平上台,隨著習有意擺脫過去元老干政的影響,更使北戴河會議重要性漸趨式微。

北戴河會議開會前,中共便已公布一系列重大決策,包括通過《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採取「終身問責制」;通過《共青團中央改革方案》,對共青團進行整治;決定六中全會時間及內容等。習近平試圖藉此對外展現出重大決策並非須經北戴河會議決定,連帶亦使北戴河會議成為其進行政策宣達與訊息發布管道。換言之,習透過北戴河會議讓與會者瞭解中共目前及預期規劃工作內容,減少元老對政策置喙餘地,避免對政策造成影響。

中共在北戴河會議前公布之重大決策裡,最重要者,莫過於今年將舉行之十八大六中全會。對中共而言,今年六中全會重要的原因,在於該會議係本屆中央委員會最後一次討論重大問題的會議,而其主要議程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員會報告工作;研究「全面從嚴治黨」;制定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若干準則和修訂《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等;此外,還將有一些人事方面的調整。

雖然人事安排並非六中全會重點,惟先前落馬的前福建省長蘇樹林、前遼寧省委書記王珉、前空軍政委田修思等中央委員料將被除名,此亦呼應六中全會「全面從嚴治黨」主題。惟近年值得觀察之處,在於北戴河會議前後,常有重要政治人物落馬情形,去(二○一五)年的河北省委書記周本順,係十八大以後首位落馬的省委書記;今年的天津市長黃興國,則是十八大後首位落馬的直轄市市長,在十九大之前,是否會出現更高層級或更具指標性人物,殊值觀察。


習李關係進一步凸顯「習強李弱」

習自十八大上台以來,事必躬親的態度,反映在其「頭銜」不斷地增加;渠不僅擔任黨政軍的一把手,同時身兼數個領導小組負責人,甚至在里約奧運後,又增加「資深體育愛好者」頭銜。透過頭銜的不斷累積,不僅使習成為毛澤東之後最為強勢的中共領導人外,亦使習李兩人之互動,與中共過去領導層有所不同;最主要者,莫過於經濟工作主導權。在習事必躬親的情況下,已逐漸涉入過去由總理負責的經濟工作。

相較於過去江澤民與胡錦濤時期分別由朱鎔基及溫家寶負責經濟工作,李克強上台後,由於其具有經濟學者背景,並在擔任遼寧省委書記期間提出「克強經濟學」、「克強指數」等創新經濟評估指標,使外界當時對於「克強新政」頗有期待。然而,由於習近平的攬權,亦使李克強成為一九八○年代以來最弱勢的國務院總理。

較為特殊的是,二○一四年六月,中共新華社披露習近平以組長身分,主持召開「中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六次會議;除習之外,總理李克強為副組長、副總理張高麗為成員,試圖藉此凸顯習在經濟領域的主導地位,而李只是經濟政策執行者。然而,習李兩人在經濟政策上的分歧,並未因此緩解。及至今年,習李兩人在爭奪經濟政策主導權上似漸趨明顯。今年五月九日,中共官媒《人民日報》在頭版刊登題為〈開局首季問大勢—權威人士談當前中國經濟〉一文,針對中國大陸經濟幾大焦點議題提出回應,據港媒分析稱,該權威人士多項意見內容與國務院政策相違,或出於習的首席經濟幕僚劉鶴之手。

最令外界看出習李在經濟領域較勁之處,在於習李兩人各自於七月八日及十一日召開經濟形勢座談會,除主管經濟的副總理張高麗兩場均出席外,與會官員及學者專家幾無重疊之處;出席習主持會議之官員有王滬寧、栗戰書、萬鋼及周小川等,出席李主持會議之官員則有劉延東、汪洋、馬凱、楊晶、王勇等人。

然而,在今年北戴河會議前後,中共官媒報導更大肆凸顯習近平在經濟領域的主導地位。不論是《新華網》在八月六日刊載〈習近平告訴你經濟應該這麼抓〉,彙整習近平今年以來針對經濟工作之重要講話;或是《新華網》在八月十八日刊載〈七月份,習近平主持了這六次重要會議〉,強調習近平針對經濟工作「定調子、下任務」,意圖顯示習在經濟領域主導地位。透過官媒強調總書記掌管經濟,亦透露習李兩人互動模式與中共先前領導人互動模式之不同。


常委會存廢討論凸顯習有意藉機集權

值此人事更迭之際,今年以來便不斷有訊息指出,習有意取消常委會。北戴河會議舉行前,中共官媒《人民日報》於六月更發文介紹中共中央主要領導機構的歷史演變,並提到一九三四年一月,六屆五中全會成立中央書記處,並在一九三八年九月的六屆六中全會正式以中央書記處替代政治局常委會;由於七大未選舉產生政治局常委會,該制度便沿用至一九五六年的八大。若從一九三四年算起,至一九五六年為止,期間共二十二年並未設置政治局常委會。此文一出,更令外界關注習近平是否將會取消常委會。

對習而言,廢除常委會不僅更能凸顯其領導地位,亦有助於安排習派人馬接班。畢竟,習近平並不像前任的胡錦濤有擔任儲君長達十年的經歷可以培養班底;相較下,習接班時間可說較為倉促,習派人馬多為省部級官員,欠缺能真正接班的副國級官員班底。以十九大為例,若按照現行「七上八下」的規則,二十五名政治局委員中,除前述五名常委面臨屆退外,還有六名委員即將卸任,一旦取消常委會,將有十一個委員缺額可供習安插省部級人馬進入政治局作為接班人選,亦可進一步鞏固其領導地位。


十九大接班人選仍在較勁

如前所述,若按照「七上八下」等相關慣例,中共十九大的人事布局將可能是習在二十大退休,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及重慶市委書記孫政才有望作為第六代總書記及總理接班人並晉身政治局常委,其餘常委則在未滿六十八歲的政治局委員選出。

然而,「七上八下」的規定,似乎早在中共中央組織部於二○一四年下發 《二○一四━二○一八年全國黨政領導班子建設規劃綱要》廢除。中組部負責人明確提出,「不簡單以年齡劃線,不搞領導班子成員任職年齡層層遞減和 『一刀切』 ,不把換屆提名年齡作為平時調整的年齡界限」。從其規劃年度既已橫跨二○一七年的十九大,再加上二○一五年提出的《推進領導幹部能上能下若干規定(試行)》,在不考量「七上八下」並著重「能上能下」的情況下,更為十九大的人事布局增添變數。

首先,外界認為此係為王岐山在十九大能繼續連任政治局常委鋪路,使其能協助習近平繼續推動反腐工作。然而,王岐山在反腐肅貪打老虎所獲之政治聲望,恐怕不僅會有「功高震主」的情況出現,同時亦有許多人不希望其留任,使習可能面臨黨內勢力平衡取捨之局面,不利於王岐山十九大連任之路。

其次,外界認為習近平未談論接班人問題,似有意連任,而前述年齡劃線問題一經排除,亦為其連任鋪路。畢竟,按照「七上八下」的規範,習在二十大勢將退休,但李克強卻可因未滿六十八歲可續任一屆。對李而言,將處於相當尷尬的處境,畢竟其無法擔任總書記或總理,擔任其他虛職又恐怕對接班的新領導人施政造成影響。不過,對中共而言,政治規則往往係經由政治鬥爭結果而定,「七上八下」原是當年江澤民迫使李瑞環下台之舉,後來亦成為常委退休與否的規範;但中共領導人亦常常踰越規範,如更早之前的退休年齡慣例為七十歲,在十五大時,同樣超過七十歲的江澤民便可例外,而喬石卻必須遵守,十四大時甚至有七十六歲的劉華清入選的特例。在此情形下,習近平若有意連任,並非難事,連帶亦使所謂的「第六代」領導人感到坐立難安。

此外,即便「第六代」的胡春華及孫政才進入常委會,按照習李兩人在十七大也是從中央委員破格進入政治局常委會,習是否在十九大時會越級提拔接班人選,值得關注。


習的核心地位確立與否殊值關注

綜上所述,從習近平上台後,北戴河會議的影響力在中共決策過程中似有漸趨式微之勢,甚至傳出「北戴河無會」的說法。然而,凡此種種均凸顯習有意淡化元老干政局面,使北戴河會議成為習近平向元老們宣達政策之管道,亦對今年六中全會的影響有限。

今年六中全會將是十九大前最重要的會議,不僅將開始討論十九大相關事宜外,亦開始醞釀十九大人事布局。廢除常委會目前看來或許是習有意藉此集權之談判籌碼,然亦可看出習試圖藉此爭取常委會組成人選朝向對其有利局面,連帶影響到十九大相關接班人事安排。在講求政治實力的中共官場,不論「七上八下」的規範是否落實,更重要的是,習是否能在十九大進一步確立其在黨的核心地位。

在鄧小平、江澤民時期,中共領導層都是所謂的「核心」論,及至胡錦濤時期則被改為所謂的「集體領導」。十七大前,曾有把「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的提法,改為「以胡錦濤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俾於在十七大能確立「胡核心」的地位。然「胡核心」的提法未能在十七大確立,對習近平而言,確立「核心」地位亦代表徹底全面掌權和控制全局的重要標誌,尤其在習的第二任內將適逢中共建黨百年紀念,「核心」地位之重要性與代表性不言可喻,亦將有助於奠定習之歷史定位。

因此,從今年北戴河會議到明年中共十九大間,將是中共未來政局發展之關鍵期,相關政情演變發展值得吾人加以密切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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