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面對氣候變遷的發展，由微至鉅，可分別探討農作物本身、農業土壤環境與農業體系三個方面，其中農作物受氣候變遷的影響在於其調適能力的提升；農業土壤環境的面向，一方面涉及農業生產方式如何影響溫室氣體的排放，另一方面則強調農業整合自然環境與人類活動兩者，氣候變遷對農業的影響往往超越農業生產本身。

極端氣候農損災害嚴重

自工業革命以來，人類的活動已改變地球大氣環境，不但使地表氣溫年年上升，更造成氣候環境變遷，使暴雨、乾旱、熱浪、颱風等極端氣候事件的發生頻率增加，而農業正首當其衝。2016年是台灣農業的極端氣候年，在 2016年之前的 10年間，政府每年的平均農業災損現金救助支出總額為 25億元，但是 2016年先後受到寒害、颱風與連續豪雨的災害影響，根據農委會的資料，光是政府在 1月寒害所支出的農業災損現金救助金額就高達 24億元，幾乎等同歷年全年農損救助支出平均金額。至 2016年 10月 10日，農業災損現金救助支出總額已達 66.8億元，是過去全年農損救助支出平均金額 2.78倍。由於台灣的農業生產在 2016年極端氣候事件中造成極為嚴重的損失，可見氣候變遷對農業的經營、糧食的市場穩定、整體農業處境的影響，已是迫在眉睫、必須面對的嚴峻處境。問題在於國家社會與政府體制是否已做足準備，依據農業面臨氣候變遷的景況，在正確的方向上，提出適切的因應對策。

政府目前雖就農業的各種面向，提出因應氣候變遷的調適政策，然而這些政策的主軸多為消極策略。針對生產端的農民，政府的農業調適政策仍然以災害現金救助為重心，此項政策儘管能使農民在災後急難時刻得到支持，但如果要復原農業生產力與生產環境，協助提升對抗氣候變遷的調適能力或經營模式的轉型，只能倚賴農民各自努力。而針對市場端的消費者，政府也未能提出平抑市場物價的機制，導致農產品市場民生必須農產品之物價不合理飆漲。

評估農業因應氣候變遷的調適政策

事實上，自1990 年開辦至今的農業災損現金救助措施，並不是針對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的目的來設計，它並沒有預見未來極端氣候事件發生的頻率不斷竄升，因此，我們應該正視氣候變遷之於農業的衝擊，並評估農業因應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的轉型。甚至，適當的農業生產模式，也是解決氣候變遷的方案之一。上世紀綠色革命帶來的農業發展模式，如投入大量化學肥料，使用農藥來控制疫病、害蟲與雜草等自然環境對農業經濟造成的影響，以機械化、自動化並耗盡地力的方式，大規模單一種植的工業化農業生產。這種生產方式需要各種石化燃料或與石化原料製成的農業化學產品，因此，這種農業模式擴大溫室氣體的排放，加劇全球的溫室效應。

另外，在2015 年巴黎氣候峰會中所提出的「千分之四倡議（4 Per 1000 Initiative: Soils for Food Security and Climate）」指出，工業化農業生產破壞土壤中具備豐富多樣性的有機生物環境，使土壤的固碳能力降低。但是，若每年能提升千分之四的農業土壤碳含量，將能提升土壤的生物環境，因而改善土壤肥力和農業生產效率，進而有助於實現將溫室效應之升溫控制在＋ 1.5 至2℃以內的長期目標。

農作物的調適能力由其生理特質所決定，不同的農作物，調適能力當然不同。但同種的農作物中，生理狀況良好的農作物，調適能力也較強，品種的差異更會表現在面對外在環境刺激調適能力上。可見栽培管理的進步，或藉育種技術從事品種改良，都有助農作物提升調適能力。台灣的農作物育種措施已有長久的歷史，每個時期育種政策推行目的受當時國家背景影響，從日據時期作為發展殖民經濟作物為目標，國民政府接手後，育種是為提高作物產量，穩定國家計畫經濟。現在育種政策的目標，則是源於80 年代的農作物商品化與台灣進入國際農糧貿易體系的背景下，以產量高、賣相佳、甜度高等提升商品價值為育種的目標。

但如今氣候變遷已經成為衝擊農民經營農業的主因，育出對抗氣候變遷的強韌品種，推行提升農作物的調適能力的育種政策勢在必行。現階段政府仍保留完整的農技體系，但要如何確保體系充足的資源、人力與硬體設備來支持，是政府需要面對的課題。

而農業土壤環境在氣候變遷中具有關鍵意義，過去台灣鮮少重視農業土壤在氣候變遷扮演的角色，藉著「千分之四倡議」的引導，我們得知農業生產與土壤環境間存在高度關聯性。農業土壤中的含碳有機物，能防止土壤受到侵蝕、有助於水土保持、提供農作物肥分並維持生物多樣性。即使土壤中的碳含量些微增加，都將對農業的生產力和大氣中溫室氣體的平衡帶來巨大影響。未來，以發展生態農業、混農林業、保育性農業，確保農業地景與環境，儘量實施各種能維持或增強土壤碳含量的農耕施作，是農業因應氣候變遷可行的實際作為。

在氣候變遷的情況下，農業實際所牽涉的層面非常複雜，除了減少溫室氣體排放與加強農業面對氣候變遷的調適能力外，也涉及農業與自然環境間存在各種交互作用、農糧體系運作及國家永續發展等議題。整體來說，氣候變遷增加了農業的不確定性，最大的癥結仍是在於工業化與資本化的農業模式。實際上，農業是自然環境中的一環，不論是農作物或是農業環境，都與自然環境間存在綿密動態 循環體系；但由於工業化與資本化的農業模式切斷了農業與環境間的關係，工業化與資本化農業模式的線性經濟思維，將農業簡化為固定資源、勞力投入，標準化與規模化的生產，以及高度市場化與商品化的消費模式，將農業從原有的循環使用自然環境中的土壤肥分、抑制病蟲害的生物機制等與自然環境交互作用的關係中抽離。

結果，現今工業化與資本化農業模式在氣候變遷的背景下充滿各種不確定風險，無止盡的消耗自然資源，製造大量的廢棄物，溫室效應因而加劇。當農糧體系建立在缺乏韌性的工業化與資本化農業上，農糧市場的不穩定性也會因而提高，農民與消費者必需共同承擔市場不確定帶來的風險，連帶影響國家經濟體系。此外，當農業生產不再經由在地自然環境的供應，而是需要外部資源投入時，鄉村社會的經濟在地自然環境間相連的臍帶也就此瓦解，削弱了鄉村地區面對氣候變遷影響的自立與自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