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7月15日，台灣結束長達38年的戒嚴，轉眼已經30年。30年後，台灣政治改革的成果，受到世界矚目，歷經三次政黨輪替，民主鞏固已有相當的成效，言論及新聞自由在亞洲已經名列前茅。不過，這樣的發展並不是解嚴所能達成的，而是後續台灣人民繼續追求自由、民主，並要求執政者改革，好不容易才獲致的成果。既然如此，解嚴的歷史意義是什麼？又達成何種效果呢？

台灣政治發展脈絡的戒嚴與解嚴

一般認為解嚴是台灣自由化、民主化的重要里程碑，但是，解嚴固然是台灣政治史上重要的轉捩點，至於它在台灣自由化、民主化改革所具有的意義及角色，必須從整個台灣非常體制形成的歷史脈絡中來理解，才可以得到清楚的定位。換言之，釐清戒嚴在非常體制形成的位置，是第一步的工作。

二次大戰終戰後（國際法上，戰爭是在1952年「舊金山和約」生效後，才告一段落），國民政府根據「聯合國最高統帥第一號命令」劃分的接收區域，於1945年10月25日由陳儀接收台灣。此後，國民政府便根據國民黨「一黨訓政」體制的法令來實施統治，如此與民主憲政或是人權保障的原則，大相逕庭。

其後，1946年中華民國政府制憲，並在1947年的年底開始行憲，不過，不僅原本訓政體制和戰時的法令尚未有效調整，整個非常體制的形成，實際上也就在制憲與行憲之間開始展開。1946年1月政治協商會議召開之後，國民政府準備推動制憲的工作，從根柢修正不符合近代立憲主義基本原則的「五五憲草」，通過具濃厚近代民主憲法色彩的「五五憲草十二項修改原則」。為了實施憲政體制的準備工作，根據國民政府主席兼國民黨總裁蔣中正的指示，孫科召開了最高國防會議，檢討可能違憲的相關法律及制度，但是當時決議必須進行的改革與修正方案，並沒有完全的落實。1946年12月25日，制憲國民大會通過以「政協憲草」為藍本的現行中華民國憲法。針對違憲法令的修正等問題，制憲國民大會也制定「憲法實施之準備程序」，明訂「行憲」的步驟與時程。

但是，在準備行憲必須進行的違憲法令廢止或是修改工作，進展相當有限之際，1947年7月，國民政府就下令動員戡亂，原本決議必須廢除的「總動員法」復活，成為政府實施動員戡亂相關管制措施的重要依據。而在1947年12月開始行憲之後，動員戡亂體制與行憲體制就充滿了矛盾，因此，雖然執政者宣稱一邊行憲一邊戡亂，形式上也必須有一個「實定法」的依據。1948年第一屆國民大會召開後，通過了「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這個在1970年代以後開始被批評為憲法的「違章建築」，制定之初實際上是具有時間性修憲意義的條款，明白賦予了「動員戡亂時期」一個憲法形式上的依據。而後，1948年的12月，中華民國政府開始在中國大陸實施戒嚴（未包括台灣澎湖），1949年5月20日，台灣開始實施臨時戒嚴（1950年1月公告將台灣劃入接戰地域的戒嚴令）。根據前述台灣非常體制形成的過程，在戒嚴令開始之前，台灣就已經進入了非常體制，因此解嚴和去除非常體制回歸民主憲政，就制度上來講還存在著相當大的差距，必須去除整個非常體制，台灣才有可能回歸民主憲政的常軌。

解嚴的歷史意義

長期戒嚴下，台灣人權受到了相當的限制。依據1949年的「台灣省戒嚴令」，在戒嚴期間，「嚴禁聚眾集會、罷工、罷課及遊行請願等行動」，「嚴禁以文字標語，或其他方法散布謠言」。如「意圖擾亂治安」，如「造謠惑眾者」、「聚眾暴動者」、「罷工罷市擾亂秩序者」、「鼓動學潮，公然煽惑他人犯罪者」，「依法處死刑」。而根據「戒嚴法」及「懲治叛亂條例」，叛亂罪及「戒嚴法」規定主管機關認定可送交軍法的重大犯罪，平民也由軍法機關偵訊、審判。就此而言，解嚴至少是解除了軍事統治的合法性，人民犯罪基本上不再受軍法的審判，而軍事情治機關在形式上，也不再指揮或是執行一般人民犯罪工作的偵訊、調查或是審判，這在人權發展史上當然有重要的意義。

另一方面，由於戒嚴令只是台灣非常體制的一環，解嚴的效力，最多僅止於化解戒嚴令體制下對人權的箝制，台灣要回歸自由民主體制的常態，則必須要進一步結束動員戡亂時期，處理原本包括訓政體制在內，所有非常體制以及違憲的法律命令才有可能。

更重要的是，根據「戒嚴法」第10條規定：戒嚴令下平民因為「戒嚴法」第8條和第9條規定，遭到軍法審判，「均得於解除戒嚴翌日起，依法上訴」。但是，蔣經國總統領導的國民黨當局，堅持制定來取代戒嚴令的「國安法」把這個可能凍結了。「國安法」第9條規定：平民遭到軍法審判，「刑事裁判已確定者，不得向該管法院上訴或抗告」，這比「戒嚴法」更嚴厲地限制了人民的司法救濟權。

因此，1987年的解嚴，對於戒嚴時期自由、人權的保障，還達不到「戒嚴法」所保障的規定。解嚴了，卻無法根據法律進行對戒嚴時期人權受到侵害的案件重新檢視，體制內原本有限的「轉型正義」，在蔣經國總統的決策下，根本無法展開。

根據前述的討論，解嚴僅是台灣自由化改革的開端，並無法達到落實憲法對基本人權的保障。而蔣經國總統直到執政的最後，沒有準備推動國會全面改選，因此人民無法透過定期的選舉來決定誰來執政，自然也不可能透過定期的選舉來達到政黨輪替的可能，民主化的改革進展更為有限。

成為「自由國家」與民主化後的轉型正義

台灣自由化、民主化改革的落實，是在李登輝主政的1990年代展開。1991年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廢除臨時條款，是台灣終結非常體制，推動進一步政治改革的關鍵。不過，在終止動員戡亂體制後，隨即引爆的「獨台會事件」，再次凸顯「言論叛亂罪」的問題。在改革的要求下，「懲治叛亂條例」旋即廢止，次年，「刑法」100條修正，解決了「言論叛亂罪」的問題，也終結了「白色恐怖」，基本上完成自由化改革。

至於民主化的改革，第二屆國民大會代表及立法委員的選舉在1991年、1992年先後舉行，完成國會全面改選，這是民主化的第一階段。而後再透過修改「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賦予地方自治的憲法基礎，使得地方自治的法制化得以在1994年開始展開。而1996年的總統直選，更是人民可以透過選舉，直接決定國家執政者的最後一哩路。1997年「自由之家」進行的1996年評比中，台灣也開始名列自由國家之林。

前述自由化、民主化改革成效可觀，但是對於過去侵害人權事件的反省、平反，甚至追究責任，進行轉型正義的推動，則是另一個問題。

李登輝總統任內，從228事件著手，回應民間的要求，進行228事件的調查。在調查報告出爐之後，李總統代表政府表達道歉之意，同時成立228事件紀念基金會，在制度上提供補償的管道。繼228事件之後，白色恐怖的平反運動也在民間的壓力之下展開，國民黨當局再次透過立法的手段，進行白色恐怖的補償。

前述這些補償作業，基本上都伴隨一定程度的真相調查，但是檔案無法全面公開，使得真相的探究面臨相當大的困難，而進一步的責任追究，則更為艱難。整體而言，在李登輝總統時期，對受難者以及家屬有一定程度金錢上的撫慰，後來在陳水扁總統時代，再有形式上回復名譽的措施。

但是，探究這些人之所以受害，而試圖進一步追究加害者，甚至探究主要政治負責人的政治責任，則遭到了一定程度的阻礙。228事件的部分，雖然228事件紀念基金會在2006年完成了責任歸屬報告，也曾報請行政院備查，但是不僅在制度上並沒有取得與之前行政院228事件調查報告的地位，成為官方正式的報告，而且在民間也有非常多不同的聲音。因此，對台灣而言，民主化改革之後所剩餘的歷史待解問題中，最重要之一，無疑就是對過去被強人威權統治時期侵害人權的平反，與歷史責任的探究。如此，才能避免歷史的重演，使台灣的自由民主更加深化。這也是蔡英文總統宣示要推動轉型正義，重要的歷史意義。

註：本篇是根據筆者過去研究「中華民國憲法」及戰後台灣政治發展的相關論文，整理、增刪而成。如讀者有興趣進一步瞭解，可參考：〈蔣經國與台灣政治發展的歷史再評價：以解嚴為中心的探討〉，《台灣風物》60：4，2012年12月；〈戰後台灣非常體制的形成問題〉，《許志雄教授六秩華誕祝壽論文集－立憲國家之課題與挑戰》，台北：元照，2013；薛化元、楊秀菁、蘇瑞鏘，《戰後台灣人權發展史》，板橋：稻鄉，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