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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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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民謠熱承襲台灣民歌精神◆文/李怡芸

  • 更新日期:109-08-15

近年,民謠迅速地在中國大陸復甦,評論人指這樣的風潮,是無可依傍的現代人,在民謠中找到歸依,而中國大陸民謠的發展,與台灣的民歌運動不脫關係。當年台灣在國際局勢孤立的年代,知識份子尋找自我認同的渴望,如今在中國大陸則是以文化自信、自覺的角度傳承並再次讓民歌復興。

民歌正名爭議

中國大陸所謂的「民謠」,與台灣的「民歌」,都是英文中的「folk music」,但中國大陸的語境下,「民謠」更趨近於小清新的,即台灣所謂的「民歌」;而中國大陸的「民歌」則更常指「原生態」的、地域性強的民俗音樂。但樂評人指出,其實若回歸傳統,則民歌與民謠其實是同源之水,至今也殊途同歸。

台灣關於「民歌」一詞亦曾有過論戰,1975年6月6日,台灣大學生物學研究生楊弦在台北中山堂舉行的「現代民歌創作演唱會」,堪稱為台灣「民歌運動」的濫觴,然而所謂民歌,如《台灣音樂史》中的定義,乃是來自於民間,由集體或個人創作,經口口相傳後流傳開來的歌曲形式,學院派據此抨擊自稱為「民歌」的現代民歌。

1976年2月13日,余光中以一篇〈民歌的常與變〉為現代民歌做辯護,從中國古代樂府詩及西方敘事民謠發展的角度來論證「民歌」命名的合理性,回應了一些「假民歌之名以自重」的質疑聲音,認為此時提到的「現代民歌」與傳統民歌的定義已大有不同,「現代人要聽民歌,要聽新的民歌,只有自己動手來寫,不可能等『民間』像釀陳年老酒歲月悠悠的釀出一首民歌來。」

民歌運動推手,電台主持人陶曉清也曾指出,現在的時代不可能產生以前那樣的民歌,現在的東西若能經得起考驗,也許經過十幾二十年後,就能代表我們的時代。對「現代民歌」的支持者,更關注的不再是「是否來自民間」而是「是否能代表一個時代」。

兩岸民歌精神

70年代民歌運動有其宏觀的背景,從「保釣運動」、被迫退出聯合國、中日建交、台美斷交等一連串的外交挫敗,強烈的失落感帶來民族意識的覺醒。一部分有識之士認知到不能再盲目追隨西方現代主義,開始回頭關注台灣本土文化,於是在音樂上,表現為「唱自己的歌」,在1975年楊弦的現代名歌演唱會前,便已有李雙澤演唱了陳達的恆春民謠《思想起》,寫了《少年中國》、《老鼓手》,胡德夫唱了卑南民謠《美麗的稻穗》。

「給我一瓢長江水啊長江水,那酒一樣的長江水,那醉酒的滋味是鄉愁的滋味……。」楊弦和胡德夫演唱以余光中的現代詩譜寫的《鄉愁四韻》,李雙澤唱起由蔣勳的詩改寫的《少年中國》,一如歌詞「我們隔著迢遙的山河,去看望祖國的土地,你用你的足跡,我用我遊子的鄉愁」,當時的民歌手在處理身分認同問題時,一部分的立場是混雜了民族主義、反西化等多種渴望,並沒有徹底推翻原有的文化傳統,而是在「黃河」、「長江」、「土地」等意象上尋民族之根,並在此基礎上努力尋找新樂園,在本土與故土的文化遺產中反思與創造。

民歌運動中有些既非傳統民歌,亦非流行藝術歌曲,以古代詩作譜曲的作品,則頗有些藉古諷今的意味,如取材自《紅樓夢》的《好了歌》,譜曲和主唱者吳楚楚便指出那些沽名釣譽、貪圖財富的現象背後,均是浮雲。又如取自明朝詩人楊慎詞作《臨江仙》的《詠三國》,一句「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是非成敗轉頭空」,道盡中國歷史的變遷,一方面,這樣的寫法也是一種因應當時「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政策的方式,創作者將想表達的訊息隱藏在「中國風」的保護色下,躲開封殺。

陶曉清在電影《40年》中指出,到了80年代,年輕人透過民歌抒發對社會的觀察,而「唱自己的歌」中的「自己」也已摘去家國情懷,轉向凸顯個人,這一時期的民歌取材廣泛,從社會風俗到友情、送別,情愛都膾炙人口,此時中國大陸的流行音樂也剛走出紅歌時代,迎接港台新風湧入,《校園民謠》、《青春無悔》等專輯亦將中國大陸的校園民謠推向巔峰。

中國大陸新民謠成慰藉

1994年1月大地唱片發行《校園民謠》,此前的 1993 年,正是中國大陸國家教委發佈《關於改革高等學校畢業生分配制度的報告》後,第一屆學生就業不包分配的畢業季。從這一屆大學生開始,官方不再負責分配,而是實行畢業生和用人單位之間「雙向選擇」的就業機制。這意味著,此前被譽為「天之驕子」的大學生們,一下子被推向他們並不熟悉的就業市場乃至整個巨變中的社會,待價而沽。

從小一直接受的集體主義教育和社會主體想像彷彿一下子落空,這批大學生將要進入的,是一個財富和特權開始掌控話語權的他者空間,因此在校園民謠裡,我們會不斷聽到關於命運的嘆息、青春的告別,聽到短命的純美愛情和相忘於江湖的友情,這些情感似乎缺少明確的社會指向,也沒有什麼清楚的政治訴求和牢固的陣地,它們只能返身上一個時代的氛圍尋找慰藉。

「2007到2009年,民謠場景突然在兩岸三地大爆發,成了這2年流行音樂領域最受矚目的事件。此時,曾經的民謠歌手紛紛推出新作,新的民謠歌手如雨後春筍,民謠從暗流洶湧到了地表」,資深樂評人李皖曾如此描述。校園民謠熱消隱後,又一度成為熱點,這一波民謠的復興被稱為新民謠,隊伍中群賢雲集,傳奇老將紛紛重入江湖。

一些觀察者看來,新民謠已經成為「一個讓不少城市知識青年、文藝愛好者、學者們所討論和期待的事物」,也有論者認為新民謠「隱約呈現出某種文化『運動』的氣象」。中國大陸民歌樂手如周雲蓬唱海子的《九月》,鐘立風唱張棗的《鏡中》,野孩子唱北島的《一切》等,一時百花齊放,專欄作家一把青便指出,唱出肺腑之聲的中國大陸民謠熱,宛如承襲了台灣的民歌精神,持續唱出自我定位的追尋。

民歌回歸鄉土

近年,《成都》、《南山南》、《車站》、《天真熱》等中國大陸民歌無論從歌詞、編曲還是調性上都相當「接地氣」,掀起不小的流行浪潮。與 20 年前偏於青春感傷的民謠風格相比,這股潮流展現出新的趨勢和新的氣象。歌手趙雷憑藉民謠《成都》在一檔綜藝節目中脫穎而出,此曲也一時刷爆「朋友圈」,引發了大眾對民謠的廣泛關注。近兩年來,作為流行音樂分支的民謠在中國大陸再次呈現出蓬勃的復興之勢。

樂評人指出,「回歸鄉土傳統」的思路興起,音樂人在傳統民歌中挖掘城市人能欣賞的素材,正是近年民謠興起的基礎。在中國大陸快速城市化進程中,原生態的鄉土音樂正被大規模邊緣化,很難進入城市文化的內核;凶猛的外來音樂又有截然不同的背景,難以表達本土性的情懷。「新民謠被廣泛地賦予了嫁接鄉土和城市文化的角色。比如立足於北京的 IZ 和杭蓋樂隊,都大幅度地將山地和遊牧音樂元素融入他們的音樂裡,白水樂隊將四川農耕的綠色感受帶給了觀眾,蘇陽把寧夏的土花兒音樂唱給城市人聽。他們都很成功」,中國大陸音樂人魏小石說。

台灣的「民歌採集運動」迄今50週年,民歌採集運動,由留歐的前輩音樂人史惟亮、許常惠共同發起,當時在現代主義的主流思潮下,西洋音樂大量充斥,史惟亮與許常惠對當時台灣的「重洋輕本」感到憂心,遂開啟了採集運動,並組成了採集隊,史惟亮領軍的東隊走訪泰雅、布農、排灣,魯凱等族為採錄對象,西隊由許常惠領軍採錄西部平原的福佬、客家等族。當年的民歌採集運動,發掘了陳達、廖瓊枝等民間樂人,也以錄音和文字記錄下當時台灣的聲音。

從台灣的民歌採集,到中國大陸「新民謠」嫁接了鄉土與城市兩種文化,民歌的低唱淺吟,甚至樸素到簡陋的旋律,像是自然的旋律與唱和,在兩岸音樂發展中,至今仍產生觸及心靈深處的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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