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民謠迅速地在中國大陸復甦，評論人指這樣的風潮，是無可依傍的現代人，在民謠中找到歸依，而中國大陸民謠的發展，與台灣的民歌運動不脫關係。當年台灣在國際局勢孤立的年代，知識份子尋找自我認同的渴望，如今在中國大陸則是以文化自信、自覺的角度傳承並再次讓民歌復興。

民歌正名爭議

中國大陸所謂的「民謠」，與台灣的「民歌」，都是英文中的「folk music」，但中國大陸的語境下，「民謠」更趨近於小清新的，即台灣所謂的「民歌」；而中國大陸的「民歌」則更常指「原生態」的、地域性強的民俗音樂。但樂評人指出，其實若回歸傳統，則民歌與民謠其實是同源之水，至今也殊途同歸。

台灣關於「民歌」一詞亦曾有過論戰，1975年6月6日，台灣大學生物學研究生楊弦在台北中山堂舉行的「現代民歌創作演唱會」，堪稱為台灣「民歌運動」的濫觴，然而所謂民歌，如《台灣音樂史》中的定義，乃是來自於民間，由集體或個人創作，經口口相傳後流傳開來的歌曲形式，學院派據此抨擊自稱為「民歌」的現代民歌。

1976年2月13日，余光中以一篇〈民歌的常與變〉為現代民歌做辯護，從中國古代樂府詩及西方敘事民謠發展的角度來論證「民歌」命名的合理性，回應了一些「假民歌之名以自重」的質疑聲音，認為此時提到的「現代民歌」與傳統民歌的定義已大有不同，「現代人要聽民歌，要聽新的民歌，只有自己動手來寫，不可能等『民間』像釀陳年老酒歲月悠悠的釀出一首民歌來。」

民歌運動推手，電台主持人陶曉清也曾指出，現在的時代不可能產生以前那樣的民歌，現在的東西若能經得起考驗，也許經過十幾二十年後，就能代表我們的時代。對「現代民歌」的支持者，更關注的不再是「是否來自民間」而是「是否能代表一個時代」。

兩岸民歌精神

70年代民歌運動有其宏觀的背景，從「保釣運動」、被迫退出聯合國、中日建交、台美斷交等一連串的外交挫敗，強烈的失落感帶來民族意識的覺醒。一部分有識之士認知到不能再盲目追隨西方現代主義，開始回頭關注台灣本土文化，於是在音樂上，表現為「唱自己的歌」，在1975年楊弦的現代名歌演唱會前，便已有李雙澤演唱了陳達的恆春民謠《思想起》，寫了《少年中國》、《老鼓手》，胡德夫唱了卑南民謠《美麗的稻穗》。

「給我一瓢長江水啊長江水，那酒一樣的長江水，那醉酒的滋味是鄉愁的滋味……。」楊弦和胡德夫演唱以余光中的現代詩譜寫的《鄉愁四韻》，李雙澤唱起由蔣勳的詩改寫的《少年中國》，一如歌詞「我們隔著迢遙的山河，去看望祖國的土地，你用你的足跡，我用我遊子的鄉愁」，當時的民歌手在處理身分認同問題時，一部分的立場是混雜了民族主義、反西化等多種渴望，並沒有徹底推翻原有的文化傳統，而是在「黃河」、「長江」、「土地」等意象上尋民族之根，並在此基礎上努力尋找新樂園，在本土與故土的文化遺產中反思與創造。

民歌運動中有些既非傳統民歌，亦非流行藝術歌曲，以古代詩作譜曲的作品，則頗有些藉古諷今的意味，如取材自《紅樓夢》的《好了歌》，譜曲和主唱者吳楚楚便指出那些沽名釣譽、貪圖財富的現象背後，均是浮雲。又如取自明朝詩人楊慎詞作《臨江仙》的《詠三國》，一句「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是非成敗轉頭空」，道盡中國歷史的變遷，一方面，這樣的寫法也是一種因應當時「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政策的方式，創作者將想表達的訊息隱藏在「中國風」的保護色下，躲開封殺。

陶曉清在電影《40年》中指出，到了80年代，年輕人透過民歌抒發對社會的觀察，而「唱自己的歌」中的「自己」也已摘去家國情懷，轉向凸顯個人，這一時期的民歌取材廣泛，從社會風俗到友情、送別，情愛都膾炙人口，此時中國大陸的流行音樂也剛走出紅歌時代，迎接港台新風湧入，《校園民謠》、《青春無悔》等專輯亦將中國大陸的校園民謠推向巔峰。

中國大陸新民謠成慰藉

1994年1月大地唱片發行《校園民謠》，此前的 1993 年，正是中國大陸國家教委發佈《關於改革高等學校畢業生分配制度的報告》後，第一屆學生就業不包分配的畢業季。從這一屆大學生開始，官方不再負責分配，而是實行畢業生和用人單位之間「雙向選擇」的就業機制。這意味著，此前被譽為「天之驕子」的大學生們，一下子被推向他們並不熟悉的就業市場乃至整個巨變中的社會，待價而沽。

從小一直接受的集體主義教育和社會主體想像彷彿一下子落空，這批大學生將要進入的，是一個財富和特權開始掌控話語權的他者空間，因此在校園民謠裡，我們會不斷聽到關於命運的嘆息、青春的告別，聽到短命的純美愛情和相忘於江湖的友情，這些情感似乎缺少明確的社會指向，也沒有什麼清楚的政治訴求和牢固的陣地，它們只能返身上一個時代的氛圍尋找慰藉。

「2007到2009年，民謠場景突然在兩岸三地大爆發，成了這2年流行音樂領域最受矚目的事件。此時，曾經的民謠歌手紛紛推出新作，新的民謠歌手如雨後春筍，民謠從暗流洶湧到了地表」，資深樂評人李皖曾如此描述。校園民謠熱消隱後，又一度成為熱點，這一波民謠的復興被稱為新民謠，隊伍中群賢雲集，傳奇老將紛紛重入江湖。

一些觀察者看來，新民謠已經成為「一個讓不少城市知識青年、文藝愛好者、學者們所討論和期待的事物」，也有論者認為新民謠「隱約呈現出某種文化『運動』的氣象」。中國大陸民歌樂手如周雲蓬唱海子的《九月》，鐘立風唱張棗的《鏡中》，野孩子唱北島的《一切》等，一時百花齊放，專欄作家一把青便指出，唱出肺腑之聲的中國大陸民謠熱，宛如承襲了台灣的民歌精神，持續唱出自我定位的追尋。

民歌回歸鄉土

近年，《成都》、《南山南》、《車站》、《天真熱》等中國大陸民歌無論從歌詞、編曲還是調性上都相當「接地氣」，掀起不小的流行浪潮。與 20 年前偏於青春感傷的民謠風格相比，這股潮流展現出新的趨勢和新的氣象。歌手趙雷憑藉民謠《成都》在一檔綜藝節目中脫穎而出，此曲也一時刷爆「朋友圈」，引發了大眾對民謠的廣泛關注。近兩年來，作為流行音樂分支的民謠在中國大陸再次呈現出蓬勃的復興之勢。

樂評人指出，「回歸鄉土傳統」的思路興起，音樂人在傳統民歌中挖掘城市人能欣賞的素材，正是近年民謠興起的基礎。在中國大陸快速城市化進程中，原生態的鄉土音樂正被大規模邊緣化，很難進入城市文化的內核；凶猛的外來音樂又有截然不同的背景，難以表達本土性的情懷。「新民謠被廣泛地賦予了嫁接鄉土和城市文化的角色。比如立足於北京的 IZ 和杭蓋樂隊，都大幅度地將山地和遊牧音樂元素融入他們的音樂裡，白水樂隊將四川農耕的綠色感受帶給了觀眾，蘇陽把寧夏的土花兒音樂唱給城市人聽。他們都很成功」，中國大陸音樂人魏小石說。

台灣的「民歌採集運動」迄今50週年，民歌採集運動，由留歐的前輩音樂人史惟亮、許常惠共同發起，當時在現代主義的主流思潮下，西洋音樂大量充斥，史惟亮與許常惠對當時台灣的「重洋輕本」感到憂心，遂開啟了採集運動，並組成了採集隊，史惟亮領軍的東隊走訪泰雅、布農、排灣，魯凱等族為採錄對象，西隊由許常惠領軍採錄西部平原的福佬、客家等族。當年的民歌採集運動，發掘了陳達、廖瓊枝等民間樂人，也以錄音和文字記錄下當時台灣的聲音。

從台灣的民歌採集，到中國大陸「新民謠」嫁接了鄉土與城市兩種文化，民歌的低唱淺吟，甚至樸素到簡陋的旋律，像是自然的旋律與唱和，在兩岸音樂發展中，至今仍產生觸及心靈深處的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