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1年起，隨著中國大陸投資環境勞動成本上漲，經濟發展趨緩，東南亞區域國家加速整合且產業鏈漸臻完備，包括2015年底東協經濟共同體（AEC）的建立，以及南亞大國印度的經濟崛起等因素的影響下，台商對中國大陸的投資金額連4年衰退，迫使在當地投資的日、韓、台等企業紛紛轉向東南亞及印度另設生產基地或營運據點。在此大環境背景下，政府於2016年推動「新南向政策」（New Southbound Policy），希望重新定位台灣在亞洲發展的重要角色。

新南向政策的主要目的，在於強化台灣與東南亞國家及南亞國家在經貿、教育、文化、科技及社會的連結與合作，共創區域的發展和繁榮，讓台灣調整過去過度經濟依賴中國大陸的現象，亦希望以政府政策推動企業往東南亞地區發展，進而降低台灣因經濟太過依賴中國大陸所導致的政治風險。2016年8月，政府提出《新南向政策綱領》，將「新南向政策」定位為我國整體對外經貿戰略的重要一環，要為新階段的經濟發展，尋求新的方向和新的動能，並重新定位台灣在亞洲發展的重要角色，創造未來價值。

│ 台灣「新南向政策」的內涵

「新南向政策」整體工作將從「經貿合作」、「人才交流」、「資源共享」和「區域鏈結」四大面向著手；「新南向政策」的總體目標，為促進台灣與東協、南亞、紐澳等18個國家的經貿、科技、文化等各層面的連結，共享資源、人才與市場，創造互利共贏的新合作模式。新南向政策強調透過「四大連結」（軟實力連結、供應鏈連結、區域市場連結、人與人連結）的推動，將台灣界定為是「亞洲乃至亞太國家典範」，並扮演「創新者、分享者及服務者」的角色來讓台灣與新南向國家建立「經濟共同體意識」。蔡英文總統曾多次強調，將把新南向政策作為新經貿模式改革的第一步，最重要目的就在加強與區域連結，提升對外經貿格局和多元化，並告別以往過度依賴單一市場的現象。而政府也將透過相關政策之調整，以啟動政府之配套措施，讓市場法則運轉更為順暢，讓更多人考慮加入新南向的機會。為此，蔡英文總統並提出5項承諾：

一、協助開發人力資源，讓台灣成為亞洲產業人才培育中心；

二、分享台灣在石化、ICT、醫療等產業發展的經驗；

三、政府初步編列35億美元策略性貸款資金，透過 ODA（政府開發援助）模式協助各國公共建設；

四、協助中小企業及NGO投入新南向；

五、與理念相近國家深化區域國際合作，以利區域的和平穩定及繁榮發展。

│ 中國大陸的「一帶一路」

中國大陸推動「一帶一路」建設，始於2013年9月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出訪中亞和東南亞國家期間，先後提出的共建「一帶一路」（One Belt One Road）重大倡議，以點帶面，從線到片，逐步形成區域合作。2015年3月經中國大陸國務院授權，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外交部、商務部三部委聯合發布「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簡稱「願景與行動」）。

「一帶一路」沿線多是新興經濟體與發展中國家，涵蓋區域包括東南亞、中亞、南亞、西亞、中東歐與非洲等地區，涵蓋區域人口約 44 億人（佔全球 63％）、21個地區或國家，經濟總量約 21 兆美元（佔全球 29％）。目標除了拓展中國大陸在區域乃至於全球之政治經濟影響力之外，亦透過此具有高度地緣政治戰略之計畫，發展中國大陸和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合作夥伴關係，計劃加強沿路的基礎建設，消化中國大陸過剩的產能與勞動力、保障中國大陸的能源（如哈薩克石油）與糧食供給，並帶動西部地區的開發；進一步地降低中國大陸與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經貿戰略衝突，亦將中國大陸之影響力逐漸地拓展到美國較為忽視的中亞、西亞等地區。

│「新南向政策」與 「一帶一路」 之競合關係

中國大陸的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地區與台灣新南向政策連結的國家對象幾乎重疊；「新南向政策」共有18個目標國家，當中除了澳大利亞及紐西蘭外，其餘16國均與「一帶一路」所覆蓋的國家重疊。因此，外界常誤以為台灣「新南向政策」是在與中國大陸「一帶一路」競爭，更有中國大陸學者抨擊蔡英文總統在推動「遠中」、「脫中」的「經濟台獨」。因此，台灣如何在亞太新情勢及美中競合結構下，構思並規劃「新南向政策」和「一帶一路」競合之相關策略，一方面持續擴大美、日、印、澳等國之戰略合作，另一方面亦尋求與中國大陸能有某種程度的連結和合作，以降低中國大陸對台灣的政治疑慮，實有其必要性。

蔡英文總統在就職總統之日即強調願意和對岸，就共同參與區域發展的相關議題，坦誠交換意見，尋求各種合作與協力的可能性。此外，蔡英文總統在出席玉山論壇的演說中，亦對「新南向政策」重新定位，表示「新南向政策」就是台灣的「亞洲區域戰略」，具有高度包容性，並和其他區域倡議，包括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一帶一路」及印日自由走廊等，非競爭關係，而是相輔相成，最終目標是讓台灣、區域及全世界國家一起努力，擴大及深化在東南亞及南亞的角色。

最近，蔡英文總統亦強調，「新南向政策」目前已從初步架構進入更深層次的發展，須從國際合作、產業發展、經貿諮商、外交推動等各層面進行更全面、細緻地通盤策略規劃，同時建立可整合各方力量、更有效率執行體系，才能整合出更大能量，突破各種瓶頸。「新南向政策」是提升附加價值的產業政策，企圖透過推動製造業、服務業、農業、電子商務、漁業、畜牧業等產業前進東南亞及鼓勵雙向觀光、投資、教育及人才交流，讓新南向國家成為台灣內需市場的延伸與經濟的外部支撐力量，並具有以推銷台灣生活模式作為亞太國家的典範之雄心。

│「新南向政策」的經貿戰略意涵

尋求兩岸合作契機

前總統府新南向政策辦公室主任黃志芳曾表示，兩岸對經營東南亞的議題可以相輔相成，並以不同方式或角度投入東南亞發展，而達成經濟共榮。行政院陸委會在立法院施政報告時也指稱，「新南向政策」是為台灣尋找新的外部經濟支撐力量，並非要取代中國大陸市場而轉移到東南亞。台灣的「新南向政策」若能與中國大陸的「一帶一路」尋找出某種程度合作，在「新南向政策」架構下，考慮在兩岸較不敏感的交集項目，尋求參與中國大陸的海上絲綢之路建設。除了可為中國大陸之產能過剩及台灣經貿結構問題找到新出路，兩岸企業也可從對沿線國家和地區的投資生產，進一步在全球供應鏈和價值鏈環節發揮優勢作用，應該也是兩岸對外發展的共贏之路。

尋找台灣的國際合作空間

近年來，東協國家及印度在區域安全、地緣政治、國際經濟上重要性日益增加，歐、美、中、日等大國勢力在印太地區競逐將更激烈。美國川普總統上台後，強調美國利益為優先，並已簽署退出TPP。美國新的經貿策略，想擺脫過去多邊架構對美國在貿易上遭遇的不公平待遇，改採對美國有利的雙邊談判與分別談判的做法，並祭出各種法案及行政措施來落實「美國優先」，直到「美國再度強大」，再來談多邊機制，因此，貿易成了中美之間非常關鍵的議題。

2017年12月18日「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及2018年1月19日「美國國防戰略報告」可清楚看出，美國對中國大陸崛起所投射出來的力量將採取平衡或反制手段；此外，「2018年國防授權法案」與「台灣旅行法」，都進一步提升台美間之戰略合作。在此國際情勢下，台灣應利用東協、印度深厚佈局，研擬對美、日等大國合作策略，以增加台灣在亞太地區之發言權，從而爭取更多參與國際社會之空間；另一方面，「新南向政策」雖具經濟戰略意義，但應減少兩岸間敏感且不易有共識的政治及主權爭議，台北與北京雙方皆有責任儘早恢復官方溝通機制，共同協商兩岸在「新南向政策」與「一帶一路」之合作事宜，並規劃相關政策可行性之具體分析及執行。另外，台灣亦應積極爭取參與CPTTP，及推動台灣與CPTTP 11國間的雙邊經貿合作機制，透過強化我國與CPTTP各國的實質經貿合作，爭取台灣在國際上與外交上的政治空間，這些措施皆有利於台灣國際地位的提升，從而有裨於我國新南向政策之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