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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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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南向企業的機遇與挑戰◆文/徐遵慈(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東協研究中心主任)《交流雜誌107年4月號第158期(歷史資料)》

「新南向政策」為蔡英文總統上任後推動的「亞洲區域戰略」,目標在加強與東南亞10國(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印尼、菲律賓、越南、柬埔寨、緬甸、寮國、汶萊)、南亞6國(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蘭卡、尼泊爾、不丹)和紐西蘭、澳洲等18國間經貿、人才交流等多層面合作關係,以創造互利共贏,並協助我國業者融入亞太區域整合。

蔡總統於2017年4月20日召開第三次對外經貿戰略會談,要求將新南向政策聚焦於「五大旗艦計畫」及「三大潛力領域」,前者包括:產業人才發展、醫衛合作與產業鏈發展、創新產業合作、區域農業發展、新南向論壇與青年交流平台;「三大潛力領域」則包括公共工程、觀光與跨境電商。8月間,更進一步指示將建立策略性融資機制,初期匡列35億美元(約新台幣1,050億元)專案資金,以提供台灣版之政府開發援助(ODA),與新南向國家進行公共工程合作,其後政府編列15億元利息差額補貼預算,以協助工程業者南向。

東南亞與印度原本為我重要貿易夥伴與企業投資佈局重鎮,挾「新南向政策」實施後種種政策利多與鼓勵及優惠措施,已引起企業熱烈反應,爭相前進新南向國家市場。惟2016年迄今,國際與亞洲政經局勢亦陸續出現重大變化,部分國家產業政策與貿易、投資環境正易弦更張,對我南向企業雖創造新的機會,但同時也帶來嚴峻的挑戰。值此政府宣布「新南向政策」已屆滿兩年,南向企業遭遇之困難值得政府重視,以協助其尋求解決之道。

│「新南向政策」迄今經貿成果的檢視

「新南向政策」主要以「經貿合作」、「人才交流」、「資源共享」和「區域鏈結」4大工作面向來推動。經貿合作是新南向政策的重中之重,除盼提升對外經濟的格局及多元性,亦旨在拓展多元市場。由於近年東協與南亞國家經濟快速發展,國內需求強勁,再加上中產階級快速崛起,形成龐大的消費力量,更成為我國尋找出口動能與外海投資佈局的亮點。

根據最新統計,2017年我國對新南向國家的貿易總額與佔比雙雙提升,從2016年不足1,000億美元及佔對外貿易總額18.78%,增加至1,100億美元,佔對外貿易比重也增至19.23%。

如進一步觀察2017年我對新南向國家的出口表現,總金額約673億美元,較2016年成長幅度達13.42%,佔我出口總額之比重約21.23%。值得注意的是,我對新南向國家出口的成長動力主要來自於6個新南向重點國(雙印、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與越南),成長率達16.93%(436億美元),高於新南向國家整體成長率。若從區域來看,東南亞顯然是最主要的成長來源(14.22%),其次為南亞(13.49%),紐澳則僅成長1.61%(見表)。

我國2017年對新南向國家與中國大陸的出口概況



2016年2017年2017年占比成長率(2017/2016)
新南向國家59,415,94667,387,24021.23%13.42%
新南向重點國37,082,30243,360,86813.66%16.93%
東協51,291,21658,583,99418.46%14.22%
南亞4,610,6385,232,7251.65%13.49%
紐澳3,514,0923,570,5211.12%1.61%
中國大陸73,878,92088,995,35928.04%20.46%
港澳38,527,44441,396,52113.04%7.45%

單位:千美元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財政部貿易統計資料

然而,儘管2017年對新南向國家貿易成績可喜, 2011至2014年我對新南向國家貿易總額均超過1,100億美元,但2015年起明顯下滑,至2017年仍未恢復2014年以前的水準,顯示新南向市場的激烈競爭以及「新南向政策」肩負帶領企業拓展東南亞、南亞的重要使命。此外,2017年兩岸貿易金額達1,810億美元,佔對外貿易比重約31.54%,其中對中國大陸(不含港澳)出口成長率更達20.46%(889億美元),遠勝所有新南向國家,也顯示新南向市場與中國大陸市場同等重要,不可偏廢。

在貨品貿易外,我企業至新南向國家投資佈局,及進入服務業、公共工程、「新經濟」等新興領域,亦逐漸繳出令人矚目的成績單。其中,我金融服務業如銀行、保險、證券等積極佈局東協市場外,我企業陸續在東南亞、印度進入智慧城市、醫療、綠能、運輸、新農業、清真產業等新興領域,投資佈局的方式也日漸多元與靈活,跳脫傳統的製造業加工生產或代工模式,顯示新南向國家不再僅只是台商的加工生產基地,更是深具各種潛力與合作契機的長期經貿夥伴。

│南向企業的機遇與挑戰

根據亞洲開發銀行(ADB)最新資料,2017年東協國家整體經濟成長持續上修,2017、2018年成長率預計可望達到5.2%,擺脫東協自2014年以來均低於5%的陰霾。在此同時,東協繼2016年正式邁入「東協經濟共同體」(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AEC)時代後,正進入下一階段的整合,包括東協與中、日、韓、紐、澳及印度自2013年開啟談判的《東協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有望於2018年內完成談判;另東協與香港已簽署之東協─香港自由貿易協定(FTA)與投資協定預期於2019年生效,以及美國川普總統退出《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後,由日本帶領其餘10國進行的《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展協定》(CPTPP)已在3月8日於智利完成簽署,亦將爭取在2019年生效實施。在此一波經濟整合進展中,東協與印度躍身為亞太區域整合的要角,不僅重要性水漲船高,未來因CPTPP與RCEP兩大巨形(mega)FTA生效,更可望帶來可觀的貿易與投資成長動能。台商在東南亞已長期佈局建立的生產基地與供應鏈,勢將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然而,另一方面,我南向企業在新南向國家仍持續遭遇貿易、投資或營運障礙,其中尤以我國因遲遲無法與各國簽署FTA或更新投資保障協定,以致台灣產品進入各國(除新加坡、紐西蘭外)面臨高關稅與種種非關稅障礙,或投資範圍受到限制,保障亦不足等問題。此一障礙在CPTPP、RCEP未來陸續生效後恐將更形嚴重,也恐進一步驅使台灣企業赴東南亞、印度的新一波投資潮。

在投資、營運障礙方面,近年東南亞、印度紛紛翻新產業政策,修改關稅或投資、環保、勞動相關法規,造成企業營運上的高度不確定性與法遵(compliance)成本,然因我與各國並無邦交,以致與地主國間不易建立有效的定期政策對話與協商機制,對於雙邊貿易或重大投資個案的協助十分有限。實例上,前有印尼政府單邊調高數百項對於世界貿易組織(WTO)成員的最惠國待遇(MFN)關稅、中鋼公司在印度古吉特州(Gujarat)投資案;近有台塑公司在越南河靜省煉鋼廠所遭遇之環保抗爭案件等。此類問題為我企業在新南向國家普遍遭遇的營運障礙,對南向企業實有深遠影響。

國際政經變局對南向企業的影響亦逐漸明顯。例如,美國川普總統在「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經貿政策下,不僅將嚴厲處理貿易逆差問題,陸續動用各種貿易報復手段,實際上已對東南亞中對美享有出口順差國如馬來西亞、泰國、印尼、越南等造成極大的壓力。川普要求美商與外商將製造基地移往美國,更已牽動亞洲地區產業供應鏈的重組。近年部分東南亞國家本已出現工資上漲、勞動力不足、營運成本攀升,甚至貿易保護主義高張等現象,未來當地製造業如逐漸轉往他地,我企業必須重思考新的投資與佈局策略。

南向企業面臨的另一困擾則是「中國因素」。兩岸關係自2016年迄今受阻,導致我欲加強與新南向國家官方往來面對重重困境。東南亞國家與中國大陸經貿關係一向密切,近年雖有南海主權爭議,或因中國大陸大肆開採資源或興築工程等引起部分國家不滿或民怨,但雙邊整體關係仍逐漸改善,尤其歐美國家景氣低迷或貿易保護主義漸起,中國大陸自2013年起大力鼓吹「一帶一路」倡議,推動各項重大基礎建設,我在當地台商更須避免誤觸政治地雷。實務上,雖然北京當局採取政商分離作法,表示歡迎台商參與「一帶一路」計畫有關的建設或商機,但現今部分台商未蒙其利,先受其害,未來「中國因素」恐將持續成為「新南向政策」推行的一大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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