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19日，俄羅斯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贏得第四個總統任期，在克里姆林宮牆外向民眾謝票，他帶領群眾高喊著「俄羅斯、俄羅斯」響遍宮外的馴馬場廣場。普丁將再掌權6年直到2024年，成為繼史達林後在位最久的俄國領袖。

依照俄羅斯憲法，現年65歲的普丁，2024年逾七旬不得連任。記者問他會不會隔一屆、2030年回鍋選總統？普丁說：「我覺得你的問題有點好笑。我是否想當總統到一百歲？不想。」但不少分析師相信，普丁6年後仍然不太可能放下權力。

普丁利用「雙套車」連任總統

一個領袖的長期存在，有其個人特質也有社會條件。蘇聯1991年解體，一夕間土崩瓦解，強國榮光跌落塵埃。對俄國人來說，那是刻骨銘心的歷史羞辱。俄羅斯走向資本主義，引入西方經濟專家提供的「震撼療法」改革，造成嚴重的社會混亂，失業率和自殺率都飆高。

對俄國民眾來說，1990年代是個充滿痛苦與屈辱的年代，很多人相信 「震撼療法」是西方人毒害俄國的陰謀，使蘇聯解體的戈巴契夫是賣國賊，繼任的葉爾欽則是個無能的酒鬼。因此，當幹練冷靜的普丁在2000年接掌時，正符合俄國人對強勢領袖的一切期望：強悍、勤奮、敢與美國對抗，還是身手矯健的武術高手，而這正是俄國人期待國家變強的心理投射。

普丁在前蘇聯國安會（KGB）情報員打滾了16年。KGB是不擇手段以維護政權的組織，而普丁為了鞏固權位，利用「雙套車」繞開憲法規定。藉由修憲把總統任期從4年延長為6年，還曾讓親信梅德維傑夫替他做了一任總統，藉此規避連任限制。

俄羅斯國會基本上是橡皮圖章，反對派及異議媒體被他牢牢壓制，雖然普丁的寡頭親信撈錢、政商勾結傳聞不斷，但他透過媒體強力塑造正面形象，光著上身大秀肌肉、駕戰機、開坦克、上山打老虎、下海尋沉寶，而且搭上金磚國家成長的浪潮，讓俄羅斯轉趨繁榮。

普丁也努力讓選民沒有其他選擇，提前解決可能冒出頭的人。普丁最強的對手、反對派領袖納瓦尼（Alexei Navalny）因涉貪被剝奪參選資格，跟普丁對決的幾人都是小咖。很多俄國人相信，只有普丁才能讓俄羅斯維持富強，沒有他國家就會垮。

普丁這次當選連任，首先祝賀的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而習近平也被認為，其學習標竿就是普丁。

習透過反腐快速集權

從中共十九大到人大政協兩會，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猶如巨大的存在。今年3月中國大陸全國政協會議宣讀政治決議時，台下的政協委員整齊劃一地發出翻頁報告聲，只見習近平巍然如山不翻閱報告，狀若沉思且凝視遠方，形成強人政治下獨特的兩會現象。

5年前的中共十八大，中共黨內權鬥使習近平意外出線。一度被外媒預測「最弱勢的領袖」，政治上透過反腐運動快速集權，打破「刑不上常委」拿下前政法委書記周永康；經濟政策「三去一降一補」，增長趨緩被稱為「新常態」；社會上言論緊縮，要求黨媒姓黨，針對微博大Ｖ開刀、對網路巨頭進行整改。 中共十九大，習近平開啟新權力布局，打破鄧小平時代「集體領導」、「隔代指定接班」的潛規則，不但習近平思想入黨章，還建立習語錄：包括樹立「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並將未來指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人大政協兩會，中共修憲以「三位一體」（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國家主席）為由取消國家主席連任限制，習對內一步步收緊對中國大陸的掌控，對外竭力展現和平理性的形象，高舉全球化與自由貿易的大旗，截然不同於美國總統川普的「孤立主義」。

上行下效，中國大陸省市書記不只擁習，而且也跟進學習。連鮮少官話的外交部長王毅在中外記者會上，回答提問時連7次提到「習近平」三字。尤其王毅在記者會後痛斥「精日分子」是「中國人的敗類」，如此神來一筆，罕見展現強勢的一面，也反映出習近平「強人時代」來臨。

強人政治 左派右派都有

美國《紐約時報》也分析，近年極權政治有復甦跡象，沒有任期限制的習近平，將如同俄羅斯總統普丁、土耳其總統艾爾多安和埃及總統塞西，形成高度集權的「強人政治」。強人政治近來似乎在全球日益興盛，連波蘭和匈牙利也有極權統治的趨勢。

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二十一世紀中國計劃」主席謝淑麗（Susan Shirk）指出，「極權反轉」（authoritarian reversion）已蔓延全球，挑戰長期以自由民主和市場經濟的價值。全球化讓世界無國界，同時也造成不平等的裂痕加深；科技飛速進步，但也危及隱私和安全；激進思想、分離主義和恐怖攻擊流竄，在敘利亞等地引起動盪不安的內戰。

強人正在湧現，自由民主在全球普遍性倒退。法國《世界報》分析，歐洲左派長期喜歡強人，毛澤東一直享有聲望，史達林也曾經被像毛澤東一樣尊崇，托洛斯基吸引了好幾代社運分子，古巴的卡斯楚、委內瑞拉的查維茲也備受推崇。歐洲右派一點也不落人後，比如西班牙的佛郎哥、葡萄牙的薩拉查。

英國《經濟學人》今年初封面放著兩位強人頭像，習近平與普丁輪替，標題則為「世界最強大的強人」。歐洲也不例外，匈牙利總理奧班，最近第三次當選，波蘭人卡欽斯基，是波蘭執政黨的黨魁，這兩人創造了「不自由的民主」新政體。

誠如《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克魯曼（Pual Krugman）寫道：「僅僅是『主席』或『總理』現在真過時了，那是1990年代的東西。習近平想當皇帝，而不是國家主席；俄羅斯的普丁想當沙皇，而不是總統；土耳其的艾爾多安想當哈里發，而不是總統，埃及的塞西想當法老，而不是總統；匈牙利的奧班想當國王，而不是總理；伊朗的柯梅尼已有了當下最令人垂涎的頭銜─最高領袖，而且他執意要保留這個頭銜。」

昏君、暴君是最大隱憂

隨著美國政治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對發展中國家經濟和政治模式的深入研究，他逐漸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思考國家能力對政治體制的影響，他在2004年出版的《強國論》一書中，強調國家能力的重要性，並進一步探究國家能力、法治和責任制政府的發展源頭，以及這三種制度對政治秩序的影響。

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指出，美國政體的諸多弊端，警示了「政治衰敗」的風險，相較於1989年他指出民主自由體制是歷史的終結，福山在新著中指出，國力和繁榮是政治體制是否成功的重要因素。此時國際上正有個非民主、憑藉經濟、軍事實力快速崛起的中國大陸。

對此，福山解釋，他的學說並不是要推崇中國大陸，而是強調國家能力與民主、法治必須達成平衡。他說，國家是一個權力的壟斷，就是國家合法地產生，利用權力來執行法律，保護國民免遭來自國內外的暴力，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包括教育、健康、基礎設施。

法治，最重要的是建立一套透明的制度，適用於整個政治系統中最有權力的人。如果總統或總理可以隨意改變這個制度，那就不能被稱為法治，因為法治就是對權力的限制。

最後則是民主問責，世界各國通常是透過自由和公正的多黨選舉程序來定義民主，這些程序的重點，就是保證政府真正反映所有人民的利益，而不是只反映統治菁英的利益，三者不能只具有其中之一。而具備強大的國家能力，但僅有有限的法治、缺乏民主，這也是目前中國大陸面臨最大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