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2018）年9月22日，教廷的官方媒體《梵蒂岡新聞》宣布，教廷當天已與中國大陸針對主教任命問題，簽署了一份臨時性協議。中國大陸外交部也同步發出聲明，強調中梵雙方將繼續保持溝通，推動雙方關係改善進程繼續向前發展。

這份協議是聽了很久的樓梯響後，終於看見的人影，可是仍舊只有人影，人還沒有真的看到，因為協議的內容並未公開。

梵蒂岡在其聲明中說，在長久互相接觸後，教廷國務院與外交部次長卡米萊利（Mons. Antoine Camilleri），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副部長王超，9月22日在北京針對主教任命問題簽署了一份臨時性協議，祈願它能對在中國的教會生活、中國人民的福祉與世界和平作出積極的貢獻。

聲明說，這項臨時性協議是一個循序漸進和相互靠近的成果，是經過漫長過程的慎重商討後簽署的，協議也將就其本身的落實情況，進行定期性的評估。

由於看不到協議內容，無從估量雙方在主教任命這個重大歧異上的進展，迄今為止，仍只能做一些揣測。

教廷決定承認7名官方主教

按照《梵蒂岡新聞》的報導，教宗方濟各決定將郭金才、黃炳章、雷世銀、劉新紅、馬英林、岳福生和詹思祿等7名中國大陸官方任命主教納入教會，另一名去（2017）年1月去世的涂世華主教也在名單之列。其中，馬英林是現任的中國天主教主教團主席、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副主席。

其實今年2月初，就已傳出羅馬教廷跟中國大陸的談判已接近尾聲，教廷將做出重大的歷史性讓步，承認7名被北京任命的主教。而在1月26日，以報導梵蒂岡動向為主旨的《天主教亞洲通訊社》即報導，梵蒂岡要求兩位教廷已合法任命的主教退位，以讓位給愛國教會的主教。

其中一位是廣東省汕頭教區的主教莊建堅，88歲的莊建堅被強迫去北京，會見由一名高級教士率領的梵蒂岡代表團，要求他辭職，好讓位給曾遭教廷「絕罰」的黃炳章。另一位是天主教福建省閩東教區主教郭希錦，他被要求退一步，降格擔任愛國教會「非法」任命的主教詹思祿的輔理主教。

為此，去年10月就已聽聞此事的香港已退休的前樞機主教陳日君，不辭千里在今年1月份兩度飛到羅馬去見方濟各勸阻此事，訊息曝光後，他更力諫方濟各將內情公諸於世，透露方濟各見他時還曾表示，「我叫他們（教廷人員）不要再造成另一次敏真諦事件（Mindszenty case）！」藉以對教宗形成壓力。

顯然陳日君的斥責與憤怒並未奏效，半年多後，梵中真的簽了協議，雖然是「臨時」（provisional）性的，以兩年為效期，但以教廷的意向，「臨時」不是為了「撤回」，而是為了推向一份正式協議，以取得更多的成果與權利。

梵台關係尚不致馬上生變

梵中關係逐漸解凍在80年代末期就開始，1999年，當時的教廷國務卿索達諾樞機主教發表了一句有名的名言：「教廷在台北的大使館就是駐中國大使館，如果北京同意，梵蒂岡可以在當天將使館轉移到北京。」此後據了解，雙方即已展開接觸談判，到了教宗本篤十六世2005年上任後，即積極推動梵中對話，他於2007年曾發表公開信，強調願意與中國政府對話，克服以往的誤解。

2013年方濟各接任教宗，更全力展示友好姿態，多次表達訪中意願，屢次讚美中國有「無窮盡的智慧」。

我前任駐教廷大使王豫元認為，中共其實並不需要急著與教廷簽這份協議，因為這對它的統治並不有利；但如今簽署協議之後，教廷其實隨時可以將大使館從台北遷到北京。但他認為，中共未必急於讓梵蒂岡大使館遷到北京，如此可以保持對台北的外交壓力。

我外交部表示，這只是一紙宗教協議，並不涉及政治，因此雙方簽署協議並不影響與教廷的邦誼，而且教廷也一再向我保證協議並不影響雙方邦交。而駐教廷長達7年之久的王豫元則認為，教廷與北京之間的主要的歧異就是宗教，本來就沒有政治議題，所以只要宗教問題解決了，外交關係就不是問題。

我駐梵蒂岡大使館當然十分擔憂雙方進展，但認為教廷與北京之間仍有太多事情需要解決，包括教廷現只承認了7位中國教區的主教，還有30餘位還沒談；其次，中國自訂的教區只有98個，但教廷過去在40年代卻劃定了134個教區，光這些枝節就可以談很久。

更何況，中共「自治、自養、自傳」的三自愛國教會制度，幾乎是牢不可破的政治原則，梵蒂岡亦不可能在此一核心問題沒有得到解決之前，就貿然將於位台北的大使館，遷到北京去。

不過，反對梵中協議最力的陳日君，對此表示悲觀。他認為，梵蒂岡與中國簽署主教任命的臨時協議後，將會放棄與台灣的正式關係。他在香港慈幼會修院召開記者會表示，梵蒂岡與中國簽署主教任命的臨時協議，顯示梵蒂岡願意斷絕與台灣的關係。

協議簽署後不久，10月初，前述被教宗承認的7位主教之一的郭金才主教，與另一位主教楊曉亭共同代表中國天主教主教團，到梵蒂岡參加世界主教大會。教宗方濟各主持開幕彌撒時強調︰「這是我們第一次有兩位來自中國的主教。我們向他們表示熱烈歡迎。他們的出席，主教們與伯多祿繼承人共融更加明顯」。

方濟各說完此話一度哽咽落淚，教廷媒體《羅馬報導》甚至以「教宗哭了」為標題進行報導。

梵中主要矛盾：權力扞格

中共與教廷的矛盾主要集中於兩個方面：其一是表現在民族主義與聖統制之上的權力扞格；其二則是無神論與上帝信仰之間的矛盾。這兩個矛盾，前者大於後者。

無神論與上帝信仰之間的矛盾與衝突，並不只是存在於中國大陸，亦即，並不是只有基督教會與共產國家之間，才存在矛盾。許多民主國家，包括像美國這種曾是清教徒建立的國家，都已經由最高法院的釋憲，將同性婚姻合法化，這其實與傳統教會的教誨是相悖的，然則，這些國家仍透過法律的解釋或立法，否定了以聖經為據的教會主張。

在當年冷戰的大背景下，梵蒂岡曾對天主教徒發出反共敕令，要求天主教徒不得參加共產黨，雙方勢如水火。但中共一直以來並不曾在形式上否定宗教信仰，雖然實質上中共確曾在包括文革在內的幾次運動中，廣泛迫害過天主教徒或基督徒，但文革之後，大規模的迫害已經減少，若仍出現一些迫害行動，已不是基於對宗教教義內涵的否定，而是基於宗教組織恐怕危及其政權存續的擔憂。

因此，北京與教廷之間的矛盾，主要是權力矛盾。亦即，過去中共反對天主教而推動「三自運動」，自辦愛國教會，便是以天主教是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外國勢力干涉中國內政、在中國境內進行顛覆滲透的媒介為理由，呈現出民族主義的面貌；而教廷亦以聖統制，要求全球的主教必須由教廷合法祝聖。

如今，北京縱然不再以帝國主義的階級敵人看待教廷，卻仍然擔憂天主教這類具有全球號召力的宗教組織，對其政權具有潛在的顛覆能力。北京由此顯現出十分矛盾的作為：一方面，即便主教任命協議已經簽署，中共當局卻仍拆毀了位於山西與貴州兩個天主教聖地，一處是山西省洞兒溝的聖母七苦山，另一個是貴州省安龍縣的聖母山；另一方面，現任中國大陸國家副主席王岐山10月22日抵達以色列後前往哭牆，雙眼緊閉，雙手放在哭牆的石頭上，似在祈禱。

這兩個矛盾的景象，與梵中簽署主教任命臨時協議相互輝映，因為北京既想要博取政治開放的名聲，又恐懼宗教將會瓦解它的政權，這一紙協議只能用「臨時」的名義暫時權充一下，其來有自。除非這種糾結的心態除去，否則梵中建交恐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