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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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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媒體環境下假訊息如何對民主造成挑戰◆文/劉慧雯(政治大學新聞學系教授)

  • 更新日期:109-08-15

2018年12月,知名線上英語教學軟體Dictionary.com選出了年度詞(Word of the Year),正是眾所矚目的「假訊息」(misinformation)一詞。在發佈新聞時,Dictionary.com特別說明「假訊息」與「惡意假資訊」(disinformation)之間的差別,在於後者涉及故意。同時,Dictionary.com還指出假訊息的散佈與社群媒體有密切關係。

其實,假訊息並非社群媒體時代的專利產物,早在1938年電視還沒普及的年代,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播出廣播劇「世界大戰」就因為逼真的聲響效果,以及劇中不實穿插的播報新聞橋段,讓許多聽眾信以為真,並引起相當程度的恐慌,甚至成為傳播研究中的經典個案。有些傳播研究者從心理學的角度指出,「世界大戰」播出時,正當美國經濟蕭條時期,二戰期間不安定的社會環境,加上當時廣播確實經常因國際局勢緊張而屢屢以插播方式播放緊急新聞,以及美國總統利用廣播進行全國放送圍爐夜話等背景…在在都導致以廣播為主要資訊通道的一般民眾,對於廣播播送的內容毫無招架、反思之力。時至今日,假訊息高速流通的溫床,正是我們花了十年熟悉並且高度依賴的社群媒體。不論是在台灣穿透率已超過八成的Facebook,還是在大學生族群中新興的社群平台DCard,或者廣受各年齡、職業、群體歡迎的個人式社交媒體Line,台灣人的社交生活,早就高度數位化。

另一方面,從1990年代就已展開的大眾媒體批判已經教會我們,大眾傳播媒體就像一個黑盒子,雖然從業人員都是專業工作者,可是來自媒體老闆、組織本身,以及外部政治或經濟力量等權力,都想方設法影響媒體內容,以便一般閱聽人對特定組織產生特定印象。在經濟活動中,這可能是引導消費活動的行銷活動;在政治場域裡,則可能是足以影響投票傾向的遊說。有線電視的開播後,新聞頻道每天需要生產出足以填滿24小時的內容,促使新聞記者必須小事做大,甚至無中生有。

2000年後,隨著新聞業小報化的趨勢在蘋果日報進入台灣後達到高峰;各種讀者投書、來信踢爆成為製造衝突新聞的源頭。2008年後,來自大眾傳播媒體的新聞腥羶色風潮,加上社群媒體提供的低門檻爆料空間,使得本來運作邏輯不同的大眾媒體與社群媒體,出現了匯流、互動乃至於融合的樣貌。各種公共的、私人的、有新聞價值的、令人莞爾會心一笑的資訊,從社群媒體流向大眾媒體,再透過轉傳分享,流入其他社群平台。我們生活的媒體環境,已變得複雜多元。

大眾媒體與社群媒體的不同運作邏輯

大眾媒體的內容,是由專業工作者製作內容,然後向不特定的大眾(mass)發送廣播;這是一種中心化的、由上而下的資訊傳送模式。同時,大眾媒體製作與散佈內容的經濟成本極高,又加上傳送的載具(如:電波)有限,需要訂立清楚法規說明分配的標準,因此,大眾媒體是一種高度專業、進入門檻很高的事業。大眾媒體因為是向不特定對象發送,為了觸及最大多數人,其內容常趨向中間意見,避免因為過度極端而失去閱聽人。不過,也正因如此,弱勢或少數族群的意見,很容易被犧牲。

相對的,社群媒體以網際網路為通道,在網路通暢的前提下,廣納各種使用者進入。社群媒體以個人帳號為中心,透過「加入朋友清單」以及「追蹤粉絲團」等機制完成個人資訊網絡。這個資訊網絡,除了是訊息流通的通道外,同時也標示了每一位使用者/帳號的人際關係。更重要的是,對每一個使用者來說,這些都是「我自己的選擇」,這將使得閱聽人對這個資訊網絡形成自然的信賴感。

眾所周知,社群媒體上的內容是有賴眾人分頭製作的「使用者自產內容」(user-generated content),透過轉載分享在人際間流動,因而形成一種網絡化的(networked)資訊傳散模型。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每個人在社群媒體上的資訊/人際網絡範圍較小,而且結構穩定,因此,在生產內容時就不像大眾媒體時代那樣,以絕大多數人為目標。反而是能引起特定群體關注的,才是容易傳散流通的資訊。例如,在各種爆料公社或者靠北社團中,大家聚在一起針對同樣的對象相互取暖、安慰,就是一種在大眾媒體上少見的資訊型態。

從發言權的角度來看,在中心化大眾媒體時代中,能夠透過掌握資訊中心而改變媒介內容的權力運作,到了社群媒體時代,因為打破專業新聞的守門(gate-keeping)行為,而有助於各種弱勢、小眾意見的發聲。同時,由於不再受到編輯的篩選,任何有話要說的人,都可透過不受組織限制的社群媒體自由發言,被認為有助於優化公共領域,強化民主參與。自2006年以來,國內外有許多政治改革或社會運動,都仰賴社群媒體擔任資訊傳遞、動員號召的角色;從埃及茉莉花革命,到台灣的洪仲丘事件,都有類似的結構。

如果考察傳播媒體與民主的關係,可從文獻上清楚看到新聞媒體提供的「守望環境」功能,正是民主制度得以持續運作的關鍵。對一般人來說,民主制度經常具體化為週期性的民意代表與行政機關首長選舉;所謂「選賢與能」即是指瞭解候選人主張,然後考慮社會公平正義後,投下神聖的一票。從傳播學的角度來看,選舉過程中資訊公開透明與易於取得,是投票選舉最核心的一環。1990年發韌的媒體素養教育就認為,瞭解資訊的生產、散佈,是促成民主制度運作良好的重要能力,因為被充分告知的選民(well-informed citizen)才能理性判斷做選擇。 由此看來,社群媒體降低進入意見市場的門檻,讓每個人可以暢所欲言;加上媒體素養,將有助於民主發展。

假訊息對民主的傷害

然而,假訊息的大量產製與快速流通,卻直接衝擊這幅美好圖像。其中的關鍵,在於社群媒體的「使用者自產內容」再也沒有專業訊息工作者(如,記者、編輯)的把關。再加上人傾向接收與自己意見一致的資訊,社群媒體演算法號稱「給你你想要的」,使得透過社群媒體取得的訊息,有越來越相似的狀態;這便是眾所周知的「同溫層」與「回聲室效應」。

一旦同溫層成形、回聲室效應發生,不同意見之間的交流,即受阻礙。這對於民主制度中,需要多方意見參考以便做出投票選擇的公民來說,出現了資訊不對等、意義偏頗,乃至於準統計官能失靈的困境。不僅如此,如果在同溫層中流動的不僅是同類資訊,甚至是假訊息,那麼,在朋友清單不容易完全變動的前提下,我們等於一再暴露在錯誤資訊下。依照同溫層的邏輯,不同意見很難跨越障礙到達不同意見者的社群中;這等於是說,如果我們的同溫層被假訊息籠罩,正確的資訊也因為同溫門檻進不來,一般人根本沒有參照資訊可以比對判斷,更別說從這些錯誤資訊中脫身出來。

假訊息的種類很多,最常見的是為了騙取點閱率製作誇張或語意不清的標題。這類資訊正是俗稱的內容農場,內容含金量低,但聳動的標題卻常會讓人誤以為有重要資訊。如果內容農場只是騙取點閱讓閱聽人感到厭煩,那麼,資訊本身顯然錯誤的假訊息,就可能有故意引導閱聽人的嫌疑。例如,有些健康資訊錯誤描述致癌、防癌飲食偏方,導致閱聽人延誤就醫;像這樣的資訊有可能受到食品管理相關法規的懲罰。不過,如果訊息內容涉及意識型態或價值判斷,除了難以斷定真假,更可能挑動情緒,造成極端的反應。

例如,2018年底的幾項公投案,不但多項提案文字近似,有些提案對某些人來說涉及國家定位,有些還涉及個人生活型態與價值觀,這些種種,都導致雙方陣營在正式公投登場前試圖以各種懶人包、解釋策略來影響公民投票結果。這其中,有些資訊過度簡化較為複雜多義的提案內容,有些明顯誤解政策,還有些故意採取恐嚇的手法,造成投票人的心理恐慌與壓力。更有甚者,在對峙狀態最為明顯的同志婚姻議題中,雙方陣營都採取口號式說服策略。對社會運動成員來說,口號雖然易於背誦、傳達,但卻最不利於社會成員透過溝通討論達成共識來說,卻是最反智的。想想看,不就公民投票內容進行價值、法治、文化、社會面的論辯,卻以鼓吹口號的方式代替,不正是開民主倒車嗎?某種程度上,這些過度簡化的內容,也以斷章取義的假訊息姿態,影響著我們對特定議題的投票傾向。

社群媒體出現雖然不到十五年,然而在網路四通八達、智慧型手機人手一台,以及對大眾媒體批判的媒體素養教育早就展開的環境下成長,一開始就是受到數位原生人(digital native)世代高度關注使用的媒體。我們必須熟悉社群媒體通道上訊息產製、流通的基本邏輯,才有可能認識假訊息,並且從帳號管理開始做起,避免自己困在厚厚的同溫層中而不自知。如此,才能更自主的使用社群媒體,使其發揮協助民主活絡的工具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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