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的中國大陸全國「兩會」（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及全國政協第二次會議），已在3月期間於北京召開完畢。事實上，在本次會議召開之際，中共所面臨之外部環境，正產生劇烈的變化，各式內憂外患接踵而來。就國際情勢言之，北京當局面臨外交經貿的嚴峻態勢，包含中美貿易談判、華為孟晚舟事件、朝鮮無核化等問題；就內部情勢言之，中共亦承受黨內派系分歧，以及內部社會不穩定的政權風險。事實上，早在今年2月的新年賀詞中，總書記習近平即特意強調，中共正面臨百年未遇的變局，就此凸顯了本次兩會的重要性。向來，全國兩會被外界視為中共該年度政策施行的重要觀察指標，促使海內外各界均聚焦本次會議，關注中共未來的施政重心。以下，筆者將臚列本次中共全國兩會的觀察與分析內容。

經貿議題為重中之重

第一，本次兩會聚焦經貿議題，並以國內經濟維穩為主要目標。在兩會召開期間，中共已審議完畢2019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以下簡稱《工作報告》）。這份報告率先提到，中國大陸自去年起，即面臨經濟全球化的波折與國際金融市場震盪，尤其在中美貿易戰的摩擦下，給本地企業帶來不利的影響。值得注意的是，此乃北京當局首次在《工作報告》中，明確表達出外部環境變化對中共經濟情勢的影響，與往年「穩中向好」、「穩中求進」的表述方式，有了明顯的不同，就此也凸顯出中共對經濟長期走跌的擔憂。根據《工作報告》的內容可知，國務院於2019年又再度下修中國大陸經濟成長的預期目標，今年度的GDP增長目標被調降至6％～6.5％，顯示中共經濟狀況並不容樂觀。向來，高經濟增長，係中共在改革開放後，面對社會多元意識崛起下，維持執政穩定的定海神針。因此，《工作報告》針對當前情勢，提出多項刺激經濟的改善措施，包含減免稅務、增加基礎建設，以及更為寬鬆的貨幣政策等。總體而言，「穩經濟、促改革」為今年兩會的主軸，至於成效如何，則有待持續觀察。

第二，本次兩會期間，北京當局向美方釋出大量善意，藉此尋求雙邊關係的改善。歷時8個月的中美貿易大戰，對經濟情勢陷入低迷的中共而言，無疑是雪上加霜。事實上，貿易戰的影響，對以中下游製造為主體的中國大陸來說，影響更甚於美國。雖然，在兩會召開前夕，北京當局即以大幅妥協讓步的方式，與美方達成協議，爭取延緩追加關稅的成果，藉此也為兩會的召開，營造一個相對平和、良好的緩衝意象。但是，從長期來看，雙方關係仍有著高度的不確定性，尤其在川普決策風格的不可預測性下，中共已在這場經貿賽局的博弈中，走向被動接受狀態。這也導致中共開始尋求與美方關係改善的解決之道。

實際上，早在兩會開幕之際，全國人大對外新聞發言人張業遂，即在會後記者會上，代表政府官方明確對外宣示，衝突與對抗，並不符合中美兩國任何一方的利益，並且更加強調中美經貿關係必須以互利共贏為本，藉此向美方釋出善意。由此可見，改善中美關係，乃當前中共施政的重中之重。此外，在兩會期間所做的《工作報告》中，北京當局也幾乎沒有提及其與川普政府的貿易摩擦，就此凸顯中共意在透過和緩手段，暫時化解中美雙方的衝突，為兩會的召開塑造一個相對和緩的國際局勢。

習權威受到黨內派系威脅

第三，本次兩會凸顯中共黨內派系的分歧，仍然嚴重；面對外部環境的影響，習近平在黨內的權威正受到考驗。按照過往的既定慣例，在全國兩會召開前夕，中共理當先行舉行中央全會，以確保重大政方針的具體走向。然而，在去年底至今年初即應召開的十九屆四中全會，至今仍遙遙無期，此乃十分罕見的情況。這在某種程度上，亦顯示了習近平在黨內的威望有所下滑，導致其難以透過個人影響力，去彌合派系之間在政策意見上的分歧。此外，筆者認為，這可能也代表了去年三中全會和全國人大修憲後的震盪，至今仍未消停，加上當前中共黨內高層圍繞經濟路線和貿易戰議題的爭論，仍在持續進行當中。因此，可以預期的是，派系鬥爭在短期之內尚無法獲得有效的解決。

有報導指出，在今年兩會召開以前，中共黨內各派系勢力早已伺機而動，準備挑動貿易戰的失敗，向習近平發難。對此，值得注意的是，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3月12日的《工作報告》中，意外地沒有提到「中國製造2025」，也並無頻繁重複「四個全面」、「四個自信」等習式語言，反而著墨於減稅減負、促進民營經濟、改善養老、托幼和增加大病醫保給付的經濟議題。這不僅是在明示中共經濟路線的調整，更藉此透露出習近平在受到經濟情勢不佳，以及中美貿易戰等外部環境的影響下，其經濟路線可能在黨內引起某種程度的爭論。

強化維穩反映社會不穩

第四，本次兩會期間的維穩力度大幅升級，凸顯出中共內部社會情勢的不穩定。由於經濟情勢長期走跌的情況下，中共的施政作為已引發民眾的不滿，導致中國大陸境內爆發群體性事件的頻率，正逐步提高。尤其，在2018年的諸多維權活動中，民眾更喊出了「打倒共產黨」的口號，這在過去可是十分難以想像的情況。有鑑於此，中共在今年兩會召開期間，強力部署比以往更為嚴格的維穩機制。

首先，中共針對人流與物流，進行大幅的監控。不僅嚴格限制敏感人物，尤其上訪民眾的人身自由，更要求任何人員、信件與包裹在進入北京前，必須強制施行二次至三次的安檢措施。其次，中共更動用政法系統，對各省各地發布「戰時機制」文件，要求解放軍、武警、公安與其他一切國家保安力量，必須全員待命，藉此防止會議期間出現群體性動亂的可能。

再者，中共於兩會前夕，更進一步地以「加強黨建」的名義，要求黨內不得進行「低級紅、高級黑」的「偽忠誠」與「兩面人」的行為，這樣直白的政治要求，在近年實屬罕見。最後，中共更嚴格要求人大與政協委員，必須堅守「會議紀律」，嚴格禁止開會委員與其隨行人員，攜帶手機參加會議，甚至要求其不准擅自向外媒發表意見。由此可知，北京當局已到了必須透過嚴密的維穩機制，方能減少內部社會的可能性風險，這顯示社會不穩的情形一直無法根除。

利用兩岸關係轉移內部政治壓力

第五，本次兩會期間，習近平再度展現對兩岸關係的強硬論述，藉此轉移內部焦點。從上述的政治訊息進行判斷，筆者認為中共在2019年將面臨不少內外的政治壓力，導致未來的兩岸關係將面臨諸多的風險與挑戰。為了舒緩內部政治壓力，利用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輸出危機、對內交代」，已成為中共近年來在面對社會情勢不穩定時，轉移內部注意力的主要伎倆。在兩會期間內，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與全國政協主席汪洋，分別在各自的工作報告中，一致重申堅決反對台獨的立場，並且再度強調要貫徹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週年紀念會上的講話精神。在本質上，即重現了中共於今年1月所提出的「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此外，在兩會閉幕時，習近平更強調「兩個一百年」的國家歷史任務正要開始，此舉更展現出中共對兩岸統一的決心，就此也為統一進程訂立了明確的時間表。筆者以為，在面對重要的歷史交會期，習近平必定不會讓所謂「台灣問題」，成為破壞其「中國夢」與權力地位的潛在因素。

綜上觀之，雖然2019的全國兩會，正值中共建政將滿70週年之際，本應大肆慶祝，卻礙於在外部環境不佳的情況，而形成內外交迫的緊張情勢。從兩會的《工作報告》進行觀察，可知北京當局在經濟民生議題上，仍有待解決；在中美的雙邊關係上，亦需要重新定位。外部環境影響下所導致的經濟長期走跌，更影響著中國大陸內部社會穩定，以及中共黨內的和諧問題。這些因素，都使得本屆兩會的召開期間，始終籠罩在一股詭異的政治氛圍中。

總體而言，北京當局所面臨的執政形勢，並不容樂觀。筆者以為，未來5年將是中共進行政權調適的關鍵時期。若無法有效改善經濟社會的問題，則可能迫使中共必須面對劇烈的挑戰與內外交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