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美國與中國大陸在國內生產總值與軍費這兩項指標上都穩居世界前兩名，而日本則是在甲午戰爭後佔據東亞首強位置約一個世紀的重要國家，至今仍在西太平洋地區擁有不可忽視的份量。東京也僅次於華府與北京，為對台灣安全與繁榮最具影響力的第三大權力中心。時至今日，東京和西太平洋地區的多數國家一樣，面臨在華府與北京間周旋的問題。

戰後的昭和時期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在太平洋地區敗給美中組成的盟軍。隨後共產黨取代國民黨在中國大陸的地位，世界又陷入美國與蘇聯兩強對立的冷戰。中共於1950年與蘇聯結盟；美國與日本在次年簽訂《安全保障條約》，到了1960年，美日兩國又締結了新安保條約。當時美日同盟主要的防禦對象是軍力強大的蘇聯。於是東亞地區呈現華府—東京與莫斯科—北京兩個同盟對抗的態勢。作為同盟領袖的美國與蘇聯，提供盟友軍事與經濟援助，同時換取盟友的合作。儘管兩大陣營內部也有摩擦，但陣營之間壁壘分明。

1960年代末，蘇中之間的摩擦已惡化到軍事衝突的程度。美國共和黨的尼克森和季辛吉以此為契機，在1970年初改善與中國大陸的關係，實質上將北京從莫斯科陣營中爭取過來，取得比原先更有利的戰略地位。雖然尼克森總統於1972年訪問中國大陸，並在該年2月28日簽署《上海公報》，不過美國並未立刻放棄對中華民國的承認與支持。在該年7月成為日本內閣總理大臣的田中角榮，則於9月訪問中國大陸並與之建交，以改善日本的安全環境，並進一步拓展經貿空間。此後，東京與北京大致維持了二十餘年的良好關係。至於中華民國與日本的正式外交關係則就此中斷。

經濟力量蒸蒸日上的日本，引起美國高度重視。就在中國大陸推行改革開放、美國卡特總統決定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建交的1979年，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出版《日本第一：美國的教訓》一書。伊朗在該年爆發革命，與美國的關係急遽惡化，石油的價格也飆漲。能源效率較佳的日本車大受歡迎，而在美國頗具政治影響力與象徵性的汽車產業則受重創。

到了1980年，日本的國內生產毛額已超過英國與法國總和，而後美日貿易摩擦愈演愈烈，美國開始採取提高關稅、要求日本對出口設限，以及迫使日圓升值等方式，保護美國產業。然而日本的經濟規模仍在1980年超越衰落的蘇聯。此時蘇聯與美國的關係日趨緩和，於是美國開始有人將日本這個亞洲第一經濟大國視為新的頭號競爭對手。當明仁天皇於1989年即位時，日本正處於國力巔峰時期，經濟地位遠比在1942年軍事擴張頂點的時候更高。在這一年，日本政界的石原慎太郎與業界的盛田昭夫共同撰寫《一個可以說NO的日本：新日美關係方策》，展現出國家民族的自信。

平成時代

與美國的同盟關係，使得日本在昭和後期能安全無虞的發展經濟。美國除提供安全保障外，還先後讓日本取得復甦亟需的資金、技術與市場，對日本來說至關重要。至於後者則提供美軍基地，從而使自身在領土主權方面受到某種限制。要讓不久前才在二戰中落敗，被盟軍佔領的日本接受美國的條件，難度不算太高。可是到了1990年，日本的國內生產毛額已相當於德國的兩倍。次年蘇聯瓦解，日本最大的外部威脅消失。

這時日本是否還要維持冷戰時期的美日安保條約，就成為值得重新檢視的議題。就在蘇聯瓦解的同一年，美國出版《未來美日大戰》一書。日本儼然成為後冷戰時期之初，美國最大的潛在對手。

後冷戰時期的日本經濟陷入低速成長的「平成不況」態勢；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則在這段時期呈現高速經濟成長，一消一長之下，「中國崛起」成為新的國際政治熱點議題，美國所疑慮的對象逐漸從日本轉變成中國大陸。如此一來，美日同盟又可藉由中國大陸這個假想敵而繼續維持。

後冷戰時期的二十年間，中國大陸逐漸取代日本，取回東亞首強的地位。依據權力轉移論者的預測，這個過程往往伴隨著不穩定、摩擦、甚至戰爭。也有區域研究專家指出，中國大陸與日本對此都未做好心理調適。在小泉純一郎首相執政時，東京與北京的關係跌入低點。2006年首度出任總理的安倍晉三曾努力改善雙邊關係，後來短暫取代自民黨執政的日本民主黨更有與華府、北京建立等距關係，甚至建立東亞共同體的概念。但安倍以及其後數位首相的在位時間太短，難以有所建樹。

當安倍於2012年底再次成為首相，並使日本得以擁有一個比較穩固的領導中心時，東京與北京的關係已因釣魚台爭端而陷入新的谷底。此時中國大陸在經濟規模與軍費方面領先日本的幅度已經很明顯，而美國政府則在不久前提出針對中國大陸的「亞太再平衡」政策。安倍首相起初採取對中國大陸強硬的立場，有助於他在民眾心目中建立起強而有力的形象，同時也對美國傳達出一個很清晰的訊息。這使得他比起先前五位首相更有機會建立一個較長期的政權。儘管中國大陸已逐漸取代從前美國的地位，成為許多國家的頭號出口市場，但安倍與美國站在同一陣線，並投入相當多的政治資本，化解國內的反對聲浪，讓日本加入不含中國大陸在內的《泛太平洋夥伴協議》。

就在安倍第二次拜相前一個多月，習近平接任中共總書記。北京的新領袖和在東京的領導人一樣，不會在剛上台之初就對外示弱，以免減損自身的威信。於是在美國總統歐巴馬的第二個任期內，中國大陸與日本的關係仍處在低迷狀態。

2017年1月，擁有更鮮明強硬形象的川普，成為美國總統。有鑑於他在競選期間曾多次抨擊中國大陸，因此東亞地位看似可望繼續維持先前美日同盟與中國大陸隱然對立的態勢。不過川普退出《泛太平洋夥伴協議》、要求包括日本在內的諸盟邦增加分攤美國駐軍的經費比例，還在經貿議題上對日本施加壓力，使得安倍維持原本聯美路線的難度升高。另一方面，川普對於中國大陸、日本等多個貿易夥伴都採取調高關稅的措施，提高北京與東京改善雙邊關係的動機—倘若進入美國市場的難度變高，那麼至少要先確保東亞大鄰邦的市場。

有鑑於美國已不像冷戰時期那樣，可同時幫助日本滿足安全與經濟兩方面的需求，現在的東京也開始在經濟議題上選擇性地與北京合作，但仍維持與美國的軍事同盟關係，可稱為某種避免最壞情況的避險策略。由於習近平與安倍此時在國內的地位都已比剛上台時穩固，因此對外交涉時也享有較大的行動自由，不必過度擔心國內的反彈。

令和元年的展望

在平成最後一周內的4月24日，第二次代表日本出席一帶一路高峰論壇的自民黨幹事長二階俊博以安倍特使身分，邀請習近平出席6月底在大阪舉行的G20峰會，獲得正面回應。今年5月1日，習近平還致電給即位的新天皇德仁與退位的上皇明仁表達善意。至於習近平會否在令和元年赴日本進行國是訪問、川普在5月底與新天皇的會面是否順利圓滿，以及美國與中國大陸、日本的貿易談判能否達成各方都願意遵守的結果，將是今年觀察這西太平洋三強互動的重要指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