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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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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至終局的「香城online」:淺談科技傳播與社會抗爭◆文/戴昀《交流雜誌108年12月號第168期(歷史資料)》

自今年春夏開始的香港抗爭,台灣媒體至今仍稱為「反送中運動」,其實早在6月中,這場運動的重心已隨著政府的回應(暫緩條例修訂工作)與不回應(警暴問題)而上升至對體制改革的訴求,也開始有「自由之夏」及「流水革命」等代稱出現。其中的「流水革命」,一般認為出自抗爭者在網路上廣泛引用李小龍的一句話「Be water, my friend」互相期許在抗爭行動上能夠既柔軟又剛強,如水般不被形式所困,而這些無名的抗爭者們又真正做到了運用不斷改變的策略一次次地突破運動的瓶頸,讓這場多數人一開始都不抱太大希望的抗爭從春夏延續至秋冬,甚至啟發了其他國家示威者的抗爭策略。本文簡略探討科技傳播在這場被「連登仔女」們暱稱為「香城online」的抗爭中所扮演的角色。

連登討論區與Telegram:傳播、協作與匿名

關注香港近月情勢的人應已熟知連登與Telegram在本次運動中的重要性。連登被視為是行動者間資訊交流、討論或變相「投票」並集體決定資訊能見度與行動方向(使用者透過正負評或推文使某些貼文登上熱門文章列表)的重要平台,其論壇形式其實是「前社交媒體時代」的產品。這個不太新的科技是讓Tim Berners-Lee對網路使用的理想「building together, being creative together」在本次運動中實現的重要媒介,人們除了在連登上宣傳行動資訊外,許多創新的策略如各種處理催淚彈的滅煙法(交通錐、礦泉水、蒸魚碟、防水袋等)也是在連登上被眾人討論出來並很快被付諸實行,而自9月起許多市民聚集在各商場合唱「願榮光歸香港」,其創作者也在連登募集志願者共同錄製歌曲及MV。而Telegram除了點對點與群組訊息外,也可開設容許10幾萬人加入的頻道,具有事實查核、地區活動、抗爭現場經驗交流頻道等功能,有助運動參與者分工合作。另外,還可在抗爭活動進行時提供物資訊息統整、交通、警力部署、義載資訊及安全離場路線等即時資訊。

連登與Telegram的共同點是兩者都提供了匿名性,連登不要求使用者披露真實姓名或電話號碼,而Telegram點對點加密及可隱藏號碼功能讓示威者較為放心。另外,Telegram的預設訊息功能也讓抗爭者在無法使用手機的情況下仍能將預定訊息傳出,因應可能的失聯情況(例如被拘捕但不被允許聯絡親友)。而抗爭者也使用其他平台,如國人熟知的Facebook、網民因應地鐵關站及警力部署製作的地圖軟體、收集抗爭友善店家以打造「黃色經濟圈」的手機應用程式,甚至開設支持被捕抗爭者的網店等。

網際網路時代的社會運動:新的連結形式

香港社會在雨傘運動無果告終後,又發生數位民主派與本土派當選議員遭取消資格的事件,「DQ事件」使立法會中親政府的建制派議員成為多數,因此即使過去幾年有些爭議性的議案,反對的意見並未在體制內受到太多重視,社會上雖有不滿但都很快消散。然而逃犯條例的修訂卻導致如此大型運動,原因除了民調顯示反對修例的比例確實相當高,若以社會運動發展的角度來說,憤怒的情緒時常是觸發運動的導火線,此次抗爭亦不例外。香港特區政府推動修訂逃犯條例期間曾出現數次程序上的爭議,例如公眾諮詢期偏短,進入二讀程序後政府宣佈不經立法會法案委員會而直上大會審議,再加上商界及法律界都對修例表示憂慮,然而政府僅就商界意見修改草案,特首辦拒絕與法律界選舉委員會委員就修例會面。特區政府這些舉動動搖了市民對法治的信任,也助燃了市民的憤怒之心。政府在6月9日百萬人大遊行當晚隨即發出聲明表示6月12日會繼續二讀程序(以立法會議員的比例幾乎可說是保證通過二讀),再加上6月12日警方使用大量催淚彈強力清場及夾擊示威者,造成人群推擠險象環生場面,都在運動初期扮演「提油救火」角色,後來各種蒙面無編號警員的警暴與警黑合作爭議,都讓運動支持者的憤怒想滅也滅不了。

星星之火如何燎原,這些四散怒火的「連結」,在社會運動中扮演重要角色。Manuel Castells在2012年的著作中歸納出網路時代社運(簡稱網路社運)的共同模式,第一個面向是連結形式的多樣化,運動參與者之間的連結除建立在親友等線下人際關係上,也可能是網友,網路讓個體更容易地不靠家庭、學校或其他組織產生連結,而這種個體間透過網際網路的連結方式,使得運動能夠在沒有領導者的情況下進行,也就是聞名的「無大台」形式。Castells認為這種去中心化的結構能夠最大化參與程度,以香港的例子來說,每個人都可在網路平台上參與討論,也都有機會影響運動的策略和走向,不須透過某個社運或政治團體成員也能發起活動並號召大家,降低了參與門檻。第二個面向是「網路瘋傳」,造成高網路討論熱度大多是影像,如遊行參與者塞滿街道的照片,佔路人群開道讓救護車通過的影像,警員衝進地鐵車廂以警棍及胡椒噴劑攻擊沒有示威裝備乘客的影片等,關注香港情勢的人對這些或壯觀或暴力的影像記憶深刻。

另外,在地性與全球性並存也值得一提,就像網際網路既在地又全球的特色,網路社運也一樣,既關注在地事務,也將國際社會的關注度帶入討論。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國際戰線」是抗爭者的重點,具體呈現在網路籌款後,在很短時間內就完成設計、聯絡等工作,並在世界重要媒體刊登廣告吸引國際目光,近日美國NBA球迷亦在reddit上發起製作聲援香港的T-shirt。香港抗爭者還運用「鍵盤戰」回應其他國家社交媒體,也透過Twitter和reddit文宣小組爭取國際關注。

科技發展衍生新的社運形式,如何將網路的虛擬連結變成現場參與也是很關鍵,除了透過傳媒展示抗爭撼動社會,另方面也讓參與者的網路連結成為真實的接觸。尤其,政府動用武力打壓時,人們會感到恐懼,但也擁有了共同面對危險的經驗,年輕人在短短百日間成為合作應付催淚彈的熟手,男女老幼在街頭共同面對槍聲與煙霧,線上的連結轉為線下的接觸,運動的熱忱得以持續。

科技、抗爭與監管

如同科技作為新抗爭形式的重要輔助工具,同樣可能是政府新監管形式的得力助手。香港抗爭者雖然靈活運用科技幫助運動的推進,也得對抗當局的數位監控和追蹤;例如加強網路與行動通訊的隱私設定、不使用信用卡和八達通、刪除社交媒體上自己的照片等,都是抗爭者避免被掌控身份與行蹤的方法。香港的抗爭形式也造成其他國家的仿效,同樣也面臨政府限制通訊的手段,如西班牙當局關閉加泰隆尼亞主要運動網站「民主海嘯」、伊拉克政府切斷網路等。不過,若當權者採取限制科技或其他工具如斷網、停止地鐵服務等阻絕或壓制的作為,而非直接回應抗爭者不滿的根源,民眾的憤怒終究會尋求其他方式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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