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中共召開「二十大」，除認可習近平在黨內權力的合法性之外，同時也是中國大陸治理模式走回後極權主義典範的開始，報告強調「中國式現代化」、「全過程人民民主」與「共同富裕」等。為「中國式現代化」需有「新發展理念」的支持，這也意味著，「自立自強」、「國內國際雙循環」、「共同富裕」等成為施政重點，其中「共同富裕」引發各界對於中國大陸經濟路線轉變的推測。

何以大企業對共同富裕「慷慨解囊」？政策指導帶動體制變革

早在2021年8月召開的中央財經委員會第10次會議上，習近平曾強調要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合理調節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相關論述出臺後，「共同富裕」遂成為新的發展指導，敏感的資本圈隨即做出回應，如騰訊集團立刻宣佈擴大投入五百億人民幣啟動「共同富裕」專項計畫，改善基層醫療等民生工程，這是騰訊繼2021年4月份投入500百億人民幣在基礎科學、教育領域之後的再次行動；2021年9月，另一平台經濟巨頭--阿里巴巴也宣佈將投入1千億元人民幣協助共同富裕計畫；之後2022年2月，京東集團劉強東宣佈捐出145億價值之京東股票來用於慈善事業。

何以「共同富裕」引發資產階級的「慷慨解囊」？主要是習近平對「共同富裕」的政策指導必然會推動財政制度與財富分配的體制變革，如此一來，中國大陸若欲進一步地「完善分配制度」，就需按勞分配為主體，建構出多勞多得的分配體系。

而習近平勾勒「中國式現代化」是將「共同富裕」、「大國崛起」與「兩個一百年」等政治宏論共同納入治國領政的方程式，新的國家發展願景也與1978年鄧小平改革出現路線差異，特別是在新憲法中廢除主席連任期限，改變過往的權力繼承規則。十九屆六中全會提出《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宣示新的統治合法性基礎，「二十大」之後的共和國，實際上已是新的國體。

「習近平思想」的指導身影無所不在

從「精準扶貧」到「共同富裕」，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到推動「中國式現代化」，各項政策背後可以看到習近平思想的指導身影。中共透過行政介入改善貧窮弱勢階級處境，運用財富再分配的機制推動共同富裕，這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立論十分類似。習近平治理中國10年期間，權力機制出現「再毛化」的特徵，權力高度集中、制度化降低與黨國強化管控社會的現象。將權力機制固化應是為了實踐習近平思想中對經濟、社會與政治的建設藍圖，這個藍圖架構的理論依據無疑就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習近平是歷經過文革的紅二代，改革開放時期多在福建、浙江與上海等經濟發展的地方工作，接觸過西方資本主義與現代化管理經營模式後，何以其認知架構仍受到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所影響？習近平思想中的經濟現實主義為什麼又讓位於正統馬克思主義（Orthodox Marxism），可能的原因在於其當前施政所面臨到的兩難格局，眼下中國的發展模式正同時受到全球資本主義利潤率衰退與市場經濟體制生產率下降的雙重壓力。

2008年美國次級房貸事件後，各國為刺激景氣採取寬鬆貨幣政策，導致全球資本總量快速增加，資本套利成為快速獲得財富最簡單的方式，金融遊戲讓實體經濟面臨供需失調的壓力，其後，歐洲主權債務危機與烏克蘭顏色革命等事件使得擴張政策成為主流。尤其，金融風暴與地緣政治危機動搖全球穩定，以吸納他國資本並執行全球代工的中國大陸經濟開始出現危機循環，如2014年的地方債風暴、2015年的股市熔斷危機、2016年底的共享經濟泡沫化、2018年的P2P網路借貸危機與中美貿易戰等等，以及2020年新冠疫情影響，結果出現2021年的恆大等地產公司之危機事件。

這種外部資本擴張導致中國內部經濟失衡，實體經濟藉由勞動產生的價值而貶值，但國家又必需支持市場主體生產營運，避免個別企業倒閉而引發供應鏈連鎖反應，最終讓整體社會付出慘痛代價，於是「六穩」、「六保」政策相繼推出。但這種應急式作法並非習近平所願見，面對中國式現代化的政治承諾，中共必須提出一個能根本性解決當前兩難處境的對策，特別是針對資本擴張造成的實體經濟波動，為此而萌生管制資本與優化資本配置，此舉可避免資本擴張與生產過剩造成的經濟危機，又可以救助弱勢社會與支持中產階級，倘若資本有序配置而導致民眾消費能力提升，就能解決商品生產過剩情況，可有效化解經濟危機。

「共同富裕」是指資本利得必須能滿足勞動剩餘價值規律，另一方面資本又不能剝削或占有勞動剩餘價值。倘若資本紅利能夠經過再分配機制而為其他階級所共享，既可以避免資產階級占有勞動剩餘價值，又能提高整體社會消費能力與消費需求，避免生產過剩與資本利潤率下降可能引發的經濟危機，這是習近平對於當前中國經濟困局提出的解方。

臺商要及早準備共同富裕的市場經濟脈絡轉換

共同富裕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對當前中國經濟處境提出的對策，再分配機制的建構就成為關鍵重點，首先要能有助於「富裕」，富裕作為一種生存狀態，是指人們不再受短缺之苦，並有能力追求嚮往的生活，因此必須要有發達的生產力，才能化解決供給不足的處境；其次，這套再分配機制要能夠達成「共同」的分配要求，要讓所有的人都能夠獲得「富裕」生存的能力。

若將上述論點轉換為現實的政治管理，需要一套完善的財政體制與稅務系統，透過財政支持來提供經濟誘因並幫助產業提升生產能力，又能透過稅收分配來協助各個階層獲得改善生存處境的經濟能力。由此可知，未來中共經濟政策將會側重強化財富分配的公平性，設法縮小財富分配的差距，藉由國家財政的挹助改善各個階層生存處境。

新的政治管理作為已經開始落實，據聞近期國家公務員考試提高稅務系統的招錄比例，藉以充實稅務部門人手，將來配合「金稅四期」系統強化稅務稽徵的能力。又如近期中共在農村地區再次重建供銷社體系並發展配套的物流系統，希望能夠創建生產、供銷、信用之三位一體的單位，以此改善農村地區的消費環境。另外，2022年6月，中國大陸監管部門約見瑞信、高盛、瑞銀等外資高層，要求在薪資結構需符合「共同富裕」的精神。2022年11月，京東集團的劉強東為了響應共同富裕，將為基層員工設立住房保障基金，高階管理幹部也將減少現金薪資10%-20%，劉強東的作為被解讀為受到政治壓力，但類此不樂之捐體現出響應共同富裕號召、表現政治正確之必要性。

憂大躍進路線復辟　企業家改變投資布局

近期中共左派意識形態大行其道，外界擔心過去大躍進時期「一大二公」路線將再次復辟，例如，2021年11月，日本共同通訊社針對共同富裕下的日商投資行為進行報導，文中表示若大陸富人限制消費與支出，將影響中國大陸經濟成長的動能，進而讓日商必須重新思考商業策略與投資佈局。又如大陸頂級白酒品牌貴州茅台因為價格昂貴可以反應消費品味，過去常用於婚禮或商務晚宴，但受制共同富裕的政策主張，國際投資者開始看壞貴州茅台的市場需求而調降投資組合。

上述種種跡象顯示，「二十大」之後，共同富裕的主張結合習近平對於中國經濟發展路線的調整，在「兩個確立」與「兩個維護」的政治要求下，各級行政部門已然心領神會的進行自我教育，未來無論是高管減薪或強化稅務稽查，或頂流資本圈進行的慈善義舉都將是社會的常態，過往所見的資本擴張或頂級消費的市場行為將不復見。

「共同富裕」是習近平的主要政治承諾，但以此建構的政治過程能否解決中國面臨的內外經濟問題，或能化解貧富差距擴大的壓力？目前尚無法判斷，前往中國大陸開展事業或參與建設的臺商與民眾，應該要調整心態與作法，以便早點適應新的「政治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