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辜汪會談30週年。30年前，兩岸在政治氛圍大幅變化下，政府基於對等與務實的精神，規劃與中國大陸進行事務性的協商與談判。由於官方條件尚不成熟，彼此也不打算進行政治議題的協商，因此針對民間事務的談判，以政府授權、民間機構執行為原則。在這樣的背景下，臺灣在1990年成立了「海峽交流基金會」（下稱「海基會」），而中國大陸則是在1991年成立了「海峽關係協會」（下稱「海協會」）。兩會皆定調為民間團體，在官方授權下展開民間交流相關的事務性協商，不涉及敏感的政治議題。經過1992年香港會談的協商後，儘管會談結果對於政治議題沒有共識，雙方仍舊在1993年4月於新加坡見面，並完成4項協議，「辜汪會談」正式開啟兩岸交流新頁。

辜汪會談的舉辦和「九二共識」的出現

1993年的辜汪會談，雙方均秉持「對等協商、互惠雙贏」的精神與基礎，簽署開創新局的4項協議，不僅為兩岸人民權益提供進一步保障，也建立兩會制度化聯繫管道。後續對增進兩岸民間的認識與了解、促進民間交流，以及解決因交流所衍生的問題、處理突發緊急事件等，都有積極性助益。辜汪會談被兩岸給予正面、積極的評價，也因此30年後的今天，兩岸仍對此次會談舉辦紀念活動，希望彰顯當時會談的精神。然而「九二共識」與辜汪會談又有什麼關係？

辜汪會談舉行前，1992年兩會代表在香港展開事務性磋商，會談結果並沒有針對一中議題達成任何共識，後來卻衍生出極具爭議的「九二共識」。我們可以從辜振甫的回憶錄還原一下歷史現場。根據辜振甫回憶錄《勁寒梅香》所載述，1992年香港會談，兩會雙方就「一個中國」的認知沒有達成任何共識。回憶錄中寫道：「...大陸將香港會談的結果以及後續的發展，片面宣稱為『雙方以口頭聲明的方式確認『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隨後進一步改說『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是1992年兩岸兩會的共識。這種說法與事實經過不符。」在香港會談結束前，海基會建議雙方採取口頭上各自表述自己立場的方式，在彼此尊重下，暫時擱置爭議。但當下海協會沒有在會談結束前做出答覆，而是在返回北京後，以傳真方式書面表達對於海基會建議「口頭表述各自立場」表示「尊重」，這便是所謂「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由來。「一個中國」是海協會所提出，口頭上各自表述立場，是海基會的建議，中國大陸對此僅表示尊重，辜汪會談就此展開。

辜汪會談精神　擱置爭議、平等尊嚴

後續在臺灣方面，1996年李登輝當選首任民選總統，在4月底就職典禮之前，海協會單方面宣稱：「93年辜汪會談前，兩會曾就『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之原則』達成口頭共識」。這已經是對92年香港會談的單方面曲解，因為92年的會談不僅對於一中原則沒有共識，所謂的「口頭各自表述」中方也沒有接受。不僅如此，1996年5月22日，李登輝總統正式就職後兩天，海協會甚至正式否認兩岸之間有「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共識，宣稱「雙方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才是1992年的共識。換句話說，所謂的「一中各表」，在海協會的認知裡，從來就不是共識，而92會談的結果。對北京與海協會來說，從頭到尾都只有一中，根本不允許各表。

就結果來看，辜汪會談是成功的，而且確實為兩岸人民創造了深化交流的條件。辜汪會談的精神是「擱置爭議、平等尊嚴、務實協商」，不帶有政治前提就是擱置爭議的原則。而「九二共識」則是一個被創造出來的政治語言，兩岸在92年的香港會談不僅沒有共識，而且「一中各表」中的各自表述，更被海協會嚴正否認。後來習近平更把「九二共識」、「一中原則」一起放進了「一國兩制」的制度框架。所謂的「有了九二共識，才有辜汪會談」的說法，不僅不符合歷史事實，也與辜汪會談的精神背道而馳。

「九二共識」是政治語言　非兩岸交流前提

 回顧相關歷史，可以發現海協會與後來創造出來的「九二共識」，是實踐透過交流達成統一的機構和政治語言。海基會則是為了擱置政治爭議，服務兩岸民間交流的機構，「九二共識」不是海基會在香港會談的成果。令人遺憾的是，現在北京不僅堅持只有同意「一中原則」的「九二共識」是兩岸交流的前提，就連臺灣內部，也有部分政黨和政治人物，贊同「九二共識」作為兩岸交流基礎的主張。

辜汪會談距今已經30年，兩岸各自的社會條件、外部環境也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就臺灣社會與民意來說，對於兩岸關係與身份認同和30年前有了很大的變化。依據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長期對於臺灣人身份認同的民調來看，1992年僅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單一身份認同佔25.5%；同時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也是臺灣人的雙重認同佔46.4%，兩者合計有71.9%。姑且不論「九二共識」是操作出來的政治語言，不可否認的，當時的主流民意確實也提供了「一中各表」的操作空間。經過30年，同一個機構、同一份民調在2022年的調查結果，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單一認同，只剩下2.7%；同時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也是臺灣人的雙重認同還有32.9%，但兩者相加也只剩下35.6%。認同自己是臺灣人的單一身份認同則高達60.8%。換言之，和30年前相較，中國人的認同元素在臺灣已經逐漸失去市場，臺灣主體意識已經是當前臺灣社會的主流民意。

其次，就外部環境而言，北京從頭到尾將交流視為統一的工具，而創造出來的「九二共識」，則定位為「一中原則」，再加上「一國兩制」的制度框架。「九二共識」徹頭徹尾只是北京進行統戰的工具和包裝，1992年的會談是一個歷史，雙方沒有共識更是事實；30年前的辜汪會談確實擱置了政治爭議，兩岸進行務實的民間交流與協商。出現「九二共識」的爭議後，現在臺灣部分政黨和政治人物，卻主張政府必須以此為前提才能繼續同對岸交流，不僅是錯誤的歷史認知，更是唱和一中的政治操作。

今年海基會舉辦辜汪會談30週年紀念座談會，由董事長李大維主持，並邀請了包括張榮豐、吳安家、劉德勳、江春男等4位在30年前參與或在現場親身觀察這場劃時代座談會的前輩與談。分別指出辜汪會談真正的精神在於擱置政治爭議、對等尊嚴，而非一中框架。就算要提一中，在當時也是兩岸對於一中，處於一種沒有共識的共識。辜汪會談的精神和成果，創造了對雙方人民都有利的歷史，應該予以肯定並延續。

「一中原則」限制兩岸交流    不符主流民意

30年來，兩岸關係發生了很多本質上的變化。用30年前的政治爭議來框限現在的政治行為和論述，不僅畫地自限，也不符合主流民意。拿「一中原則」來限制兩岸交流，只會讓兩岸關係越走越僵硬，越走路越窄。不設前提、對等交流，才會讓兩岸越走越彈性，越走路越寬，也才是辜汪會談真正的精神。

北京堅持只有「一中原則」的「九二共識」，臺灣則是主張民主原則下的前途自決。臺灣人的前途自決不應只是選舉語言，而是主流民意，也是臺灣精神，是民意中最具共識的內容。接受一中框架，就不是真正的自決，而是接受北京片面決定臺灣的未來。兩岸不是不能統一，但非北京所謂的「一中原則」與「一國兩制」的模式。

辜汪會談真正的精神和遺產，應該是針對民間交流的爭議和問題務實協商，以平等和尊嚴的精神，擱置爭議、務實協商，而不是反過來把爭議作為協商的前提。現在「九二共識」已經很明顯的是一個各說各話、沒有共識的爭議，扭曲辜汪會談的精神，亦無助重啟交流。辜汪會談30年後，兩岸交流反而受到一個虛擬的名詞所限制，是很令人遺憾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