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民國76年11月2日，臺灣開放老兵返鄉探親，打破時隔近40年的「漢賊不兩立」與「三不政策」。隨著兩岸民間互動日繁，衍生問題日增，亟須透過雙方協商解決，海基會在此背景下應運而生，並於民國80年3月9日創立，肩負政府委託協商、交流、服務的三大使命。中國大陸海協會也在同年12月16日成立，與海基會互為聯繫窗口。

海基會與海協會在歷經多次折衝協調後，民國82年4月27日，兩會最高負責人辜振甫董事長與汪道涵會長於在新加坡舉行「辜汪會談」並簽署《兩岸公證書查證協議》、《兩岸掛號函件查詢補償事宜協議》、《兩會聯繫與會談制度協議》及《辜汪會談共同協議》4項協議，這是兩岸第一次在對等尊嚴、擱置爭議原則下舉行的正式會談，不僅開啟兩岸新頁，促使兩岸接觸正常化，也透過兩會制度化聯繫機制保障兩岸民眾各項權益。今年適逢「辜汪會談」30週年，海基會特別舉行紀念座談會，一方面回顧其歷史意義並緬懷辜老風範，一方面前瞻兩岸關係發展前景，用智慧化解分歧。

李大維（海基會董事長） 

30年前「擱置爭議」精神　30年後仍值兩岸深思

回顧30年前「辜汪會談」最重大的意義，在於兩岸政府為了保障雙方人民權利，願意授權讓兩會建立制度性的聯繫會談，就相關的事務性議題進行溝通協商，其中最關鍵的就是彼此願意遵守「擱置爭議、相互諒解、務實協商」的精神，以及「對等、尊嚴」的原則。30年前辜汪兩位先哲能夠「以民為念、人民優先」，在不設任何政治前提的情況下，面對面會談，彼此務實的交換意見，積極提出解決人民困難的方案，這樣的精神與原則在30年後更值得我們深思。

隨著疫情趨緩，兩岸交流逐漸回溫，未來因交流衍生的問題將會越來越多。歷史在前進，思維也要與時俱進，我們不希望兩岸的溝通停滯，因為這樣只會帶來猜忌與誤判，而猜忌與誤判正是衝突產生的不穩定因子。兩岸任何形式的衝突只會帶來不可磨滅的傷害，只有加強彼此的對話與合作，促進兩岸和平穩定為目標，才能讓更多的人得到幸福和安全。

張榮豐（前國安會副秘書長）

建立雙方認可的管道　減少誤判

1991年5月1日，李總統宣布終止動員戡亂，兩岸開始大規模交流，但是毫無秩序，許多人宣稱自己是「密使」，跟對岸領導人大談自己的政治構想。李總統得知後，深感危險，因為很多人給了錯誤的訊息，容易引起兩岸誤判，因此興起兩岸建立一個代表官方「back channel」（編按：秘密管道）的想法。李總統先派他的秘書蘇志誠到香港與陸方商談，當時已敲定要舉行辜汪會談，後來這個管道因故喊卡，我與曾永賢資政（當時是參議）負責聯繫第二個管道。一行人於1992年8月31日飛到香港，轉澳門跟對方見面，對方帶著我們通過拱北海關到珠海，在珠海住了一個晚上後搭機到北京，由葉劍英的公子葉選寧出面接待。
葉選寧宴請我們時說，你們那邊來了太多人，甚至出現騙子，連楊尚昆主席都被騙了，你們有什麼信物，證明你們代表李先生？曾參議聽完說，葉先生你問這個問題我很失望，如果周總理在，他不會問這個問題，以你們的工作能力，不了解我們兩個人的背景，很難想像你們工作退步成這樣子。葉選寧聽完就趕快勸酒化解尷尬。

初次見面，雙方商談內容都很務實，並未涉及「一中原則」等敏感議題。9月3日下午一行人會見楊尚昆主席，他也是當時的中共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組長，第一句話就說我們不要談兩岸是什麼關係，要做一些務實的工作，如果天天互罵，朋友就交不成了。雙方見面最重要的就是確認這個管道。

國際上有四個因素需要派密使，一是雙方互不信任，二是雙方已經很久沒有來往，彼此沒有相關的訊息，三是雙方公開的喊價太高，四是要避開觀眾效果，即不樂見雙方談判民眾的干擾。密使需要雙方認可、定期會面，並且有緊急聯絡管道，我們這條線的確曾在1995、1996年發揮過一些作用。

中共擅用「原則」包裝有利議題 

是否有「九二共識」，我們作為當事人，沒有發現有「九二共識」這個詞。考究起來，「九二共識」其實不是蘇起發明的。1999年7月21日，當時的海協會副會長唐樹備說特殊國與國關係破壞了九二共識，此後陸方便常常提及九二共識。此涉及中共的談判策略。一般談判策略，第一是先設定議題，接下來談細節，然後簽約、執行。我要特別提醒，中共擅用「原則」包裝對他有利的議題、排除對他不利的議題，例如設下加入WTO三原則，美國接受了再來談，對臺灣也是先談一中原則。因為原則是空洞的，他們會在這個原則裡面不斷填入他們要的東西，通常利用交際應酬、酒酣耳熱之際，跟對方提這個原則，讓對方覺得吃人嘴軟就接受了，殊不知他們在設定議題。

臺灣真正有跟對岸交手的人不多，所謂有交手就是雙方有利害衝突時怎麼去折衷處理，我們算是有跟對方交手過的一支隊伍，1995、1996年我們曾與對方大吵一架，後來雙方約束自己的第一線部隊。因為有我們這一條秘密管道在溝通，有一些共識後就浮到檯面上，辜汪會談就是這樣促成的。

劉德勳（前陸委會副主委）

辜董事長發揮中華文化特質    占盡優勢 

辜汪會談當年我在陸委會法政處擔任處長，陸委會法政處監督海基會工作，因此怎麼把辜汪會談的成果內化在國內行政體系中，主要責任就落在法政處。這段過程非常辛苦，但我卻非常懷念，尤其在我擔任海基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期間，曾追隨過辜董事長一段時間，收穫非常多。他超越了政治，充分把他身上的中華文化特質發揮到極致，讓兩岸這麼高的政治活動化為一種文化治理，在兩岸競爭過程中，辜董事長占盡優勢，這是幾十年的人生歷練累積出來的，給我的人生很大的啟示。

辜汪會談之前，兩岸之間的高牆，即防範對方的政治隔閡，使兩岸關係跌宕起伏；另一方面經濟活動、商業活動，卻又慢慢地累積它的量能。這種情況下，幸好當時兩岸有海基海協這樣的機制，透過辜汪會談，開啟兩岸用談判化解敵意，用協商取代對抗的新局面，接下來海基會才有大家熟悉的協商、交流、服務工作，陸委會也才有朗朗上口的各項兩會簽署的協議跟執行的成果，這些工作我相信當時已得到社會大眾的肯定，今天我們以這個肯定，去看待辜汪會談30週年。

制度化協商機制得之不易    盼儘速恢復 

在兩岸兩會的頭銜下，兩岸協商實際上是兩岸主管機關在對等尊嚴下進行的協商，協議簽署後的執行，也是雙方的業務主管機關，在這個制度化的聯繫平臺上，去執行協議內容。協議執行的時候，大陸官員往返兩岸次數會比較頻繁，我方就把大陸官員的來臺許可證，從單次簽、逐次簽，後來變成是一年多簽，目的就是希望入出境的流程不要妨礙到雙方處理協議爭議的時間。

在這樣的機制下，不僅主管機關對口了，資訊也有交換了，業務也有交流了，更重要的是各自的法規標準也因此調和。像共同打擊犯罪就有談到，如果對方逮捕我方人士，要多少時間通報我方，我方的要求是必須在24小時內通報，最後對方答應了，但同樣的，對方也要求我方檢視面對大陸偷渡犯或是違規違法人士來臺，我方的通報時間，我們發現自己也沒有24小時，我方就內部法規標準做各種調整，雙方最後才能以24小時達成協議。

這樣的辛苦成果得之不易，外界要多給予海陸兩會團隊更多的空間、更多的鼓勵，相信以他們的專業、以他們過去為國家社會努力打下的基礎，是值得信賴的。一個團隊要能夠有這樣的基礎，需要時間、案例、各種的累積。期待這個團隊能讓兩岸之間重回榮景。

現在兩岸情勢複雜又嚴峻，我們都期待儘快恢復兩岸協商機制。這不禁令人想起辜董事長，辜汪會談也好，辜汪會晤也罷，他都有寫一段他的感觸：「但知春意發，誰識歲寒心」，也就是說，雖然辜汪會談讓兩岸看到有春的訊息，但要能熬過冬天的風霜冰雪，才可能迎來兩岸的春回大地。30年前，辜董事長就清楚揭示出，兩岸要化解歧見跟建立互信並不是一蹴可幾，這提醒我們，需要更珍惜我們建立起的交流平臺與協商機制，如何減少彼此間的敵意，爭取和平能夠發揮的功能跟空間，是目前雙方的首要課題。

吳安家（前陸委會副主委）

解決現實問題與降低敵意　促成辜汪會談 

促成辜汪會談主要有三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臺灣方面要解決一些現實的問題，例如當時有很多的刑事犯跑到大陸去，也有不少大陸的偷渡犯跑到臺灣來，另外兩岸之間的漁事糾紛也很多，這些問題都需要透過兩岸協商解決。雖然1990年9月12日兩岸有簽訂《金門協議》，但《金門協議》的遣返對象是刑事犯跟刑事嫌疑犯，沒有辦法完全解決前述問題。

第二個原因是中國大陸需要臺灣的投資，以挽救它的經濟。1989年天安門事件以後，世界各國都在抵制中國大陸，外國企業紛紛撤資，臺商在中國大陸的號召下，紛紛湧入，趁機卡位，臺商投資一多，糾紛也隨之而來，例如被大陸當局以欠稅理由霸占整個企業，保護臺商投資權益、解決兩岸經貿交流衍生的問題，都需要兩岸協商解決。

第三個原因是兩岸當即都有意透過協商來降低敵意，緩和緊張關係。「擱置爭議」是促成會談很重要的關鍵，古今中外的談判，尤其是國與國之間的談判，不可能獨贏，雙輸也不可能，只有雙贏，1993年辜汪會談就是雙贏。

中共對臺戰略與戰術30年未變 

第二個重點是30年來，兩岸關係有沒有改變。中國大陸希望把臺灣貶為一個地方政府，或類似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地位，這個戰略目標並沒有改變。70年代中國大陸制定「一國兩制」架構，作為統一的方案它不會變，但在內容上，有討論協商的空間。

第三個重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戰略目標就是用「一國兩制」兼併或統一臺灣，到現在除了戰略沒有改變，戰術也一點都沒變。政治矮化沒有改變，反對一切涉及中華民國國號、主權意涵的名詞；軍事威脅沒有改變，主要目的是把臺灣海峽變成它的內海，不容許其他外國勢力來染指，他們把演習常態化，希望能不戰而屈人之兵，以戰逼和，以戰逼談；經濟吸納也沒有改變，早在兩岸交流初期，中共已為兩岸經貿交流定調，包括以經濟促政治、以商圍政、以民間逼官方等，習近平上臺後又加了一個「以通促融」，最終目的是加深臺灣對中國的依賴，進而達成統一的目標；挖走中華民國邦交國的戰術也沒有改變，最終目標就是讓中華民國在國際上消失。

最後一項戰術叫「社會滲透」，滲透是雙方面的，我影響他，他影響我，沒有辦法避免。中共一再強調要把對臺工作做到臺灣內部來，也就是過去常講的入島入心。爭取臺灣民心具體的做法有幾個，第一叫發展進步勢力，所謂進步勢力就是支持或同情中共的勢力；第二是爭取中間勢力，孤立打擊頑固勢力，即堅決反對中共的勢力。值得注意的是，臺灣內部同情或暗中支持中共的力量日漸增長，這與中共的政治滲透有關。

國共歷史情結貫穿兩岸協商交流 

第四個重點，我們要了解中共對臺企圖。他們把臺灣當作國家安全戰略重要環節，在中共領導人的思維裡面，不解決臺灣問題，國家安全難以根本改善，不統一臺灣，就沒有辦法控制太平洋的第一島鏈，要進入第二島鏈更為困難，要發展遠洋海軍，也會困難重重。

第五個重點，政府處理兩岸關係，面臨主要困境在於國共的歷史情節，這個情節可說貫穿了辜汪會談30年來的協商和交流，這是一條紅線，沒有辦法斷。馬英九先生前往中國大陸祭祖時，講很多有關中華民國定位、中華民國憲法的問題，陸方默許沒有反對，代表國共的歷史情節還在，他希望將來能夠繼續進行國共會談。幾十年來，中共想要達成國共第三次會談的目標基本上已達成，可以預見未來中華民國大選的時候，這個歷史情節還會發酵。

兩岸須交流建立互信　協商代替對抗 

最後我提出一些建議。第一個建議，以交流建立互信。兩岸間的各項交流，可以列出要開放的優先順序，在互惠互利原則下，能放儘量放。兩岸交流不但是維繫兩岸關係的紐帶，也是緩和兩岸緊張關係的方式之一。

第二個建議，努力恢復制度化的協商管道。辜汪會談最大的貢獻就是建立一個制度化的協商管道，現在協商管道中斷，我個人判斷，要恢復可能要等到明年大選之後，因為現在中國大陸當局還是期待國民黨能夠勝選，如果國民黨勝選，協商的恢復可能較快，否則的話會比較慢。

最後一個建議，我們應該努力團結內部一致對外，經由溝通協調來制定超黨派的大陸政策和外交政策。中華民國已經是一個完全民主化的國家，言論自由獲得充分保障，但是兩岸間的重大議題關係到國家的生死存亡，一定要建立超黨派的大陸政策，一個四分五裂的國家，沒有辦法跟一個一黨專政9,600多萬黨人統治的國家對抗，我們要用我們的智慧來處理這個問題。

江春男（前國安會副秘書長）

透過媒體認識大陸容易失之偏頗 

我是以旁觀者、記者、黨外的身分，來看整個過程。我看事情都不願意看表面，第一個不相信外交官講的話，外交官必要的時候會講真話，但他們空話比較多；我也不相信觀光客講的話，他看的東西都是對的，都是真的，但都不重要。我很想了解中國大陸，用大部分時間看外國報紙，我大部分的了解都是從外國人來的。

有一段時間，北京的外國記者大都臺灣過去的，北京的外國特派員我認識最多。透過他們我看到中國大陸裡面很多很正派的人，有學問的人、有心胸的人、有中華文化的人、有世界觀的人、有文明水準的人，這些人在媒體上都看不到，媒體看到的大都是醜陋的一面。以前大家都說中共最會宣傳，我認為中共的宣傳是最失敗的，都是反宣傳。我碰到一個黑道老大跟我講，他以前是大統派，在中國大陸住一段時間，回臺灣變成獨派，他說任何正常的人，只要在中國大陸住過一段時間都會變成獨派。

政治對立民間熱絡　國際罕見 

我當年跑外交新聞，感觸特別深，覺得兩岸關係一路走來很不一樣，早期是內戰，後來是冷戰，後來變民族主義，現在都是戰略對抗。這幾年來，臺灣跟中國大陸發展這個關係非常難得，韓國人很羨慕臺灣，韓國中央日報社論好幾次寫說，南北韓沒有任何來往，但兩岸民間來往那麼密切，為什麼臺灣能韓國不能。但我覺得兩岸交往那麼多，應該要有很多研究，比如對文化、對思想、對經濟、對政治、對國際地位的效應是什麼，兩岸交流的利弊在哪裡等，不要太學術性。臺灣兩岸的書不少，但是國際上看得懂的人很少，應該有人做這個事情。

另一個比較特別的就是大陸人對臺灣其實滿了解的，該了解的人都很了解。臺灣是open book，大陸人來來去去，全臺灣到處跑，每個人都掏心掏肺跟他講內部事情，國民黨跟他講民進黨的壞話，民進黨跟他講國民黨的壞話，所以地方政治他比我們更了解。但是他了解臺灣沒有用，他不需要了解，執行政策就好，越了解臺灣的人，在大陸越不吃香，因為了解一定有問題，你同情臺灣就是被收買了，你有問題就下臺了。

超限戰作者前幾年接受訪問時說，不管怎麼強調臺灣問題是中國大陸內部事務，其實本質上是中美問題，如果中美問題沒有解決的話，臺灣問題就不可能解決。他說統一臺灣不是中國大陸最重要目標，中國大陸的目標是為14億人民謀福利，統一臺灣有助於中國大陸人民的福祉嗎？有助於中華民族的復興嗎？如果香港都弄得亂七八糟，臺灣怎麼吞得下去？

積極交往　降低誤解 

有一次我跟大陸人聊天，他說中國大陸每年有幾千萬、上億的觀光客出國，他們為什麼不投奔自由？為什麼都回來？你們說中國大陸沒有自由嗎？所以中國大陸是很複雜的東西，有時候我們因為誤解而引起衝突，但也可能因為了解才分開。不管怎麼樣我覺得兩岸關係從地理上也好，歷史上也罷，臺灣離不開中國大陸。共產黨會倒，中國大陸會亂，但不會滅亡，崩而不潰，所以一定要積極跟中國大陸交往，以中華民國臺灣這個名義、這個身分、這個本來的面目，結合臺灣的力量來面對中國大陸，我想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李大維（海基會董事長）

和平、穩定、繁榮是最大公約數 

今天在座的每一位都是兩岸方面的專家，每個人有不同經驗、不同記憶，對未來也會有不完全相同的看法，大家的共識，即所謂的最大公約數，就是希望未來兩岸能夠在和平、穩定與繁榮三個原則下，為人民幸福共同努力向前邁進。這不可能是一個很簡單的過程，兩岸之間沒有簡單的議題，只有複雜的議題，但複雜的議題也不一定不能化繁為簡。如何讓兩岸願意坐下來溝通交流，為人民的福祉繼續工作、努力服務，才是應該要做的事。不管是海基會，還是海協會，或兩岸方面的主管機關，應該想辦法找出一些方法，向和平、穩定、繁榮大目標，去努力、去邁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