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者人之積，人口是一個國家不可或缺的組成要素，也是政府施政的主要對象，若無法確切掌握人口相關數據，政策制定必然易與現實脫節。然而，人口因生老病死，隨時都在變動，為掌握境內人口總數、分布、年齡結構、民族組成、性別、城鄉構成等趨勢，以便制定國家未來發展政策。現今各國政府通常會固定一段時間就進行一次人口的普查，包括臺灣、美、英等國在內，全世界多數國家都是每10年1次，日本則是每5年1次。

中國大陸人口危機迫在眉睫

中國大陸於1953年進行第1次人口普查，之後於1964年、1982年，進行第2、3次，尚未形成規律；直到1990年第4次之後，便固定每10年進行1次人口普查。2020年11月1日中共啟動第7次人口普查，直到2021年5月11日最新人口數據才千呼萬喚始出來。包括總人口規模、生育率、老齡化、性別比等資料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

據普查公報，中國大陸總人口數超過14億1千萬，與2010年第6次人口普查約13.3億人相比，增加約7千206萬人，成長5.38%，人口增速降至數十年來最低水準。隨著生育率長期走低和人口老齡化，未來人口增速可能從正轉零，再轉為負，邁入負增長時代，人口危機儼然迫在眉睫。

從數據來看，中國0-14歲、15-59歲、60歲及以上年齡段人口各自占比分別為17.95%、63.35%、18.70%，且65歲及以上老年人占比已達13.5%，比2010年上升4.63%，人口老齡化程度進一步加深。另，出生人口數近5年每年都呈現下降趨勢，2020年新生兒僅約1千2百萬，比2019年下降18%，是1961年以來的最低數字，北京大學應用經濟學研究教授梁建章就形容，「中國面臨著世界上最緊急，最嚴峻的獨特的人口挑戰，這是一個長期定時炸彈」。

男女比失衡　近1800萬適婚男性找不到老婆 

從這次人口普查性別構成來看，中國大陸男性和女性人口所占比例分別為51.24%和48.76%，男性比女性多3千490萬人，其中分布在20 至40歲適婚年齡的男性比女性多1千752萬人，性別比為105.07（以女性為100，男性對女性的比例）。

中共於1982年9月將計畫生育定為基本國策，同年12月寫入憲法，直到2015年10月開放「二孩政策」，長達33年的時間民眾基本上只能生育1個小孩。扭曲的生育政策造成扭曲的社會現象與層出不窮的問題，例如違反一胎化政策的家庭，或失去工作，或丟掉公職，或被迫墮胎，或殺嬰棄嬰，或賠償高額罰款，著名導演張藝謀就因超生兩個小孩被罰所謂「計劃生育費」和「社會撫養費」，共約748萬人民幣。普立茲新聞獎得主方鳳美（Mei Fong）在2008年汶川地震過後，曾深入調查中國大陸一胎化政策下強制墮胎、超生子女人權議題。發現許多地方政府為了達成一胎化政策數據目標，不惜設置調查人員、獎勵告密，凡是發現孕婦超生，一律強制墮胎。另據統計，超過3億2千萬婦女在生完第一胎後，被要求於體內裝置節育器。

在傳統重男輕女觀念的制約下，一胎化也逐步形成男多於女的失衡現象。「男多女少」衍生許多問題，男性找不到適婚女性，直接影響結婚率，而育齡婦女人數減少，則直接影響出生率，進而造成人口增速放緩、老齡化提前到來、勞動力短缺、經濟前景受衝擊等諸多問題。

在社會問題方面，據經濟學家莉娜·埃德倫德(Lena Edlund)估算，性別比例每增加1%，暴力和財產犯罪就增長6個百分點。中國大陸男女比例失調嚴重的農村地區男性賭博、酗酒、吸毒、綁架和販賣婦女等行為屢見不鮮，反映出光棍過多帶來的後果。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社會學教授王豐曾將中國的生育政策比喻作政府為未來發展借到的抵押貸款，「人口普查結果證實，還債的時間到了」。

中國大陸的人口問題，除了因男女失衡，造成育齡婦女規模減少，主因還與超低生育文化普遍流行有關。作為現今生育主體的「90後」和「00後」，婚育觀念與上一代有明顯差別。受環境污染、生育年齡推遲、生活壓力等因素影響，不孕不育率不斷提高。根據中國人口協會、國家衛健委發佈的《中國不孕不育現狀調研報告》，中國育齡夫婦的不孕不育率從20年前的2.5%—3%攀升到近年12%—15%，不孕不育者約5千萬之多。

為此，人口普查數據公布後不到1個月時間，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就公布「三孩政策」，期望刺激新生人口成長率。從「二孩政策」出臺，放寬生育限制以來，並未出現預期的生育潮，「三孩政策」一推出，大陸年輕人反映普遍不佳，冷嘲熱諷不斷。綜觀不同國家鼓勵生育的措施，主要包括生育津貼、育兒及兒童補貼、家庭補貼和帶薪產假等，包括臺灣、新加坡、日本、法國、德國、義大利、加拿大等均有相關措施，移民政策及稅收減免在美國比較常見。大幅減輕生育養育成本，才能縮小生育赤字，否則恐怕還是無法引起年輕人的意願。

剩男危機！官方出手整頓高價彩禮

性別失衡，讓中國大陸早就流行「三千萬光棍」的說法，但男性要想「脫單」，經濟條件是關鍵性要素，只要論及婚嫁，城市中的女子大多以「有房、有車、有存款」作為衡量的標準；而男性遠多於女性的農村地區則往往要求男方付出高價彩禮。以河南省柘城縣為例，據中共《人民日報》報導稱，該縣下屬鄉鎮「天價彩禮」十分普遍，娶親禮從6萬6、8萬8，一路飆漲，後來乾脆按斤稱人民幣，例如「三斤二兩」，是指百元大鈔的重量，依照1張1百塊錢1.16克計算，就是15萬人民幣，一對新人從相親到過門，開銷要50多萬人民幣。而結婚率全國倒數第4的江西農村，平均要20萬人民幣以上的彩禮，居全國首位。適婚男女數量的失衡，最終影響到的，不是那些收入水準高的上層的群體，而是社會地位偏低的弱勢群體。

出現高價彩禮的地區，部分家庭因生女而失望，便想在女兒長大成人後，以徵收高價彩禮實現心理補償，甚把嫁女當作改變貧困生活的手段。高價彩禮將女性物化，女方家庭把女兒嫁出去以後，往往斷了與女兒的聯繫，而部分農村家庭為了給兒子娶妻，掏空家底，甚至背負沉重債務，反而為日後夫妻相處埋下隱患。

有鑑於此，中共民政部於今年4月9日發佈《民政部關於同意將河北省河間市等單位確認為全國婚俗改革實驗區的批復》，將河南省開封市禹王臺區、寧陵縣、廣東省廣州市、遼寧省瀋陽市皇姑區，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南崗區，江蘇省南京市建鄴區、重慶市大足區、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區等地列為全國婚俗改革實驗區，實驗時間為期3年，其後包括河北雄安新區等地也被納入。婚俗改革的重點就在於遏制婚俗的不良風氣，包括講究排場的喜宴、高價彩禮等豪奢作風，以及低俗的婚禮鬧劇。

未富先老　提升生育率是當務之急

因一胎化造成性別失衡，連帶引發的結婚率及生育率問題，可以說是中國大陸獨有的「社會主義特色」，與此同時，中國大陸的家庭規模也逐步縮小。1964年平均每戶4.43人，1990年3.96人，2010年降至3.1人，2020年大幅縮減至2.62人。從家戶人口規模的減少，可以看出單人戶和夫妻戶的比例大幅增加，無論對養老還是育兒來說，代際家庭支持功能均呈現弱化的趨勢。

另一方面，長期以來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很大程度上是依賴源源不絕的廉價勞動力，但隨著適齡勞動人口的減少，總體勞動力成本持續攀升。《紐約時報》更報導指稱，中國面臨著與發達國家類似的老齡化相關挑戰，但同時家庭收入要少得多，也就是說，中國還沒有富起來就變老了。

要解決上述問題，唯有採取釜底抽薪的根本辦法，就是提升生育率，同時改善性別比率，拉近適婚男女的人數差距。這次人口普查有一項數據，或許可視為較正面的消息，就是新生兒人口男女性別比為111.3，較2010年下降6.8，性別結構似乎隨著全面生育政策的放寬、生育觀念的轉變、男孩偏好的減弱，有所改善。但不可否認的是，出生性別比仍然處於偏高的狀態，中國大陸性別失衡問題的治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