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佛跟耶穌都要「講政治」

「宗教中國化」原本指的是習近平政權上臺後，針對五大合法宗教中的三個「外來宗教」：基督教、天主教、回教所推動更為強硬的宗教政策。「宗教中國化」就是中共政權要求這些「外來宗教」增加「愛國主義」的教育訓練，支持中國共產黨統治、習近平的「領導核心」、社會主義制度，以及擁護國家統一與領土完整。簡單來說，無論你是活佛還是耶穌的信徒，在中國大陸就是要「講政治」，不僅要遠遠避開黨高層劃下的各種政治紅線，更要積極邁出為黨國政治目標服務的步伐。

「宗教中國化」一詞最早可追溯到2012年3月北京大學宗教文化研究院與中國社會科學院基督教研究中心共同舉辦了「基督教中國化研究」專家座談會。該場會議討論的僅是基督教，但會中提出宗教要負責的「三大政治功能」，某種程度預告未來8年各大宗教即將面臨到的「宗教中國化」政治風暴：他們指出「洋教」要洗刷在歷史上「不適應」中國國情問題，必須要以行動證明：1.為構建文明對話神學發揚中國智慧；2.為應對重大現實問題做出積極貢獻；3.為拓展中外文化友好交流鋪路搭橋。後來的發展印證學者的建議已經成為政策，五大宗教的愛國協會各自公布「五年計畫」，要以習近平思想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來建構「文明對話神學」；愛國協會的主席與政協委員們要求信徒在「重大現實問題」上要懂大是大非、紛紛表態要「感黨恩、聽黨話、跟黨走」；同時，「佛教外交」、「宗教參與一帶一路」、「輸出反宗教極端主義經驗」等積極服務黨的大統戰與大外宣的驚人言行陸續出現。

習近平特色的宗教政策

天主教方面，自去年簽署不公開的「主教協議」後，中共推動中國天主教進一步「中國化」的力道更為加強。2018年1月召開的「全國宗教局長會議」便聲稱要建全天主教的「一會一團」制度、加強天主教界「獨立自主自辦原則教育」。中共的策略是藉與教廷和解作為籌碼，挾教廷之名迫使多年來忠於梵蒂崗的地下神父歸順中央。另一方面，則繼續落實和打造「真正」的愛國天主教，例如在2019年7月的「全國性宗教團體聯席會議」上公布的所謂「四進」要求：1.舉行唱國歌、升國旗儀式；2.向信徒宣講中國憲法和其他法律法規；3.宣講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4.宣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有著悠長反抗傳統的基督新教則面臨更全面的打壓。基督新教教會與官方的關係處在前所未有的緊張狀態，除2016年的浙江清拆運動，2018年河南也出現大規模拆除教會十字架行動，當地官方教會牧師透露數字可能達7千座。同時對地下教會的打壓繼續開展，知名的地下教會成都「秋雨聖約教會」超過1百位信徒在去年12月被公安大規模逮捕，其牧師王怡被以「顛覆國家安全」罪名被捕，經過1年的秘密關押，2019年12月30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才公布王怡因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和非法經營罪獲刑9年。官方進一步藉各種如聖經書籍審查、宣教人員資格考試或宗教活動場所登記證等行政措施來監控官方教會，取締地下教會。

整體而言，近幾年針對伊斯蘭教、佛教、基督教與天主教的宗教打壓事件主要有三種類型：第一，以「違建」或「中國化」為名拆除部分或全部宗教場所之建築、塑像、與標誌；第二，以缺乏合法註冊或官方許可為名，解散、驅逐或逮捕宗教領袖與信徒；第三，就算宗教團體配合拆除與獲得許可的要求，有關當局仍對於宗教場所內的設置、儀式，甚至對使用陳列的書籍經典大加干涉。例如要求移除十字架或佛教經書改放置習近平、毛澤東的畫像與語錄，要求信徒舉行升旗典禮等政治儀式以示「愛國」。

「宗教中國化」變質為「去宗教化」

自2020來這些「中國化」的要求似乎已變質為「去宗教化」的作為，甚至延伸到一般民眾的節慶與婚喪典禮。例如2020年4月以來，山東、雲南、浙江等地都傳出拆毀公墓宗教塑像與標誌的事件。2020年6月，一份《關於禁止在殯葬場所開展宗教殯葬儀式的通知》從遼寧省傳出，其中嚴格規定殯葬場所不得設立「宗教廳」舉行宗教殯葬儀式，不得在殯葬場所開展講經、講道等宗教活動，不得經營銷售和提供宗教用品。6月浙江省一間三自教堂按照基督教禮儀為信徒送葬，被人舉報有信徒扛十字架的行為而被勒令關閉3週。8月河南省安陽市政府官員阻止佛教徒身穿長袍與手舉「阿彌陀佛」經幡出殯，也不准唸經超度亡者。

宗教打壓值得特別注意之處，並非它影響的範圍或是人數，而是它的存在證明了統治者的價值觀與其行為反射出來的極度不安全感。例如以「國家安全」為由拆毀作為中國傳統信仰中心的佛寺與銷毀佛教書籍顯然是荒謬的。這一波佛教打壓的對象主要都是所謂的「愛國宗教人士」，也是長期與中共統戰部配合的合法宗教場所；這些佛寺配合政府的宗教政策都來不及了，哪來國家安全的威脅？例如書被查禁的淨空法師曾公開稱讚習近平是「菩薩再來、再來人、菩薩化身」，但據山西一位被查抄的寺廟住持卻告訴記者說：「國家說淨空法師配合西方反華，他的書『危害國家安全』，必須焚燒、銷毀」。

總結而言，「宗教中國化」並非一個宗教社群的「自我改造」運動，而是具有明顯政治目的、由上而下的一個全民政治運動。它要求宗教教義反映習近平思想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要求信徒在「重大現實問題」上要擁護黨的重大政策；同時要宗教組織積極服務黨的大統戰與大外宣的日常工作。實踐上就變成信徒書架上不能擺放宗教書籍，宗教場所不能懸掛宗教符號，婚喪喜慶不能有宗教儀式。這種黨的政治生活與民眾社會生活不分的情形是毛澤東時代的標誌，是改革開放時代試圖從中國大陸社會中剝離的「過左」作法，習近平時代的回歸當然有其政權生存上的理由，但承擔後果的是中國大陸人民日常生活的合理性與中國大陸的國際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