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六月十二日，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與海協會會長陳雲林在北京釣魚台賓館舉行了「江陳會談」。這是兩岸兩會在中斷了長達十三年之後的首次會談。誠如海基會江董事長指出：「本次會談象徵兩會互動的恢復，也是兩岸關係重新啟動的起點，兩岸兩會的正常化與制度化的往來，對兩岸關係未來的發展具有指標意義」。第一次江陳會談順利簽署了「週末包機」與「陸客來台觀光」兩項協議成果，不僅如期兌現馬總統的政見支票，更為兩岸關係良性互動奠定了歷史性的里程碑。

兩岸兩會互動由「蜜月期」走向「務實協商期」

　　緊接著十月底陳雲林將率領海協會代表團到台灣進行「江陳二會」。為了營造友善和平的氣氛，大陸方面希望屆時陳雲林能親自帶著貓熊「團團」、「圓圓」到台灣。我們可以感受到大陸方面維繫兩岸和解氛圍的用心，但畢竟隨著兩岸協商議題在性質上「先易後難」、在範圍上「越來越廣」，兩岸兩會的互動勢必由「蜜月期」走向「務實協商期」。尤其在北京成功舉辦了奧運之後，中國大陸民族主義高漲，在主權問題更不易讓步。因此，兩岸「擱置爭議」能讓經濟議題的合作交流邁開步伐，但當談判觸及「國際空間」、「和平協議」高度政治性議題時，兩岸很可能由「擱置爭議」變成「爭議再起」，而使得談判受阻。因此，我們一方面對於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抱持樂觀的期待；但另一方面我們千萬不能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底下，筆者擬從「正視現實、務實協商」的觀點，提出對於第二次江陳會談的期待。 　　首先，是談判議題的優先順序。陳雲林在九月九日表示：兩岸累積很多需要解決的問題，題目很多，需要排一排，至於怎麼排，兩會勢必要充分協商。但從國台辦主任王毅的說法，大陸現階段的工作重點是「全面三通」，包括包機常態化、截彎取直、海運直航等議題。這裡面卻漏掉了台灣想談的貨運包機。對於台灣來說，除了三通議題外，兩岸金融監理機制、陸資來台與經貿正常化等議題，毋寧是更迫切需要處理的議題。

談判議題與策略需要事前縝密的沙盤推演

　　談判雙方各自有不同的優先順序與利益需求，最簡單的解題方法是「交集法」，找出雙方利益的重疊處。像海運直航經過兩岸民間業者協商，已取得高度共識，問題不大。除了交集法外，我方可運用聯集法，把我們想談而與「交集議題」有關聯性的議題提到談判桌上（如貨運包機）。 　　即使這次談不成，亦可做為下次雙方協商的主要議題。或者，我們是否臨場採用「水平談判法」，雙方各讓一步，各自把彼此最想談的議題同時排進議程。究竟採取何種談判策略？如何排定優先順序？都需要海基會與陸委會事前縝密的沙盤推演。 　　其次，是關於兩岸經濟綜合協定。馬總統曾多次主張兩岸應簽訂「綜合性經濟合作協議（ＣＥＣＡ）」。兩岸經貿正常化是未來海基會的重要工作。基此，未來兩會終將進行綜合性經濟談判，重點包括：（一）兩岸貿易正常化及特定產業保護機制；（二）兩岸投資保障及經貿糾紛調解仲裁；（三）兩岸智財權保護及專利認證規範協調；（四）產品標準規格化及標準檢測認證規範協調；（五）兩岸金融監理合作機制；（六）兩岸海空直航協商及安排；（七）兩岸漁業勞務合作機制；（八）避免雙重課稅；（九）智慧財產權保護；（十）經貿爭端解決等。 　　綜合性經濟合作協議要用「包裹式策略」一次談定的難度相當高，因議題範圍廣，有些議題對雙方的急迫性有所差別，彼此利益需求並不相同，想要一次談定並不切實際。例如兩岸金融監理合作備忘錄〈ＭＯＵ〉，我方講了多少年，大陸方面至今似仍未有簽署的準備。我們不妨可採取「分割談判」的策略，即「分段談判，一次簽署」。第二次江陳會談可以先就綜合經貿合作的議題架構、階段、時程進行先期的意向溝通，以為後續細部談判鋪設框架。 　　九月八日大陸商務部在廈門「兩岸經貿與合作發展論壇」再度重申：「兩岸可建立類似ＣＥＰＡ的經貿合作機制」，呼應了我方所提的綜合性經濟合作協議。只不過，ＣＥＰＡ是港澳模式，容易聯想到「一國兩制」，恐難被台灣主流民意所接受。據筆者所知，北京對名稱的態度有彈性空間，名稱與框架模式都是兩會可先行溝通交換意見的議題。

這次「江陳會」不大可能觸及高度政治性的議題

　　第三，是台灣的國際空間問題。在上次「江胡會」中，江董事長已明確表達台灣人民對於「有尊嚴地加入國際社會」十分重視。胡錦濤則回應「希望雙方共同努力，創造條件，透過協商尋找雙方都可接受的方法。」北京的態度是，台灣要想參與國際社會，可以；但必須先透過兩岸協商。北京方面顧慮的是：一旦大陸鬆手，台灣的國際空間不斷擴大後，反而成為台灣「不統」的籌碼。因此，北京傾向於將台灣國際空間與兩岸定位、和平協議綁在一起談。但和平協議茲事體大，在期程上十月底的江陳會不可能觸及高度政治性的議題，頂多只能相互探底、測試風向。 　　馬英九總統在接受墨西哥太陽報時表示，兩岸是「一種特別的關係，但不是國與國的關係」，其實是向北京表達善意，消除獨台疑慮。基於此，個人認為，在兩岸和平協議正式簽署前，北京可以先在若干個案對台釋出善意，例如協助台灣加入ＷＨＡ成為觀察員；甚至協助台灣以經濟體的身分加入東協，成為十加三加一，一方面可爭取台灣民心；另一方面也替馬總統在國內遭批「自我矮化」的處境解圍。 　　最後，兩會談判在處理新議程的同時，別忘了檢視上次協議的落實成效。例如原本規劃每日三千名陸客來台觀光，最後竟只有平均二至三百人的窘境，給外界雷聲大、雨點小的印象。究竟原因為何？是那些環節出了問題？兩會都應藉此機會找出問題，形成共識，再積極落實推動改善。如此形成的機制才有力量，兩岸關係才能在實事求是、解決問題的原則下越走越穩。 　　毛澤東在國共內戰時曾賦詞說：「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但現在兩岸關係出現自一九四九年以來難得的歷史機遇，從鬥爭對立走向和平發展。互惠雙贏才是硬道理，針鋒相對、只爭朝夕的時代已經過去。兩岸如何真正轉變觀念，以宏觀的格局與視野，正視現實，面向未來，共同建構一個具有包容性與開創性的互動架構，是第二次江陳會談責無旁貸的歷史任務。（作者為國立空中大學公共行政系教授、國政基金會財金組顧問）〈本文刊於97年10月「交流」雜誌第1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