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宗海教授在「兩岸關係演進與台灣民意走向　一九九一─二○一一」乙文，首先從歷史發展的經驗，將兩岸關係由不同時期切入分析，並產生幾個不同背景內涵的階段。他以在一九四九年兩岸開始分治為計算基準，歸納兩岸關係的發展階段：從最初的軍事對峙與法統爭執的時期，經過交流緩和時期，轉為意識對立時期及相互磨合時期，直到目前的兩岸競合時期。
　　邵宗海教授藉由分析各時期的形成過程發現，每個時期固有其時代背景，也突顯了兩岸當局在該時期企圖追求的政治目標。他進一步針對不同時期的劃分，援引相關單位歷年來對「兩岸關係」所作的調查，希望藉此初步了解：不同時期的情況下，台灣民眾對「國家認同」與「統獨走向」是持什麼立場態度？「對大陸民眾與當局」又是持什麼看法？以及對「兩岸關係發展」與「大陸政策推動」是持什麼立場？
　　根據相關民調反映的數據，邵宗海教授在文末總結台灣民意走向，並提出幾點重要的觀察：
　　首先，他認為台灣內部的「自我認同」或「國族認同」，以及「統獨走向」的選擇，並沒有隨著兩岸關係的低落或改善，而有顯著變化。我們看到二十年來「兩岸關係的演進」，已有逐漸改變，但台灣民意的走向，始終沒有太大改變。這是否說明，政府不再有能力主導民意走向？還是說，民意已有了自己成熟的看法？邵宗海教授表示，這是政府在制訂大陸政策時要非常注意的「變數」，除了要防止台灣出現政策與民意有落差的危機，也要設法去提醒自己與民眾，這樣的民意走向很可能會導致台海危機的再度升起。
　　邵教授進一步分析，近二十年，台灣經歷了民主化的歷程及兩岸關係由敵對轉向和緩的轉變，民主化及政府的政治操作，確實對國民的認同有了深刻影響。民主化的訴求，便是所謂「當家做主」的概念，這也造成了民眾增加對「我是台灣人」的認同，減少了對「我是中國人」的認同。
　　邵宗海教授特別指出，這裡面也有值得北京方面要引以為戒的，就是不管用硬的方式（文攻武嚇），或是軟的手段（如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方針），看起來並未有效的排除台灣民眾往「台灣人認同」及「願意與中國大陸永遠切割」的方向靠攏。因此，北京的對台政策可能需要重新思考，當未來繼續執行這些策略與作為，即使政府有所回應，但如果台灣民眾的走向絲毫不受影響，北京要實質改善兩岸關係，又談何容易。
　　其次，他強調台灣民意是發展兩岸關係的關鍵因素。行政院院長吳敦義多次表示，「國家需要、民意支持、國會監督」是大陸政策必須掌握的三大原則。據此，政府每個部會面對或處理兩岸事務時，都要以民意為基礎、以台灣的利益為主要考量，時時聽取民意。這不僅是民主政治「以民為主」的具體展現，更突顯充分尊重民意，在整體兩岸施政作為上的重要意義。邵教授認為，從相關民意調查結果顯示，改善及穩定兩岸關係的表現，在行政團隊的績效中仍名列前矛，顯示當前大陸政策的方向正確，頗能符合多數台灣民眾的期待。
　　再者，制度化協商有助於緩和兩岸情勢。一年舉行兩次的兩岸兩會高層制度化協商，無疑地是兩岸間的大事，也屢屢成為國內與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幾個不同時期進行的民調，呈現的結果差異不大，約有六○％至七○％的民眾，認為兩岸的協商有助於兩岸關係的和平穩定，也有超過半數的民眾肯定整體協商成果，對兩會簽署的幾項協議，大多數民眾普遍表示滿意，並獲得各界高度支持。
　　顯然，兩岸制度化協商機制，在兩岸「擱置爭議、追求雙贏」的共識與基礎上，已朝常態化、制度化運作的方向邁進；民調結果進一步顯示，多數國人贊成將兩岸關切的議題，納入協商的討論範圍內，並落實在協議的簽署與執行上。此外，透過務實的對話協商，兩岸逐步累積互信、共同解決問題、增進良性互動，也有助達成兩岸追求互利雙贏與共榮發展的目標。
　　最後，民調結果反應民意樂見兩岸朝向和平穩定的方向發展。馬英九總統執政以來，致力改善兩岸關係，促進台海的和平與穩定。民調顯示，大多數民意感受到兩岸關係明顯回溫，台海情勢趨於和緩，民眾對政府維持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的能力深具信心，並對未來兩岸關係發展持樂觀的態度。
　　比較值得注意的是，從民調結果來看，邵宗海教授認為，台灣民眾愈來愈看重自身的利益，包括國家的未來發展、國家價值的認同；因此，他呼籲未來兩岸關係，除了要顧及台灣發展的前瞻性，更需要考慮民眾的尊嚴與感受，如此一來，才會真正契合國人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