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過去，似乎是人類的自然本能，在這個追溯的過程中，人更能理解現在，甚至於更清楚未來要走的方向。從一九一一年到今年，剛好一百年；一百年前發生的事，對今天和未來有何意義？這個問題在兩岸都引起相當的思索，但真正能夠探測到核心深度的又有多少？
一百年的時間，中華民族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動盪殺戮。清末帝國主義恣情肆虐，辛亥革命後軍閥割據，共產黨復於各地暴動，緊接著八年抗戰災橫遍野，沒想到慘勝之後又再度陷於內戰，以致有今日兩岸分治之局面。一九四九年之後，大陸經歷了反右鬥爭、文化大革命，台灣早期也有戒嚴統治、白色恐怖。這一百年的歷史長河中，有太多的遺憾、怨恨、冤屈、利益，激盪翻攪，讓人看不清歷史真相。回顧這些，讓我們心痛、心哀、心怒，但一百年過去了，該沉澱的都應該讓它沉澱，問題是在一百年的沉澱之後，我們是否真的能夠地一眼看穿池底？

廢除帝制　迎向新時代

王國維在《殷周制度論》中提到「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於殷周之際。」周朝是中央集權的專制帝制之始，君臣尊卑等相應道德觀念亦由周公而定，誠如王國維所說：「其旨則在納上下於道德，而合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團體。」這個中央集權的帝制到了一九一一年形式上被解體了，相應的儒家也受到嚴厲的批判。一九一一年是不是繼殷周之後，中國政治與文化之另一劇變呢？這一劇變所欲樹立的價值又是什麼呢？這是走過一百年之後，我們必須追尋的問題。
在一九一一年之前，滿清已有改革之舉，開始興實業，設學堂，並派遣留學生出國學習，當時也有不少外國傳教士在大陸傳教兼講學，甚至末代皇帝都請了洋人當教席。這些改革畢竟是半吊子，滿清仍捨不得那已經像破瓦爛罐的權力，似乎除了把它徹底打碎，已無挽救國家之法。
及至辛亥革命，雖起於偶然，清帝遜位卻成於必然，數千年之專制帝制一夕瓦解。但這不僅是專制帝制之瓦解而已，亦為各種思想禁忌之解除，整個知識界都在思索振興中華、挽救民族之道，以及追尋一種新的文化元素。現代人習慣用「富強」二字來說明當時中國人努力的目標，雖不算離譜，但稍嫌膚淺，沒有看到那個潛在的歷史劇變。

朝代遞嬗　能否徹底終結

先從政治上來說，一九一一年以前，中國人解決政權衝突的方式都是訴諸武力，每一朝代衰亡，都是群雄競起，最後勝者建立新朝代，這就是「成王敗寇」。錢穆在《國史大綱︾中談到中國史，他說：「中國史上，亦有大規模從社會下層掀起的鬥爭，不幸此等常為紛亂犧牲，而非有意義的劃界線之進步。」因為這些紛亂犧牲的結果，只是造就一個新朝代的誕生，而非一個新時代的到來。不過，辛亥革命有新的號召在背後，它想建立的是一個新時代。
辛亥革命之前，興中會的誓詞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這個誓詞雖然離不開最具原始動員力量的民族主義，但推翻帝制，建立合眾政府的理想，已經拉開了大旗。辛亥革命成功，帝制走進了歷史，中華民族的歷史上不會再容忍出現皇帝這樣的稱號，不識時代變化的袁氏妄想稱帝，也只有短短八十三天的壽命。但仔細深思，幾千年的帝制靈魂，會隨著清朝的結束而化為一縷青煙嗎？
如果我們回顧一九一一年後的政治史，朝代轉換的觀念仍然存在於當年呼風喚雨的政治人物的腦海中，也存在於一般老百姓心目中。就是這一種出乎對權力的渴望，同樣也是出乎對時代變化的愚昧，或者說從周以來的專制帝制讓中國人看不懂時代的變化，於是乎出現了歷史最大的諷刺：當由帝制走向民國之時，中國卻依然在帝制的幽靈下進行了一場割裂今日兩岸的民族廝殺。李劼在《百年風雨》中說：「赤裸裸的凶殘，成為國共廝殺的特徵…倘若追問究竟是什麼樣的仇恨使雙方如此殘忍，相信誰也弄不明白。」當局者迷，當時人或許不明白，我們今天難道能繼續糊塗，或被人糊塗嗎？

自由民主　歷久彌新

一九四九年之後，海峽上空也是砲聲隆隆，但浪花過後，再怎麼呼風喚雨的人物也要面臨被淘去的命運。毛澤東、鄧小平走了，蔣介石、蔣經國亦往矣，接下來的政治人物上了舞台，究竟會唱出什麼樣的一齣戲？本來沒有很高的預期，但二○○五年竟也出現了與一九一一年時令人驚奇的序曲一樣的旋律，讓人不禁側耳傾聽。連戰與胡錦濤的握手，不少人把它比喻成國共的第二次合作，甚至於用蔣毛在重慶和談來形容，但仔細傾聽旋律的背後，可以發現連戰不無回到一九一一年格局的企圖。連戰特別選在北大演講，特別提到了自由主義，其用心可以知矣！
二○○八年馬英九當選總統，兩岸關係的改善，和平與合作的建構，似乎為未來打開了一個機會之門，一個突破朝代循環的機會之門。但這個機會之門尚未完全打開，因為大陸在今年出版《中華民國史》，由此可以看，朝代轉換的觀念依然沒有消除。我們依然想望，如果中華民族未來真的可以用非武力的方式，或者更具體的說，用民主的方式來決定政權的衝突，那真的是開歷史之先河了。
政治與文化是很難分開的，一九一一年的劇變，既有政治上的意義，也有文化上的意義。從文化上來看，民初的人文景象充滿一種朝氣，既要掙脫儒家的束縛，更有立新文化的氣魄。當初那一場「新文化運動」，代表的是那個時代的想望。那時揭櫫的德先生與賽先生兩大觀念，頗有引領風騷之態。如果要與春秋戰國時代相比，這個時代的思想範圍更為寬廣，雖然不一定更為深入，卻也是活力十足，希望無窮。我們也可以看到民國初期，思想一旦大規模解除束縛之後所迸發的力量，是如此地令人驚嘆！

民主長路　迂迴曲折

借用陳寅恪的話來說，自由的思想與獨立的精神，應該是相應於一九一一年革命背後的文化力量。只是帝制的幽靈太幽暗，太強勢，而剛萌芽的自由思想又太脆弱，以致於在一九四九年之後，中華民族在大陸又回復到了新帝制。李劼說：「蘇聯的紅色獨裁者將鐐銬戴在蘇聯人的手腳上，毛澤東的帝國則把專制像種莊稼一樣地種在中國人的心底裏…這又是一個天羅地網一般嚴密的警察國家，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畫地為牢。」一針見血，而且是直指核心。
鄧小平上台後的改革開放，的確是帶動了經濟的成長，人民的物質生活也有了改善，各地城市不乏高樓大廈，從奧運到世博，似乎帶給了人民信心與希望。但我們從一百年的歷史來看，一方面覺得歷史開了一個大玩笑，共產黨竟然看似向前，其實是倒退；另一方面覺得現在的轉變似乎仍缺少了一塊，也就是說沒有徹底倒退到民國初年的格局與文化。

兩岸的距離　在於對自由民主的想望

一九四九年之後，自由的靈魂並未消失，只是化為一顆顆孤單的種子，在不同的時空開出一朵朵讓人敬仰，但又立即被摧折的花朵，即使是在反右鬥爭、文化大革命、或白色恐怖的時代。比較讓人欣慰的是，民主化之後的台灣，回應了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的真正精神：民主、法治與自由、人權，前二者是制度面的安排，後二者是精神面的充實。一九一一年的劇變，其意義，就應該是在民主、法治以及自由、人權的相應相輝。這樣的想望，在一百年後的台灣，開出了燦爛的花朵。
馬英九總統在國慶大會上指出了我們國家的形象：「自由民主、活力創新、人文關懷、開放自信」，正是呼應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的政治與文化想望。馬英九總統也呼籲：「紀念辛亥雙十，就不能忘記國父建國的理想是要建立一個自由、民主、均富的國家，大陸應該勇敢地朝這個方向邁進，也唯有如此，才能縮短兩岸目前的距離。」從歷史的眼光來看，兩岸的距離就看兩岸與一九一一年的民族想望距離有多遠。馬總統的講話，放在這一百年的格局中來看，更顯其力量與純正。
無可諱言，直至今日仍然有人想用意識型態或政治利益的棒子，要污濁已經沉澱的歷史，讓人看不清真相，只是身為國民與公民，又豈能任其愚昧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