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二○○八年馬總統執政以來，兩岸交流在數量上開始趨於平衡，兩岸之間就脫離了原先精英交流，有機會邁入社會交往的時代。前者是指專業人士的交流，一種擇優交流，呈現的不是兩岸社會的全貌，在此情況下，雙方只能理解對方比較「優」的部份，因此誤差仍大。後者指社會各階層的交流，特別是台灣開放大陸同胞觀光與自由行之後，使得兩岸人民不論是否去過大陸或台灣，都有機會與對方人民近距離地接觸、相處，甚至是共事，從而使兩岸之間，得以進行深度而且全方位地社會接觸。

交流挑戰既有認知

由於歷史的原因，兩個社會在過去相當的時間，處於相互仇視、相互醜化、相互否定的狀態之中。一旦開始進行社會交流，基於現象與理論、宣傳與實際的落差，交流必然帶來對自己原本「認知」的挑戰。
按美國社會心理學者費斯汀格（Leon Festinger，一九一九一九八九）於一九五七年的《認知失調論》一書中所提出的論點，任何學習者都傾向於追求認知之間的一致性。當此種協調性被某些新的、不協調的認知所挑戰時，學習者就會處於一種緊張不安的狀態，此一狀態迫使學習者去減輕或消除此種不協調（註1）。然而，接下來的費斯汀格和學生所做試驗，就提出了非常有趣的理論。他們發現人們在處理「認知失調」的方法，並不一定是改變自我的認知，以求得平衡，而可能是進一步強化自己原來的認知來消除緊張（註2）。換言之，人們在面對「認知失調」時，可能選擇的路徑有二：重構或強化。

初步接觸的「交流期」

從兩岸之間的接觸歷程來看，兩岸之間，在初始階段必然充滿好奇。在此一階段的交流會印證彼此的原先的認知，結果會出現重構或強化其原先的認知兩種可能。所謂「重構」，是指當我們所知和所見落差很大時，我們就會否定自己原先的認知，依自己的經驗重建新的印象；所謂「強化」，是指在交流過程中，若我們所見和所知落差有限，則會強化我們原本的認知。
在兩岸關係中的表現，就如同費斯汀格所論，「進一步強化自己的原來的認知來消除緊張」。從宗教角度而言，就是透過重新自我審視的過程，以強化對宗教的信仰；從認知的角度而言，就會透過尋找新證據以強化自己的信念。兩岸關係中，最明顯地就是繼續尋找大陸或台灣的缺點，來證明自己的正確。

有來有往的「交往期」

當兩岸在交流之後，覺察到值得進一步往來的必要，便進入所謂「交往期」。在此一時期，雙方在心態往往表現為相互比較，既是比較，自然是「優、劣」或「對、錯」的對比，且是直接表現「己正彼誤」、「我優你劣」的價值判斷。
在此情況下，人們常常表現「強化」現象，特別在兩岸的精英族群。在台灣表現為對共產主義的否定，特別是以大陸精英的自我否定為證，認為大陸的錯誤、落後的根源，皆出自中共的共產主義、馬列主義信仰，而所有的成績，皆源自學習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事實上，西方人士中持類似看法的更不少。近些年中國大陸經濟起飛了，某些技術也提升了，相當一部份的西方政客和西方人士認為是因為大陸竊取了他們的技術。他們更以不同的政治制度，預言中國大陸的失敗。表現在台灣部份的精英人士身上，就是以自己的「民主政治」自傲，完全無視於大陸發生「翻天覆地」變化的內在因素，不斷「強化」「我優你劣」的刻板印象。
反之，在大陸也有相當一部份人士堅持「左」派觀點，他們甚至把「改革開放」視為西方世界和平演變中國的結果。他們認為「三十年來，中國的精英們為了取得美國主子的信任，瘋狂的反毛，瘋狂的反人民，瘋狂的反公有制。用徹底否定文革和毛澤東的共產黨劃清界線，用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和人民拉開距離，用市場化私有化來瓦解公有制。」（註3）他們對現今的變化完全否定，而且無視於現今大陸的國際地位，無視大陸民眾生活水準的大幅提升。他們盲目崇拜毛澤東，誇大地批判改革開放以來的缺點。他們把當代社會主義的希望寄託在薄熙來的重慶模式，教條式地排斥西方資本主義（註4），宗教式地迷信毛式社會主義，最終使自己的認知越來越狹窄，而排他性越來越強。

彼此學習的「交友期」

在交流接觸的過程中，「交往期」表現為持續、定期且長期的交流。在此情況下，「強化」的心態，終會使得交流中止。反之抱持「重構」心態者，會使得交流，由「交往」邁向「交友」。當交流進入到「交友期」階段，雙方開始真正正視對方的價值，從而就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彼此學習，逐步地調整和改變自己的原先認知，理解對方的邏輯，承認對方的優點，理性面對這些發現。理論上，誰得收獲就更大，進步更快，最終有可能使「優、劣」易位。
當然，「重構」也不能是盲目崇拜，如果過度自我否定，則會表現為盲目相信對方的正確性。
例如在台灣有少數人表現為狂熱中華民族的「民族主義」：即毫不遲疑地推崇北京一切的作為，也驕傲北京的成就，如京奧、世博、航母、空中太空艙的對接等。
在大陸也有人表現為對「民主政治」的盲目推崇：即認定西方的民主就是大陸政治改革的目的，認為當今中共的政治作為，都是錯的，都是革命的對象。他們會以台灣為例，認為兩岸同文同種，認為台灣可以民主，大陸也應該走西方民主政治之路。
這些表現，都無法在己方贏得更大的共嗚。這樣的「重構」也就無法真正有益於和平關係的建立。

正視對方的價值　重構自己的印象

如今，兩岸關係已經從過去的衝突期，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邁向和解、和平的新時代。然而在兩岸當局強調「九二共識」作為和解、和平基礎之同時，也應避免「九二共識」遭致利益化和空洞化。大陸方面致力於從兩岸的利害與共同去表現「九二共識」的必要性，在這一方面對台大方讓利，結果利是讓了，益卻空了，還落得「統戰」的猜忌。在台灣方面，一方面積極思考「九二共識」的法理意義，另一方面朝野應停止對此爭論，以免「九二共識」成為沒有「內容」的空洞符號，突顯了兩岸和解、和平的基礎並不穩定。
以目前兩岸關係的政治生態，又無法重建新的政治共識，是以透過兩岸交流渠道，促使兩岸社會由「交往期」邁向「交友期」，鼓勵兩岸社會的相互學習，改變兩岸社會的對方印象，應該是對雙方有利的作為。那麼兩岸社會有那些「優點」是應該被重視而且值得對方學習，以利於己的呢？
個人以為兩岸社會最為相似的路徑是：都是以中華文化社會去面對西方現代化的衝擊時，從抗拒、服從、吸收、調適，轉化到創新的漫長演化的歷程。這是兩岸雙方各自保留的珍貴經驗，也是當今兩岸社會要脫離後殖民化社會的困境，必須交流的意義所在。以此角度來看，台灣在兩岸文化交流中，有三個自主創新的文化品牌，即服務導向的行政文化、效率導向的市場文化、奉獻導向的社區文化。這三種文化並不意味著台灣己經表現成熟，但是代表著台灣已經向著此一方向，大步邁進，值得大陸重視；中國大陸方面，則是「北京共識」值得台灣嚴肅對待。

服務導向的行政文化

西方國家的公共行政比較強調「顧客導向」為核心的行政文化，不過這種「服務」是一種盡忠職守的「服務」。而台灣行政公務所倡議的「服務」，是從原本牧民心態的為人民服務的道德要求，轉而成為體會到「己奉己祿，民膏民脂」的角色本分必須服務；在工作的熱誠上，由被動的解決困難，到主動地化解障礙，與民方便；在工作態度上，由不做不錯，少做少錯轉為多做不錯，主動積極的行政文化。
我們相信每一位與台灣的公部門，有過接觸的大陸人士，必定可以感受上述的表現，這些表現肯定是在西方的公務部門所沒有的。如今中國大陸也強調「服務型」政府，但是與社會主義社會樣板人物雷鋒、孔繁森等相比，台灣服務導向的行政文化則是文化層次的意義。因此，台灣的行政文化正可以提供大陸行政改革的參考。

效率導向的市場文化

市場導向是商業方面所強調的元素，主要的目標是顧客滿意度，和公司的長期利潤。兩者結合，就是「效率」。因為市場經濟的特色是自由競爭，而競爭的勝負關鍵在於「效率」，而「效率」常常意味著我們可以將自己現有的條件，作出最佳的組合。所以，市場文化不僅僅是顧客第一的單一主張與作為，而是各類條件的組合，為顧客設想。
台灣的企業規模不大，在全球化的慘烈競爭中，得以成為經濟鏈條中不可或缺，甚至是難以取代的一環。其根本的原因，就在於台灣不僅僅是顧客服務導向的市場，而是以效率嚴格地自我要求。如今大陸所希望的科學發展，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效率化的過程，所以兩岸文化交流在這一面向也是互補的。

奉獻導向的社區文化

台灣目前仍未被世界列入已開發之林，但是台灣的志工是極為活躍的一股力量。他們的身影不僅出現在台灣的學校、醫院、老人院、育幼院、博物館、會展場、各種災難地區以及各個社區之中，也出現在中國大陸和世界各處。他們也不分年齡、性別、貧富和藉貫，哪裡有需要哪裡就有他們的身影。他們犧牲享受，享受犧牲，不僅因為具有道德的情操，而是因為他們具有「奉獻」的習慣，他們視「奉獻」為生命意義的展現。台灣如何在未富有的情況下，培養出「奉獻」的旨趣，這是大陸在當今市場化初期，應該努力理解的台灣社會文化。
北京的精英在重構台灣的印象時，既不應視台灣民主為「立院打架」，也無須視為政治的典範，反而是台灣社會所彰顯的不同的生命意義，才是大陸的精英必須認真理解，努力對話的台灣。

北京共識

大陸的改革開放政策幾乎是在全世界一片看衰聲中崛起的；大陸的政治也是長期被妖魔化下屹立的。如今詛咒者身陷風暴之中，反而希望中國大陸的引擎不要熄火。因為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自二○○八年以來持續貢獻全球的經濟成長，花旗銀行稱：「全球經濟對中國依賴度將逐年增加，…中國今明二年對全球經濟成長貢獻度，將達到二八％、三○％。」（註5）二○○四年英國學者馬丁傑可提出「北京共識」（註6），曾引發不少的討論，大陸官方和民間出現了各種聲音，但無論如何，「北京共識」突顯了多層面的不凡的意義：中共一個社會主義的政權平穩地向市場經濟改革，而改革迄今成功，這是一件難以想像的大事，尤其是對比中國歷朝歷代的改革，幾無例外的失敗案例而言。
中國大陸十三億人口齊心協力，共謀大陸的發展，這件事本身代表了十分驚人的意義：這是一種什麼樣的制度，什麼樣的號召。這裡的答案絕非簡簡單單的「獨裁專制」四個字，可以概括的。特別是「改革開放」持續三十年而未停，更是一件極大的大事。其動力、其前景、其影響，大陸可以淡定處之，但台灣絕不能等閒視之，務必深入理解，不但有利於兩岸關係的和平共處，也有利於台灣日後發展和戰略選擇。
以往台灣在政客的扭曲下，幾乎完全不談，甚而輕蔑視之，在反共的閉鎖心態下，滿足於嘲諷大陸的困難，而不驚覺自己的盲點。無怪乎台灣在近十年來，明顯在視野和心態上已經落後，是以重新正視「北京共識」，應該是台灣重建中國大陸印象的中性起點。因為在「北京共識」中，我們可以深入中國大陸近卅年「改革開放」成功和失敗，客觀面對未來的卅年。

重新建構彼此印象　奠定兩岸和平基石

兩岸交流迄今卅年餘，雙方精英在彼此的印象建構上，受到「被殖民」的文化制約和「解在地化」（delocalization）的迷思下，長期負面，故而兩岸社會的互信不強，以致兩岸的和平發展也只停留在利益和嚇阻的基礎上。未來的交流，必須由交往而交友，由比較而學習，由溝通而合作，才能走出打破相互醜化的印象，培養兩岸社會理性的印象，為兩岸和平增補社會基石，才能有真正的和平。 █

註釋
1.What is Cognitive Dissonance? http://blog.ilc.edu.tw/blog /blog/2341/post/9454/36185
2.Leon Festinger, http://www.ntcu.edu.tw/gicep/06psy/Festinger.htm
3.〈中國的精英集團將走向何方？〉，《烏有之鄉》，二○一一年十一月六日。
4.田文林，〈「災難資本主義」在世界蔓延〉，《環球時報》，二○一一年十一月七日。
5.林上祚，〈中國對全球經濟貢獻度上看三○％〉，《中國時報》，二○一一年十月一日。
6.Joshua Cooper Ramo, The Beijing Consens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