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中共即將召開「十八大」之前，「薄熙來事件」猶如一顆深水炸彈，引起各種揣測與解讀，但不論如何，它多少反映了大陸政經發展的一些問題。無可諱言，在歷經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之後，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就令人稱豔，但也面臨社會轉型的誤導與偏差。在轉機與危機並存之中，如何化解社會矛盾、改善官民信任的差距、強化政府治理能力，將關係到中國大陸的安定與發展。

確實，中國大陸正處於急遽的社會轉型和利益格局調整時期，但「轉型不正義」、「利益不公正」，正困擾著大陸社會。明顯的是，各種社會糾紛新舊交替、錯綜複雜，刑事案件居高不下，幹部貪腐接連不斷，由人民內部矛盾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呈高發、頻發、群發之態勢。不論大陸內部與國際社會都不免懷疑，改革能否持續？中國的社會危機是否難以收拾？

政改是一面鏡子

雖然今年出現了薄熙來事件，但過去這幾年來，中共內部也不乏政改的聲音，溫家寶就是一例。他不只在大陸提政改，到國外時也不忘說明政改的重要性。尤其是今年，不論是兩會期間，或是在內部會議，或者是出國訪問，都談到政治體制的改革。這一訴求，在十八大召開前夕，出現如此頻繁，未來是否可能在十八大形成更明確的路線，值得關注。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政改的訴求也是大陸發展問題的一種反映，或者說大陸的領導階層至少認識到「轉型不正義」、「利益不公正」的現象，而且這些現象的解決，已不是現有的體制可以吸納與化解。更令大陸領導階層憂心的，是一種左傾的力量，可能藉由這些現象而起，不僅挑戰改革發展的路線，也可能危及社會的穩定。所謂「紅色後代的覺醒」、「紅太陽在中國西部升起」，甚至於「召喚毛澤東幽靈」的說法，雖不至於怵目驚心，但多少會讓大陸領導階層坐不安穩。

所以說，政改是一面鏡子，內行人看得清清楚楚，外行人則是霧裡觀花。在大陸內部，就有學者一針見血地指出問題所在。

改革開放面臨重大考驗

依據清華大學發布的「二○一一年度社會進步系列研究報告」，當今大陸正陷入一種「轉型陷阱」。「轉型陷阱」是一個發展社會學名詞，報告主稿人清華大學教授孫立平對照中國大陸的現實，將其定義為「在改革和轉型過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阻止進一步變革，要求維持現狀，希望將某些具有過渡性特徵的體制因素定型化，形成最有利於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體制』，並由此導致經濟社會發展的畸形化和經濟社會問題的不斷積累」，其主要症狀是既得利益集以「維穩」之名拒絕改革、抵制改革，甚至綁架改革，篡奪或壟斷改革的成果。它導致歷經三十多年的改革出現滯緩、停頓與回潮，且可能提早終結三十年來改革的進程。

轉型陷阱，並非轉型方向與目標的失落或取消，而是轉型轉到了歧路、轉進了彎道、轉入了窄巷。上述報告上已經暗示，中國大陸的改革已經失去動力，陷入遲緩、擱淺乃至疲軟無力的狀態。它表現為有利於短期快速發展的資源和優勢已經耗盡，大躍進式經濟發展導致社會的畸形化，社會矛盾的張力越來越大，社會的活力和生機在不斷喪失，發展與改革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團將維持現狀作為優先選項。於是，大陸人民心中興起了疑問：改革還能持續嗎？

正如大陸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指出，當前中國大陸社會至少已經形成三大利益集團的雛形，一是以官員為代表的「權貴利益集團」，二是以國有企業為代表的「壟斷利益集團」，三是以房地產和資源行業為代表的「地產資源利益集團」。有人則認為，這三大利益集團不只是「雛形」而已，而是已經「顯性化」。隨意舉一例，有「三多市長」（錢多、房多、女人多）之稱的前杭州市長許邁永，在其任內貪腐就高達二‧一三億元。這些「大型既得利集團」與一般普通大眾，正在形成一種新的階級對立意識，並從社會三大衝突：官民衝突、勞資衝突、貧富衝突中一一顯現出來。

先有維權才能維穩

「維穩」一詞，人們經常聽聞，原本是為了維護安定團結的局面，並歷經「十六大」、「十七大」之後成為政府工作的基調，就中國大陸作為一個發展中的人口大國來說，沒有穩定，就沒有發展。但在現實上，維護出現擴大化、濫權化，也是不爭的事實。

曾幾何時，中共中央設立了一個「中央維護穩定領導小組」，下設「中央維護穩定辦公室」（簡稱「維穩辦」），於是維穩工作，包括組織、資金與人員，就像海綿吸水一般膨漲擴大，維穩單位從中央到各省、市、縣、鄉、街道，乃至事業、企業單位，「維穩辦」佈滿全中國。不僅如此，除了各級「維穩辦」之外，近年來衍生了許多「辦」，例如安徽祁門縣建立「五辦兩局」，其中「五辦」就是「維穩辦」、「綜治辦」、「防邪辦」、「信訪辦」、「安委辦」等等，在私人企業較多的省份，也把「企業維穩」納入工作重點，例如福建、江蘇、浙江等倡立「綜治維穩進民企」，並在全國普遍推行。

但實際上，大陸內部也有人憂心，維穩可能越維越不穩，政府的信心可能越維越不足。二○一○年起，大陸政府擴編維穩員額達五百萬人，而今年「兩會」期間公佈的國防預算則大幅縮水，二十年來始終居於二位數遞增的國防預算竟陡降至七‧五％。對內陡增的維穩員額，對外陡降的國防預算，這一增一減，顯示大陸政府已將政治憂慮的重心，由「敵我外部矛盾」轉向「人民內部矛盾」，其對內部局勢的信心也有逐漸下滑的跡象。

即使是中共自己人也都給予「維穩」許多負面評價。面對諸多群眾性事件，地方基層動輒調來防暴大隊、員警、武警、城管，甚至軍隊，一些地方甚至超越法律規定，採取圍堵、拘禁、遊街、公審，將訪民「勞動教養」或「被精神病」（將「上訪」人員強行關入精神病院）等等。這種維穩，不僅顯示基層幹部的法治素養不足，也顯示地方政府在維穩工作上，出現過當、過激、過火的偏差。

維穩的對立面是「維權」，但大陸內部也有人擔憂，人民越維權，權利越得不到保障，也就是說，維穩的力度越大，維權的力度就越大，形成所謂「維穩惡圈」。近年來，中國大陸群體性事件呈陡增之勢，百姓首先衝擊的就是公安、城管、派出所、政府機關等國家力量所在地。人民對官署甚至形成一種「不鬧不解決、小鬧小解決、大鬧大解決」的預期心理，形成「沾官必罵、逢警必反」的定律。諸多事證說明，維穩本來是為了維護安定團結的局面，但有些地區卻適得其反，顯示維穩幹部的執法知識與方法，還有待改善。

俗稱危機就是轉機，今日中國大陸的現況是，面對一個公民自主意識不斷提高、資訊網路越來越發達的社會，大陸政府有必要調整舊有的壓制、打擊、消弭等思維定勢，正面理解胡錦濤提出「社會管理創新」中的「創新」的深刻含意，才能將互不信任的「黨群關係」重新扭轉過來，走向既持續發展又安定穩健的局面。

畢竟，一個在和平穩定中處理「轉型不正義」與「利益不公正」的大陸，一個在和平穩定中順利過渡到民主自由的大陸，不僅是大陸民眾之福，也是兩岸之福、國際社會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