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柔軟又如此炫麗； 如此原始又如此科技； 如此表達禪性又如此充滿獸性； 如此真實又如此虛幻； 如此衝突又如此和諧

一部充滿寓意的電影， 是李安導演漂流至今， 對於人生最深沉的提問！

藝術是什麼？ 科學是什麼？ 工業是什麼？ 信仰是什麼？ 本心本性是什麼？

一直在想，要怎麼寫這篇文章？要如何把這麼詩意感性的電影和「台灣電影工業」如此生冷的題目，結合在一起？我決定從我這個吃了三十年電影奶水長大的電影工作者談起吧！

從一個母體脫離、漂流

那一天我是陪著爸媽去看，這是他們這輩子第一次的３Ｄ電影。爸爸八十一歲，十五歲隨著山東流亡學生漂流到台灣；媽媽七十五歲，九歲隨著載滿軍眷的輪船，和奶奶逃離到台灣。因緣際會，相遇結婚生子，這樣的理所當然，是多麼的機緣巧合。因為一種信仰支撐著，讓他們漂流異地六十多年，但是他們和那個母體是永遠牽連著。台灣人的記憶力很差，沒有歷史感，只相信眼前看得見的，對於那些發生在三百年前或五千年前的事，都覺得跟他沒有關係，那些只是寫在歷史課本考試用的老東西。現代社會又少了和老人家聊天的時間和空間，於是人就少了站在歷史、宇宙的時空觀看自己位子的角度；或是反躬自問：「我是誰？」的自處時間。

我是誰？我是一個二十歲開始拍電影，有幸跟隨侯孝賢、楊德昌、張艾嘉、王小棣、陳懷恩等導演們拍攝電影，從場記做到監製，經歷各種和影像有關的行業，做過廣告影片、唱片的ＭＶ拍攝、報社的影劇版記者、影展策展人、藝術電影院策畫、各式大小影視競賽的評審，每年看片超過五百部，現在是在一個以電影教育、電影人平台為目標的電影創作聯盟的理事長，看盡過去三十年電影圈的潮起潮落（這句話是套用李行導演六十年的感慨）。雖然這些年終於從「谷底」爬上幾個億起跳，但是身為一個不算資淺的電影人眼裡，為何如此讓人憂心忡忡？

一切得從教育做起

一是對電影工作者的

借用侯孝賢導演的名言：「電影是從非電影而來」。先學習、體會生活吧！先從紀錄片開始，用攝影機去觀察、關心周遭的人事物。「一個國家沒有紀錄片，就像是一個家庭沒有相本」是智利紀錄片大師古茲曼（Patricio Guzmán）的話，也是我擔任「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策展時，深深的體悟。電影最重要的是「人」，要瞭解人，就得先瞭解自己；得先安靜下來觀看自己、面對自己、接納自己；得要先學會和自己相處，才會知道如何和人、和野獸、和自然天地相處。如此編導出來的劇本、電影，才會有細節，才會打動人。

相信李安導演在一九九○年拍攝《推手》之前，那六年蟄居在家的日子，是他後來創作的能量來源。在《少年PI》中，導演藉著PI面對生命中的逆境，化陰為陽，透過高明的說故事技巧，以及高超的電腦科技，分享了他如何跨越恐懼的內在狀態，以及歷練了人生的各種明暗世界，是靠著怎樣一股意志力，方能坦然練達地活下來的人生態度。虛實之間，自有定見。

一是對普羅大眾的

要有好的創作者，就要先培養多元口味的觀眾。可以從「議題」著手，以當年為台北縣社會局策劃「紫絲帶電影節」為例，談的是家暴、性侵這等沉重的議題，但是透過電影、透過映後討論，請到社工、心理諮商師、律師以及電影人，一起和台下的阿公阿嬤對話，做了一次次集體的心理治療。也可以從「對象」著手，找到對的觀眾，讓電影走出戲院，去到廟口、去到監獄、去到醫院。電影可以是內化在日常生活裡面，唾手可得的，相互印證的，也可以是真實人生的體現，兩者相互為用。

《少年PI》在經歷離鄉、失親、對未知生命的恐懼，具體而微的幻化成「理查派克」這隻老虎身上，那些人生的黑暗、陰影，恰是小男孩得以轉化、成長的機會。

在傳統的社會裡，人的思維很平面化。佛洛伊德和拉岡都對人性中的暗處，多所著墨，但是華人社會，明知有暗處，卻總是視若無睹，急忙躲開。李安長期接受西方思辯的文化訓練，一方面又有東方儒學的長期薰陶，他創造出的英雄，是有生命經驗為依據的，他有能力面對陰影，並且找到正面力量。電影可以是娛樂的，但也可以是引導人往前走的。

一是對兒童影像紮根的

這其實是基礎的美學教育，就是「多看」！從一部電影可以學到多少東西—看冰島、巴西、非洲的小朋友是如何上學、如何吃飯；看三○年代的《城市之光》卓別林是如何在工廠工作；看五○年代的《萬花嬉春》是如何運用音樂和身體造就影史最偉大的歌舞片；看荷蘭／比利時的《咿比姆指精靈》（ＥＥＰ！）教我們如何面對「離別」，好好說聲再見。也可以看侯導的《風櫃來的人》，瞭解澎湖孩子來到台灣的種種心情，看看台灣新電影的之前之後。看完片，讓孩子說、讓他們寫下來、畫下來他們的感受。再來是「多做」！像「小導演大夢想」的動手拍攝，其實是讓他們學習彼此尊重、團隊合作、友誼以及如何說故事，技術是其次。一定要讓小朋友覺得好玩，有興趣了，自然想深入瞭解。一種自發學習的可能性，於焉產生。

《少年PI》小時候第一次碰到老虎，就和他父親的想法分歧，「野獸有沒有靈魂？」導演在電影中所提出的契問，也提示了我們的思考。大家都在摸索，因為我們不知道要相信什麼。歷經信仰的三個階段：「摸索、試煉、選擇」，信仰就是選擇我要相信什麼的價值觀。讓孩子自己提問、自己探索，藝術沒有「標準答案」，沒有懂或不懂，就是去感受，不同年紀會有各自的感受。我在擔任「台灣國際兒童影展」策展人的時候，每每被那個久違了的本心自性的回答，給當頭棒喝！大人其實可以很公平的、很放鬆地和小孩分享這一堂人生的功課。

一是對公部門、企業的

這些年，我為無數的公部門、營利或非營利的組織，擔任策展人、評審、諮詢委員。他們漸漸感受到影展的效益，電影的收益，但是並未真正知道影像的渲染力量。於是，當我聽到北京的「電影博物館」地下室的片庫，是以防核暴的裝置設計的，我知道他們是如何珍視電影歷史這個「文宣工具」，他們知道影像的影響力；當我聽到北京電影學院每年經費多到花不完，一年兩億人民幣，一個導演系只招收十四個學生，我知道他們是如何在培養人才；當我聽到他們的工作人員，可以跟完一部《投名狀》，再去跟一部《赤壁》，你知道他們的眼界和格局在哪裡。

當我聽到李安的《少年PI》，光是後製就是十五億台幣，他們甚至研發設備、軟體都自己掌控，如果我們的所謂「文創產業」，沒有這樣的視野和高度，我們的科技業永遠只能為人做代工，我們的電影人永遠只能做廉價勞工，我們的電影永遠只能拍小清新。如果我們制定文化政策的官員，不真正的明白「電影」的重要性，一部《少年PI》不只是行銷台灣這麼簡單，我們如何期待從九十三年延宕至今的「國家電影文化中心」會將「國家電影資料館」的寶物，好好的珍藏並且活用他們？

信仰是什麼？

一如《少年PI》所說的：「你沒懷疑過，沒體驗過，就無法知道信仰的力量。」

爸爸媽媽一九四九年，隨著戰亂來到台灣，對於流離失所的人生，肯定懷疑過，對於太平幸福日子的美好信仰，支持他們活著；PI帶著對宗教的懷疑，隨著家人遠離印度，歷經船難漂流海上，如何和野獸共生，成為生命難題！如何相信神蹟，成為生命的選擇！李安一九七八年離開台灣這個母體至今，受到中原文化、台灣文化、美國文化三重影響，經過多年蟄伏，修練多時，「電影」是他永遠的信仰，每拍一部片子，就是一個新的冒險和學習。這也是李安導演一直身體力行的！

「我覺得電影最大的魅力，在於它顯現我們未知的部分，而非已知的部分。有時我真想留在電影世界裡不出來了。」～李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