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兩會的第一次「辜汪會談」，一九九三年四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在新加坡舉行。這是兩岸之間第一次最高層級的正式協商，也因為「辜汪會談」的舉行，使得兩岸關係發生了劇烈的變化。

「辜汪會談」之前，兩岸兩會達成了「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共識，這是會談的舉行基礎。「辜汪會談」的舉行，代表了兩岸願意共同坐下來以協商方式解決彼此關切的議題，也等同於兩岸雙方各自承認了對方存在的事實。

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當時在中央日報主跑陸委會及海基會，幸運地有機會在一九九三年恭逢其盛，親眼見證了這段歷史。迄今，回想起二十年前的情形，好像就在昨天，要出發採訪的那一天，很緊張、很茫然，但也很興奮，這個感覺至今仍深深印在腦海中。

辜汪兩老的代表性

當時，要出發去新加坡採訪的心情很複雜，特別擔心會遺漏新聞。但，如今想來，兩老的會面就是最大的新聞了！辜汪伸手輕輕一握，就跨越了台灣海峽地理上的阻隔，也把台灣與大陸斷絕了近半世紀的互動關係重新連結。

「辜汪會談」現在已經成為兩岸關係上的專有名詞，這項會談的關鍵之處在於辜汪兩位老先生的「代表性」，迄今，無人能夠替代。

辜老出身台灣富豪世家，長年致力於工商企業的經營，形同台灣工商界的龍頭大老；更在台灣外交環境逐漸低迷之際，在官方無法著力時，以民間人士代表政府出面，在國際上為台灣爭取實質權益。辜老沒有任何政府官職，但在中國國民黨一黨獨大的時代，辜老一直是執政黨（國民黨）的指定中常委（現在已經改成全部經由黨代表選舉產生），橫跨政商兩界，備受層峰信任。

汪老則與當時的中共總書記暨大陸國家主席江澤民淵源深厚，汪老在卸任上海市市長時推薦江澤民接任，對江有扶持知遇之恩。江澤民出任國家領導人後，當時，以江澤民為核心形成了中共領導階層的主要派系─上海幫，汪道涵是其中重要成員，並由江親自委託汪老出任海協會會長，這也凸顯了江澤民親掌對台政策的決策態度。

藉由沒有官方身分卻獲得雙方當局各自授權的辜汪兩老，來開啟兩岸的「第一次接觸」，其實也顯示了兩岸關係的複雜與特殊。

辜老生前在一次專訪中談起「辜汪會談」時曾經特別向筆者提到，在新加坡簽署「兩岸公證書使用查證協議」、「兩岸掛號函件查詢、補償事宜協議」、「兩會聯繫與會談制度協議」、「辜汪會談共同協議」四項協議時，辜汪兩人在簽署了兩項協議後，站起來互換了位子，再坐下來簽署另兩項協議，然後，辜汪相互交換協議文本，並交換了簽名用的筆。這些動作與國際正式簽約儀式中完全一樣。

然而，其中的奧妙則是辜汪兩老換位子之舉，這是辜老提出的。辜老要強調的就是「對等」。

辜老當時說，從中華文化的傳統角度而言，右邊的座位是比較尊崇重要的位子，既然有四項協議，雙方應該在右邊的座位上各簽兩項，這樣才公平。在這個全球矚目的場合上，辜老認為任何一個細節都不能輕忽或放過。

所以，「辜汪會談」的舉行代表僵持對立的海峽兩岸展開接觸了！而且，進行了對等的正式協商，並達成協議進行簽署，兩岸兩會不但「對等」協商，而且在整個會談的過程中，所有的內容與細節都是徹底的「對等」。辜老為台灣爭取地位之用心良苦，由此可見。

「辜汪會談」舉行之後，兩岸兩會正式進入了協商的時代。

內部仍需協調

「辜汪會談」舉行時，各方注意的都是海峽兩岸從僵持對立走向和解協商，可是，這是檯面上的風光；檯面下卻「禍起蕭牆」，海陸大戰正在悄悄醞釀，暗潮洶湧。「辜汪會談」舉行時，海基會秘書長是邱進益，這已是海基會自一九九一年三月九日成立以來的第三任秘書長。前兩任的秘書長陳長文與陳榮傑之所以離職，主要在於難以融合於當時的政治環境，與陸委會的互動磨擦也是原因。

邱進益在一九九三年三月到任，四月七日就赴北京進行「辜汪會談」預備性磋商。邱進益出身外交系統，出任海基會秘書長之前擔任總統府副秘書長有五年之久。由於前總統李登輝曾經政策宣示過，國防、兩岸、外交是總統職權，邱進益這項人事安排，被視為李登輝親炙兩岸關係的象徵，邱進益也因此備受期待。

然而，當時的陸委會主委黃昆輝，則更早在李登輝擔任台灣省主席期間就已結下淵源，「國王的人馬」雲集海陸兩會，盛況空前。

事實上，邱進益到海基會後並沒有時間了解內部情況，隨即處理「辜汪會談」這種大事，以致於在庶務工作上就引發爭議。尤其是媒體方面，海基會成立後，由於兩岸問題敏感，是全民關切的焦點，每次協商時，台灣的媒體記者都是與協商團隊住宿同一個飯店。

邱進益要到北京進行預備性磋商，大陸海協會為表禮遇，計畫安排海基會協商團隊下榻「釣魚台國賓館」，這是北京當局用來作為來訪國賓住宿與會議的場所。邱進益當然很樂意。

釣魚台國賓館是以一處古代皇家林園修建而成，美則美矣，但與外界全然隔絕，只有海基會人員能夠進住，媒體記者是被管制的。這立即引起軒然大波，媒體記者為了採訪困難而強烈反彈，在野的民進黨立委也藉此質疑，沒有媒體監督，過程不透明，類似黑箱作業，海基會只得作罷。

到了要去新加坡，住宿飯店再成話題。邱進益屬意古老又昂貴的萊佛士酒店（Raffles Hotel），當時的房價已非記者的出差費可負擔，媒體再次反彈，在野黨也不會放過，海基會當然沒有住成。

這兩次的飯店風波都使得陸委會受到「連累」，因為最高民意機關立法院的質詢目標是陸委會，這也使得原本海基會可以自行處理的庶務，陸委會也要過問了。海陸兩會都因而對彼此心生不滿。

另外，在會談議題方面，有關台商投資保障的問題，是四項協議之外的一個新議題，當時由我方主動提出，希望藉此進行討論，目的是為了宣示政府保障台商權益的立場。

這是一個專業的議題，邱進益上任還不到兩個月，對此議題自然不熟悉，談判時的立場與分寸的掌握，變成由負責議題幕僚作業的海基會法律服務處許惠祐處長主導。其實不只台商投資保障協議，要簽署的四項協議也都是由法律服務處負責，因而，陸委會順勢藉由許惠祐掌控「辜汪會談」的情況。此舉對海陸的互信無異於雪上加霜。

海基會每次出門協商，陸委會在家裡都是挑燈夜戰，海基會在國安系統的協助下，每天談判的情況都要向台北回報，最後的決定權須由陸委會拍板才能定案。

「辜汪會談」舉行時，要簽署的四項協議已經談妥，談台商投資保障協議之目的在宣示立場，事實上並沒有進行實質性的商談，主要是由辜汪兩老上演兩岸和解的大戲。但海陸之間卻因為互信基礎薄弱，在經過「辜汪會談」後，嫌隙變成了鴻溝。

海陸大戰細究起來，從政府大陸工作體系建立時，就已埋下導火線。依照設計，陸委會是大陸政策主管機關，海基會是民間團體，接受政府委託處理兩岸民間交流涉及公權力的事務。當時的比喻就是，海基會是白手套，陸委會是手，手套當然是應該跟隨手的方向。

但是，海基會成立時主要由民間人士組成，完全是另一套人馬，自行獨立運作，而且從不認為自己是「手套」。

對此，不禁令人想起，當時我方率先成立大陸工作體系，完成全盤規劃後展開與大陸的接觸，大陸方面為因應我方才成立了海協會。海協會雖然由汪道涵出任會長，其內部人員大部份由國台辦調任，甚至一人兼任兩職，就是「一套人馬，兩塊招牌」。

在經歷海陸大戰的波折後，再看看大陸海協會，難免有「後見之明」的感嘆。但自二○○八年五月馬總統上任後，曾經負責對外貿易談判的江丙坤擔任海基會董事長，而會談當時擔任陸委會特任副主委的高孔廉接任秘書長，兩岸兩會恢復協商，海陸兩會間的溝通運作愈趨順暢。陸委會王主委更進一步表示：「現在沒有海陸大戰，將來是海陸聯合作戰。」

媒體的力量

二十年前，「辜汪會談」是一個全球矚目的大新聞，國際媒體都派人採訪，記者總數在兩百人以上，其中台灣媒體佔了近半數。說實在的，以台灣的國際地位，媒體是很少有機會採訪以台灣為主角的國際新聞，「辜汪會談」終於可以揚眉吐氣了。

然而，「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台灣是一個民主開放的國家，媒體發展蓬勃，不過，媒體的力量有時卻是一把雙面刃。

台灣媒體對「辜汪會談」重視異常，在會談舉行前數天就已紛紛派人前往新加坡。但，新加坡是一個對新聞管制甚嚴的國家，台灣媒體為了要拍攝會談地點海皇大廈，就與當地看門的印度警察發生衝突，打了第一架。此時，行政院新聞局才緊急派人前往新加坡，處理台灣記者在當地的聯繫與採訪安排等事宜。 然後，在海協會會長汪道涵抵達入住飯店時，台灣媒體記者為了拍攝汪道涵的鏡頭，又狠狠打了一架，這讓大陸方面也大為吃驚，他們原本認為台灣記者應該是以拍辜振甫的鏡頭為主，為何要搶拍汪道涵？這也應該是台灣媒體給大陸方面的一個震撼教育。

當天晚上，筆者接到一位熟識的大陸官方媒體記者的電話，特地來拜託，如果海基會有對台灣媒體「吹風」的話，希望能把相關的訊息告訴他。但是，海基會的吹風都是公開的，以致於沒能幫上他的忙，甚至應該說，他並不需要幫忙。

其實，在兩岸兩會的事務性協商期間，海基會在住宿旅館為台灣媒體舉行吹風時，大陸官方媒體都會派代表來聽。筆者曾經親耳聽過一位大陸官方媒體的記者，在聽過海基會的吹風後對他的同伴說，要回去找大陸海協會或國台辦再講一下，否則，就沒辦法發了，因為有的全是海基會的說法。

另外，在「辜汪會談」舉行期間，有機會與日本產經新聞的山本先生聊天，他談到一個問題，就是台灣的談判人才不足，這會是未來兩岸協商的隱憂。

山本先生當時是產經新聞的駐北京特派員（他後來成為駐華盛頓特派員），他說，台灣因為邦交國很少，與國際間的互動就少，與外國進行談判的機會更少，平常沒有機會做例行的談判，就沒有經驗也沒有能力處理大型的協商與談判。當時，聽了覺得很不服氣，現在，不得不承認他有先見之明。

至少在運用媒體上，大陸方面是佔盡優勢的。雖然大陸媒體的環境封閉是最主要的原因，但是，我方的主事者仍有值得深思之處。兩岸關係自發展以來，就是最受矚目的新聞，不論偷渡客、漁船或辜汪會談，都是焦點。問題是當我方主事者面對媒體時，其發言的目的是我方談判的利益？還是媒體篇幅的大小？其發言的考量是兩岸關係的發展？還是內部鬥爭時的勝敗？

兩岸歷史的關鍵點

如今回想起來，當時正由於台灣的經濟發展繁榮，面對大陸有著無比的信心，也因為「辜汪會談」的舉行，讓台灣本身對推動兩岸關係發展形成共識，對於與大陸展開接觸並不害怕，認為可以也應該發展兩岸關係，對於兩岸關係的發展也非常樂觀。

「辜汪會談」舉行前，部分的民進黨人士提出強烈質疑，還於出發前在立法院故意當面攻訐辜老，喊出「台奸」、「賣台」等情緒性的言詞。但在「辜汪會談」舉行後，民意的肯定就已經全然壓過這種雜音。

民進黨為凸顯反對立場，由當時黨主席施明德率團前往新加坡，在「辜汪會談」舉行的會談場所海皇大廈外進行抗議。由於人數太少（約十幾二十人），新加坡的管制又嚴格，僅能到現場表達一下立場而已，並不能形成新聞的焦點。 「辜汪會談，兩度執手；九二共識，一生然諾。」這是二○○五年一月三日辜老去世時，汪老所致之弔唁函中的一段話。短短十六個字，道出了辜汪兩老對兩岸關係的最大貢獻，以及這段歷史的關鍵地位。

迄今，兩老都已去世，「辜汪會談」也成絕響。可是，現在的兩岸關係發展至全面直接三通，兩岸兩會領導人會談也因著簽署協議的需求而越來越頻繁，兩岸政策的開放腳步越來越大也越來越快，兩岸關係已經形成一股沛然莫之能禦的交流趨勢。

這些情況應該是辜汪兩老樂於看到的，而且，正因為二十年前的那次伸手一握，就此讓海峽兩岸真正地牽起手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