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三年四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兩岸兩會（海基會與海協會）在新加坡舉行「辜汪會談」，是自一九四九年以來，首次由兩岸當局正式授權的民間中介團體最高負責人會面，並達成四項協議，更是兩岸由敵對緊張，進入對話緩和，歷史性的關鍵重要時刻。

一九九二年五月，我由駐美代表處文化組組長的崗位上，調回台北擔任海基會副秘書長，主要是在陸委會授權下，進行對兩岸人民交往服務及有關事務性的協商工作。

會議緣起

自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日，蔣故總統經國先生基於人道及親情的考慮，宣布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一九九○年至九一年，為因應民間交流及間接貿易的快速發展，政府成立國家統一委員會、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及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三個不同層次的機構，規劃處理大陸事務。政府並制定《國家統一綱領》及《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一九九二年，國統會通過有關「一個中國的涵義」決議，同年十一月，兩岸兩會同意「一個中國原則」各自口頭表述後，海基會即積極籌備「辜汪會談」。

「辜汪會談」的緣起，是早在一九九一年一月八日，海協會汪道涵會長來函海基會，邀請海基會董事長、副董事長或秘書長到北京「就加強雙方聯繫與合作事宜交換意見」；但當時決策當局並不認為條件成熟，僅回覆「將於雙方便利之時機專程拜訪」。

一九九二年八月四日，海協會汪會長再度來函，邀請辜董事長早日會晤，「就當前經濟發展及雙方會務諸問題，交換意見」。同年八月二十二日海基會辜振甫董事長覆函，「願擇本年十月中、下旬適當時日，於新加坡，就有關雙方會務及兩岸文化經貿交流，例如台商在大陸地區投資保障諸問題，進行磋商」。九月三十日海協會函覆表示：「汪會長對辜先生接受邀請，擇期會晤，甚為歡迎」。但因兩會要先召開「兩岸文書查證」及「兩岸掛號信函查詢補償」等事務性協商，及要解决「一個中國原則」雙方各自如何表述，因而推遲到十一月份，各自用口頭聲明方式表達「一個中國原則」，經雙方同意後，「辜汪會談」的籌備工作，才積極進行。

會談經過

一九九三年三月十一日，由總統府邱進益副秘書長，轉任海基會副董長兼秘書長，他新上任的主要任務，就是要推動「辜汪會談」。

一九九三年四月七日至十一日，邱進益副董事長兼秘書長與海協會唐樹備常務副會長，在北京召開預備性磋商，雙方為即將召開的辜汪會談定位為民間性、事務性、經濟性與功能性，並決定於同年四月二十七、二十八日兩天舉行，必要時會談可再延長一天，另在辜汪會談前可舉辦第二階段的預備會議。

一九九三年四月十六日，我接到邱進益秘書長的指示，要我十九日啟程，帶領先遣小組成員張全聲、徐建、王正磊、鄒賜珠、何武良前往新加坡，安排辜汪會談的有關事宜，新聞局官員王騰，也隨行前往協助新聞聯繫工作。

先遣小組主要的任務為：一、安排我方代表團的食宿；二、協助國內近百位記者接洽有關電訊、交通事宜；三、拜會新加坡「海皇大廈」有關人士，在會談期間做適當的安排；四、拜會新加坡外交部，確認地主國如何支援兩會代表團。在駐新加坡代表處的協助下，確定我方代表團住宿威信廣場酒店。透過新加坡外交部副常任秘書施澤文的協助，該國外交部禮賓司同意支援雙方各兩部白色賓士二八○及小巴士一部，提供辜振甫董事長、邱進益秘書長及其他代表團成員乘坐。

各界高度重視

「辜汪會談」期間，海基會比海協會承受更多的壓力，不僅接受陸委會的監督，還有反對黨的質疑。民進黨十餘位立委及國代組成「反對國共統一會談宣達團」，在施明德先生帶領下，也至新加坡表達意見。此外，更有大量新聞媒體的採訪報導，計有九十四家媒體，二一一位記者參與訪問（其中台灣一○七人、大陸二十三人、香港二十一人、日本十九人、馬來西亞十六人、新加坡二人、其他歐美地區二十三人），因此於會議期間，在上午十一時、下午五時左右各安排一場「吹風」會，如有必要，晚上九點左右還要加一場。中外媒體從預備性的會議，到辜汪正式會談的報導，根據新聞局後來統計，到五月六日止，總計有五○五篇報導，可見世界各地新聞媒體，對兩岸首次被授權的民間高峰會議的重視。

四月二十三至二十六日，在新加坡海皇大廈舉行兩會第二階段預備性磋商，由海基會邱進益副董事長兼秘書長與海協會唐樹備常務副會長主談。由於四月八日至十日，邱、唐兩位主談者已參加過兩會第一階段預備性磋商，有關「辜汪會談」定位及議題已有了初步共識，即將簽署的「兩岸公證書使用查證協議」及「兩岸掛號函件查詢、補償事宜協議」，也有了文字上的共識，因此第二次預備性磋商主要是談「兩會聯繫與會談制度」及「辜汪會談」後發表的共同文件。

四月二十七至二十九日是正式的「辜汪會談」，由德高望重的辜振甫董事長和汪道涵會長主談。雙方代表團海基會成員十七人，海協會成員十五人；正式會談代表海基會十人，海協會十人，分別為：

海基會：辜振甫董事長、邱進益副董事長兼秘書長、石齊平副秘書長、李慶平副秘書長、朱榮智處長（文化服務處）、張宗麟處長（經貿服務處）、許惠佑處長（法律服務處）、張全聲處長（綜合服務處）、何武良專員、林源芳專員。

海協會：汪道涵會長、唐樹備常務副會長、鄒哲開副會長兼秘書長、劉剛奇副秘書長、孫亞夫副秘書長、徐志勤專員、李亞飛主任（綜合部）、劉建中副主任（協調部）、馬曉光（綜合部人員）。

雙方在會談中，有共識，也有歧異，主要是海協會提出要將兩岸三通排上議程，超出了兩會預備性會議的共識。我方重視台商投資保障問題，海協會認為已有「關於鼓勵台灣同胞投資規定」二十二條；海協會希望兩岸召開經貿交流會議，但我方有所保留；最後在「共同協議」裡只做了抽象的描述。

四月二十九日上午十時四十分，辜振甫董事長與汪道涵會長在海皇大廈四樓、數百名記者的見證下簽署了「兩岸公證書使用查證協議」、「兩岸掛號函件查詢、補償協議」，換文之後，兩人起身交換座位，再簽署「兩會聯繫與會談制度協議」及「辜汪會談共同協議」。然後換文，換筆，雙方會談人員舉杯相互道賀，為兩岸四十四年來最重要的一次「白手套」高峰會談劃下歷史性的時刻。其中「共同協議」備受關注，包括了「本年度協商議題」、「經濟交流」、「能源資源開發與交流」、「文教科技交流」。

為兩會協商立下典範

「辜汪會談」為兩岸兩會協商，奠定了許多範例與模式，值得陳述：

一、兩會之間正式協商的會議，稱為「會談」。 二、兩會負責人或代表見面而不協商，稱「會晤」。 三、兩會協商後的成果，一律稱「協議」。 四、兩會間的「協議」一式四份，其中兩份是正體字，兩份簡體字。 五、兩會間的「協議」， 在文字上雙方用語不同皆能呈現。例如海協版「協議」稱「知識產權」，但在後註明「（智慧財產權）」，海基會版「協議」則用智慧財產權，其後註明「（知識產權）」。 六、兩會間的協議在簽署時，不填年份，但填月、日，海基會、海協會回台北、北京後各自填寫。

海基會、海協會的首任領導人，在他們任內奠定了一些雙方都認同的典範，足供後人遵循。因為兩岸的特殊關係，辜汪在會談中示範注重「尊嚴與對等」。

兩岸分立數十年，協商必然有歧見，「求同存異」為兩岸增進交流與相互瞭解、體諒的不二法門。見證於兩韓統一之途坎坷難行，格外顯出「辜汪會談」經驗傳承的可貴。

辜汪會談後兩岸關係並不順利，時有起伏，所幸二○○八年馬英九總統執政後，以「協商代替對抗」，以「先易後難、先經後政」的步驟，兩會迄今已簽署了對兩岸人民有利的十八項協議，二十年前難以達成的投資保障協議，也在二○一二年完成。在「辜汪會談」即將屆滿二十週年之際，緬懷兩位博學多聞、受兩岸尊敬的仁者，後人應更加努力，為兩岸和平發展貢獻更多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