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三年四月二十七日，上午，新加坡海皇大廈的周遭，新加坡警方重重封鎖，來自兩岸的談判代表團陸續抵達，各自進入雙方早先安排好的休息室。

此時，只見海協會常務副會長兼祕書長唐樹備進入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的休息室，邀請辜振甫前去邀請海協會會長汪道涵，以便一同前往會場。

事實上，這是當時的海基會副董事長兼祕書長邱進益所提出的意見。他和唐樹備說，在辜汪會談正式舉行之前，辜振甫與汪道涵兩位談判代表居然從來沒見過面，不合乎國際談判慣例，因此他希望辜汪兩人至少在上談判桌前，應該要打個招呼。

然而，由於台灣始終憂心被中共矮化，因此，在與唐樹備協調後，由唐樹備代表汪道涵到海基會休息室去邀請辜振甫，再陪同辜振甫前往邀請年紀稍大的汪道涵，兩人略事寒喧後前往會場。

但為避免外界有所謂矮化的評論，最後是在辜振甫走到汪道涵休息室時，汪道涵即在門外迎接，並一起走到會場，也在短短的路程中稍事寒暄。

如此開場的辜汪會談，不但緩和了兩岸阻隔四十餘年的對峙關係，同時也開啟了雙方對話與溝通的新頁。時至今日，台海雙方不但完成了通商與通航，也計畫進一步展開互設辦事機構的協商。原本被視為全球最危險火藥庫之一的台灣海峽，現在卻成了全世界都想藉以作為跳板，搶搭兩岸和平商機便車的投資首選地。

時至今日，陸客在台灣四處自由行，而依著歷史軌跡回頭追尋，二十年前的辜汪會談可說是目前兩岸關係的起點，也是讓兩岸發展模式有脈絡依循的根基。

歲月匆匆，參與會談的辜汪二老均已辭世，但會談所代表的精神卻從未在人們心中消逝，反而隨著兩岸關係的改善，使得該次會談的歷史定位益加清晰。

二十年後，已經知天命的邱進益依然身強體健，他回首過往不無感慨的說，辜汪會談所代表的精神，其實是兩岸之間為了和平相處，所各自釋出的極大程度包容與善意。雖然在這二十年間，兩岸情勢並非一帆風順，領導高層更歷經多次變動，大陸已從當初的鄧小平，到江澤民，到胡錦濤，再到目前的習近平，台灣方面也發生多次政黨輪替，但均無礙於兩岸關係前進的方向，顯示出辜汪會談所代表的精神，是兩岸所一致認同的核心價值，也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參與辜汪會談的海基會前副董事長兼秘書長邱進益是外交體系出身的談判高手，在他眼中，談判的目的在於追求雙贏，包容與體諒則是協商的基礎，也是創造雙贏的必備條件。雖然目前我們有了包含ＥＣＦＡ在內的十八項協議，但追本溯源，辜汪會談所代表的相互理解與包容才是兩岸之間不變的相處原則，唯有順著這個方向走，兩岸關係才能走得更穩、更遠。

二十年後，重新專訪這位當時的主談代表，仍然極具意義。他不但清晰的點出辜汪會談所帶來的兩岸影響，也對未來的台海局勢多所提點。但正所謂言者諄諄，就不知在位者是否有心聽聽這位為兩岸寫下歷史的長者言了！以下即是邱進益訪談的重點摘要：

Ｑ：辜汪會談後的二十年來，台灣政治環境歷經重大變遷，加上大陸經濟實力快速崛起，台灣方面要如何應對？

近年來兩岸關係、相互來往已經逐漸制度化了，而且雙方和平相處，這是一個很好的現象。不過與二十年前相比，現在台灣對大陸的態度日趨保守，而大陸反而比過去積極，這表示大陸經濟實力崛起以後，自信心越來越強。

這二十年來所發生的變動，對台灣與大陸來說，都有許多學習的課題。首先，台灣政治民主化以後，政黨輪替已成為政壇常態，大陸方面必須要習慣這種情況。其次，從台灣角度來看，民進黨遲早要參與兩岸關係事務，如果不讓民進黨參與兩岸事務，是不智，也是不對的。

過去幾年來民進黨低估了大陸發展的情勢，沒有與時俱進，黨內的大陸政策過於保守陳舊，與二十年前相比幾乎沒有進步，因此在政策上缺乏彈性。以台獨主張來說，民進黨當初執政八年都不能實現，何況在野？所以民進黨有必要重新審視大陸政策，才能順應實務，甚至在國際社會上獲得認同。

民進黨內四大天王的時代已經過去，台面上的政治人物也將逐漸淡出舞台，而年輕一代民進黨人士上台之後，情況會比過去要好很多，因為新一代的人有自己的想法，也更有國際觀，能夠看清台灣的國際定位。如果不能看清台灣的定位，就容易做出無謂舉動，只會消耗自己，不利於台灣長期發展。

另外，台灣最關心的經濟議題來說，台灣近二十年來發展落後的原因之一，就是沒有順勢跟上大陸發展的腳步。在過去，與台灣關係最密切的經濟體就是美國與日本，只要抓緊美日，台灣經濟就能夠順利發展。但現在情況與以前相比早已不能同日而語，美、日經濟實力呈現衰退，而大陸則是快速崛起，美國、大陸、日本已是全球前三大經濟體，而台灣就在大陸的旁邊，一定要認真發展與大陸的關係，才是對台灣長久發展有利的選擇。

Ｑ：辜汪會談開啟了兩岸之間的對話與溝通，對台灣內部有什麼樣的影響？

目前台灣政黨輪替的民主政治現象，一定程度來說，要歸功於二十年前辜汪會談的成功。因為前總統李登輝就任初期，正是台灣內部民主政治改革的初期階段。當時民進黨才剛剛崛起，老一輩的國大代表依然大權在握。為了讓政改得以順利進行，並且與在野黨進行協商，前提就是擁有穩定的外部環境，也就是台灣的國際關係與對大陸的關係。

李前總統深知兩岸關係對於台灣內部政治改革的重要性，所以才會積極推動會談，為兩岸間的相處模式奠定和平基礎。而在穩定了台灣的外部環境之後，才能全力推動內部的政治改革。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辜汪會談可說是直接促成台灣今日民主政治所不可或缺的因素。

不過台灣在民主政治改革成功之後，整體政局波動較多，而大陸內部的政治情況卻是相對穩定。今日台灣在不穩定的情況下與穩定的大陸進行各項談判，這對我方的談判代表確實是較為不利。

Ｑ：那我們該如何看待辜汪會談的歷史定位？

從辜汪會談開始，兩岸真正進入一個和平共處的階段，從過去的「單打雙停」、反共義士的時代，進步到雙方面對面坐下來談判，從這方面看來，辜汪會談的意義非常重大。而這二十年來最重要的成果，就是維持兩岸和平，而且使得兩岸往來關係正常化與固定化。

二十年前辜汪會談舉行的地點是新加坡，一個由華人治理，但又不屬於兩岸統治的國家。兩岸在新加坡舉行談判，真正突顯出台灣與大陸之間有著對等關係。國際社會也都看到台灣與大陸平起平坐來進行談判，這對今後台灣地位的保障有著非常大的作用。

而且辜汪會談成功舉行之後，兩岸間的任何會談與協商就有了模式可以依循，包含談判的形式、如何舉行預備會議、談判團隊人選、簽署文件如何發表等，都可以在二十年前的辜汪會談中找到答案。也可以說，目前兩岸間所有談判協商的框架格局都是由辜汪會談開始，非常具有開創性。

Ｑ：邱先生對於辜汪會談印象深刻的有哪些？

從海基會成立，一直到辜汪會談順利舉行，這些工作一路走來可說是篳路藍縷，相當艱辛，就算是最細微的小細節，都關係到會談是否能順利舉行。舉例來說，一直到會談正式舉行當天，辜振甫與汪道涵兩位談判代表居然從來沒見過面，這不合乎國際談判慣例，至少也應該要在會談前打個招呼。

我就與當時的海協會副會長唐樹備商量，由唐樹備代表汪道涵到海基會休息室去邀請辜振甫，然後辜振甫一走到汪道涵的休息室前，汪道涵就在門外迎接，雙方可以在正式進入談判桌前稍事寒暄。這個小細節就關係到主客關係與台灣的地位，因為當時會談的主辦方是海協會，所以由海協會來進行邀請與迎接的動作，而且辜振甫比汪道涵小兩歲，由年紀輕的一方去邀請年紀較大的一方也符合中華文化的禮節，這不但反映出台灣與大陸之間地位對等，也可以防止台灣被刻意矮化。

雖然在談判的程序與細節上，我方已經儘力做到妥善，但在會談的過程中，我深刻體會到，在跟共產黨談判時，無論環境如何變遷，都不要忘記你的談判對手是共產黨，他們始終會堅持共產黨的意識形態。而且共產黨傾向於將原本事務性的會談，拉高到政治層級，這對於我方來說有種被「突襲」的感覺，此時就必須堅持自身的立場，才不會被談判對手牽著鼻子走。

值得一提的是，辜汪二人實質上代表了雙方的領導人。當初汪道涵在向上溝通時可以直通當時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辜振甫則可以直接與李登輝前總統對話，雙方各自在內部的溝通管道相當暢通。也就是說，辜汪會談雖然是以民間機構的形式來舉行，但在實質意義上相當於兩岸當時的最高領導人會談。

Ｑ：兩岸未來交流的重心為何？

現在是兩岸關係六十年以來的最佳時刻，但不應就此滿足。以中長期目標看來，兩岸應該要儘快簽署和平協議，而且要在第三國參與的情況下進行，這樣對台灣才有保障。

而在近程目標方面，首先，ＥＣＦＡ後續協商務必要今年內完成。接下來就是在明年簽署兩岸文化協議，因為文化與經貿事務本質有所不同，經貿事務是利之所趨，企業自然會去做，而文化則需要推動。兩岸之間最大的共同點就是文化，只要文化能夠協調一致，雙方自然就可以和平相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