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長達六年在大陸擔任駐點記者的生涯中，我在當地訪問了難以數算的各行各業人士。上至官員，下至基層百姓，我盡可能全方位接觸。多數訪問中，最令我「有感的」，絕非正經八百的官員，而是那些平凡到容易忽視的小人物。從這些市井小民的真實故事中，大陸社會的真實圖像往往橫亙眼前。

三十二歲的李昕，就是其中一位幫助我理解大陸社會的年輕人。二十二歲從黑龍江地方師院畢業的李昕，決定走出一條和他同學職業生涯不同的道路。

○三年畢業後，和諸多對大城市懷抱夢想的大陸年輕人一樣，李昕背著簡單行囊、一把吉他，踏上北京尋夢。他熱愛音樂、想成為歌手。但現實生活問題，逼著他卑躬屈膝。

李昕的「北京夢」並不順遂。求職的第一份工作，就被騙了幾百元人民幣。幾百元，對一些人看似不多。但李昕搖著頭說：「那是我一整個月的生活費」。

「送水、餐廳服務生，我都做過」，熱愛音樂的李昕從未放棄夢想。工作之餘，他背著舊吉他，甘冒被城管、保安驅離，甚至毆打的風險，在地鐵口裡自彈自唱。

在大陸，社會慣以「流浪歌手」描述李昕這樣的街頭藝人。正因當了流浪歌手，李昕看盡人情冷暖。他說：「地鐵站內，只要手臂上別有紅色徽章的人員，都可以來管我。他們心情好時，會讓我多唱一點；不爽的話，會立即趕我走。」

在和城管「打帶跑」兩年後，李昕多了個新職稱：民工小學音樂老師。「我不收學校、學生一分錢」，李昕說，他體驗過外地打工族的辛酸。民工家長整天為生存問題焦頭爛額，甚至居無定所，根本無暇顧及孩子。這些孩子在惡劣的環境下，個性非常壓抑。

新世代農民工

長期以來，城市農民工問題一直是考驗大陸城市領導階層管理智慧的大課題。

八○年代末、九○年代初期的第一代農民工，為了掙錢，幾乎壓抑了所有的心理需求：感情、性、親情、友情…，只為賺得一分錢，讓遠在上千公里外的家裡過上好日子；至少颳風下雨時，屋頂不再漏水。

九○年代中期，一項針對農民工的調查指出，九二‧六％的城市農民工在消費上，主張「生活越儉越好，能剩則剩，多存少花」，他們進城賺錢的目的，就是寄錢回家。

到了二○○○年中期，二代農民工登場。二代農民工正好趕上大陸的新經濟騰飛。

在東莞打工六、七年，來自江西贛州、二十六歲的阿亮，就屬這群二代農民工的一員。還記得見到阿亮時，我對他那個蓬鬆、仿效日本傑尼斯的「山寨髮型」印象深刻。至少，阿亮的外型想告訴其他人：他和父執輩的農民工不同，注重打扮是基本要求。

和多數農民工一樣，不到十八歲，阿亮就離鄉背井、出外拚搏。阿亮說，一開始，剛進工廠時，枯燥乏味的作息幾乎壓得他喘不過氣，「很無聊！每天除了工作、加班，就是睡覺」，回想起工廠時光，阿亮直呼：悶啊！

跟李昕所遇到的農民工父母一樣，在工廠時，阿亮必須壓抑自己的性格，只為了賺那每個月兩千多元的「生存費」。當我問他，在工廠的幾年來，有沒存到錢時，阿亮的頭搖了搖，簡單地說：「幾乎沒有」。

沒存到錢，並非把多數薪水寄回老家，而是花費在衣食育樂上。阿亮的手機是三星智慧型機款，外型絢麗、功能強大。他秀出手機說，這是他在「賊市場」買的，不到人民幣一千五百元。對高科技產品，阿亮和多數年輕人一樣，是時尚粉絲。

過去三十多年來，大陸正是靠著成千上萬，像李昕、阿亮這樣的年輕人所支撐起來。這些從鄉下，或三、四線城市進城的勞動者，儘管收入微薄，但靠著拚命加班、兼差賺取「生存費」。

和第一代的老民工不同，這群二代勞動者背後的家鄉，卻淪為一個個逐漸步入荒廢的農村；展現在年輕人前方的，卻是燈紅酒綠、和自己格格不入的大城市。

如同大陸新疆作家丁燕以在東莞親身打工體驗所撰寫的作品《工廠女孩》所言：「打工者永遠是城市的匆匆過客」。

對這群年輕「過客」而言，他們比父執輩的工人更胸懷夢想；更多的勞動報酬已無法滿足他們，而是盼望能立足城市，擺脫農民身分，獲得城市的認同和接納。

一位來自山東的農民工小呂也說，他進城的主要目的不是為了掙錢，而是為了開闊眼界，增長見識。

新世代工人vs城市人

大陸國家統計局今年六月發布《二○一二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目前，一九八○年以後出生的新生代農民工，佔外出農民工的六一％左右。

但新生代農民工逐漸喪失從事農業生產的技能，十六至二十歲農民工中，參加過農業技術培訓的只有四％；二十一至三十歲農民工中，參加過農業技術培訓的僅為六‧二％。

四分之三的新農民工從來沒有從事過農業生產。他們受教育程度更高、更注重個人的職業發展、更願意選擇較為輕鬆的職業、更注重個人生活品質的提高、融入城市生活的意願更強。

他們的權益訴求發生了明顯變化，不再僅滿足於物質擁有，對穩定的居住場所、享有社會保障、公共服務等，需求甚殷。 這意味著，新世代工人並非基於「生存理性」外出務工。更多是，將工作視為改變生活方式和尋求更好發展機會的契機。他們不只在城市掙錢，也要享受城市中的現代文明；更盼望在城市中尋求自我發展和立足城市的機會，變成真正的「城市人」。

曾參與過三年前深圳富士康跳樓事件調查的深圳大學勞動和社會保障法研究所所長翟玉娟告訴我：「二代農民工沒種過地，又無法融入城市裡，他們對社會的相對剝奪感、對現行體制更不滿」。

堵塞的階層流動

如何拆除年輕一代不滿「引線」，關鍵是縮小日益擴大的階層鴻溝。對中共執政當局，是嚴峻挑戰。

十多年來，大陸不斷迸發的新詞句「農民工二代」、貧二代、富二代、官二代、壟（斷）二代、屌絲、蟻族、蝸居、拚爹等等，看似令人發噱的名詞的背後，無不暴露出大陸社會階層分化的象徵。 中國古代解決社會階層分化的手段是「教育」。「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驅動著數以萬計有志青年「向上提升」。 但如今，可怕的現實是：教育刺激階層流動，似乎「堵塞」了。二○一一年統計資料顯示，在「一本」類的高等院校中，農村戶籍學生比例只佔不到三○％。二○一一年，在中國農業大學的大一新生中，農村戶籍生源十年來首次跌破三成，僅佔二八‧二六％。

來自農村的學生進入大學的比例不斷減少，城市、高階層的子女比低階層的子女有更多的受教育機會、受教育條件。一旦教育不公平和權力世襲化不斷被渲染、定性，低階層的子女越來越難向上流動。不少大陸媒體不禁警覺：「寒門難改命運，大陸社會階層固化加劇」。

早在二○○四年，大陸學界就已告誡「社會流動固化」和「相對剝奪感累積遽增」的問題。二○○四年中國社科院的《當代中國社會流動》調查報告中就指出：中共幹部（官員）子女成為幹部的機會，是非幹部子女的二‧一倍。 調查課題的組長陸學藝曾警告：「如果三年、五年乃至十年、百年長此以往，就不是二‧一倍的問題了，這個數字就會高得多了」。陸學藝的話恐怕一語成讖。

最近兩、三年來，諸多引發爭議的「火箭提拔」案例頻頻爆發。如前陣子八○後美女副市長董海濤、湖南湘潭二十七歲副縣長徐韜、山東濟寧二十五歲女鎮長韓寒、「湘潭神女」王茜等，無不牽動出外界對官員子女「硬背景」的質疑。這些事實凸顯出一個現象：「基層權力家族化」。

究其主因，更多是體制因素。旅美獨立學者、芝加哥制度經濟研究中心創辦人方紹偉日前接受《紐約時報》訪問時分析，「隱形世襲」服從的是裙帶關係的邏輯。

方紹偉指出，能力、資歷、年齡、忠誠度、個人形象等五個方面正在起作用。但即便裙帶關係佔主導，合法性問題也不會激化。他認為，理解大陸政治的一個關鍵是：「我們中國人對裙帶關係不僅能夠容忍，且還不恥於公開或半公開的炫耀」。

方紹偉悲觀地說，這種現象不可能遏制。因為，隱形世襲包含著「知根知底」的政治忠誠邏輯，在其他方面相近的情況下，隱形世襲對中共而言，更形安全。為此，官員「去特權化」不可能，「特權化」本身就是政治忠誠所必需的。

習李的嚴峻挑戰 去年中共十八大後，中共高層流傳著一本書籍《舊制度與大革命》。意在警惕中共黨員，真正威脅執政根基的，是舊體制、舊思維跟不上繁榮的經濟現況以及民眾對政治目標的預期。

中共深知，體制造就相對剝奪感及階層流動問題的嚴重性。從各種官方喉舌媒體今年多次以評論提出警告，不難嗅出中共的高度不安感。因此，如何解決階層流動日益僵化，讓像是李昕、阿亮這樣的底層老百姓不只「活得下去」，且還能實際感受社會的公平正義，將決定「習李體制」的「十年中國夢」最終將成現實，或只是「一場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