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舊稱「撫臺街」的台北市延平南路上，矗立著一棟兩層樓的老建築，石造拱廊與木造圖案天花板的騎樓，透出年歲的印痕，石柱上掛著「撫臺街洋樓」的牌匾，標示古蹟的身分。抬頭仰視，十九世紀流行於歐洲的「馬薩式」屋頂（Mansard roof）和三扇突出於陡斜屋頂立面上的老虎窗，獨特而醒目，歐風十足，整體外觀裝飾簡潔卻不失細緻，應屬於日據初期盛行的仿文藝復興樣式店鋪建築。由於它夾處於現代水泥叢林中，因此更顯獨樹一格，引人駐足。

「撫臺街洋樓」的美麗與哀愁

「 撫臺街」 一名， 可從台灣清領時期談起。一八八四年，清法戰事蜂起，法軍兩度進犯基隆，清廷命劉銘傳以直隸陸軍提督的身分來台主持防務。清法戰後，清廷於一八八五年九月宣布台灣建省，由劉銘傳出任首任巡撫，並於今台北市延平南路、武昌街口附近設置巡撫衙門。一八九四年，清廷甲午戰敗，翌年，清廷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割讓台灣、澎湖。日本據台後，於一八九九年八月開始在台北進行市區改正計畫，將今日忠孝西路、中華路、武昌街、博愛路等清廷巡撫衙門所在周邊街廓，定名為「撫臺街」。

「撫臺街洋樓」於一九一○年完工，建物部分原為合資會社高石組所使用，一九三○年代後轉為酒類商佐土原吉雄先生的店舖，土地標示為地產商大倉組株式會社所有。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後，「撫臺街洋樓」也失去日據時代「洋行」的貿易性質。首先是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副處長宋裴如與鄭明祿、蘇新等人創辦《人民導報》，選定「撫臺街洋樓」做為社址。一九四六年，因該報刊登有關國共和談的敏感文章，引發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不滿，宋裴如被迫辭去社長，後被陳儀免除教育處副處長職。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爆發，宋斐如被列為「叛亂首要人犯」，成為首批被捕人士之一而遭害。《人民導報》所在的「撫臺街洋樓」隨之被查封，交由國防部軍務局管理，再轉為警備總部的諮詢案情室。其後，警總將其改成警備總部軍法室人員宿舍，配給六戶居住，一層三戶。

台灣解嚴後，警備總部解散，「撫臺街洋樓」成為單純安置國防部退休軍眷的寓所，定居於此的八戶人家於十幾年間陸續搬走，後又有人於此開設中醫診所。在一九九七年正式定為台北市定古蹟前，「撫臺街洋樓」還曾一度淪為荒廢的「古厝」，直到二○○九年台北市文化局邀請藝文工作者、洋樓附近的地方人士共同研究「古蹟再利用」，方得重生。

相較於日據時代留下來的公共建築或官署，「撫臺街洋樓」只能稱得上小家碧玉，但可貴的是，它是目前台北城內僅存的日據時代商用建築古蹟，在填補台北古蹟建築群的完整性上別具意義。而從洋行商號、報社、軍警辦公室、眷舍、診所到展覽空間，「撫臺街洋樓」更可說是歷經台北城百年的風華與滄桑、美麗與哀愁。

從「撫臺街洋樓」看周邊老建築

就台北城的發展史來看，基本上是以大稻埕為起點，由西往東漸擴的格局，以致老建築大多集中在西區一帶。從「撫臺街洋樓」所在的延平南路往北不到百公尺處的「承恩門」（俗稱「北門」），是清朝台北建城的正門，落成於一八八四年，為五大城門中唯一保持建城原貌的城門，已列為國家一級古蹟，也是台北市內唯一的國家一級古蹟。「承恩門」雄鎮府城之北，取面北「承接天恩」而得名，清朝派駐台北的地方官員皆由該門入城。

有趣的是，傳言一八九五年六月七日，已經於台灣北部登陸的日軍應仕紳代表辜顯榮等人請求，準備進入台北城時，於「承恩門」外躊躇不前，後得一老婦協助，方兵不血刃地由該門進城，開啟日人統治台灣的序幕。其後，雖然日據時期及戰後台北市政府均曾因都市計畫之需，有意拆除「承恩門」，所幸在古蹟維護意識抬頭及因禍得福的庇祐下，才得以原貌留存至今，成為世界僅存的閩南式碉堡城門，恩蔭未絕。較為可惜的是，現今「承恩門」面北方向屋頂處還是受到高架道路遮蔽，影響整體景觀，加上周邊道路匯聚相夾，車聲嘈雜，「承恩門」宛若孤島上的燈塔，只能為川流人群和遠方來客稍慰懷古之思。

與「撫臺街洋樓」和「承恩門」各自兩兩斜望，構成三角頂立的一棟龐大日據時代建築，則是座落在忠孝西路與博愛街交界處，已被列為國家三級古蹟的「台北郵局」。該局於一九三○年四月完工，共有四層，佔地廣闊，成為當時台灣規模最大的郵局，其平面呈梯形類似「四合院」配置，建物正面則配置四組雙圓形古典式門柱及山牆裝飾，內部構造雖採簡化設計取向，但石柱與大廳天花板的古典雕刻，仍至為優雅細緻。

從「撫臺街洋樓」順著延平南路往南約一五○公尺，與「承恩門」對望的另一棟古蹟，則是著名的「中山堂」。

一九三一年，台灣總督府為紀念昭和天皇登基，決定在布政使司籌防局前廣場興建「台北公會堂」，並於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完工，由著名建築師井手薰負責設計。所謂「 公會堂」，乃是日本專為都市舉辦集會活動所設計的公共建築，台北公會堂落成時，其規模與場地設備僅次於東京、大阪及名古屋，是當時日本第四大的都會公會堂，其建築特色是採取台灣難得一見的中東阿拉伯拱窗及台灣陶瓦，並運用北投窯場面磚貼出變化多樣的花紋。

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中華民國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代表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中正接受台灣軍司令官安藤利吉的投降，該會堂被選為「中國戰區台灣省受降典禮」的地點。同年，台北公會堂正式更名為中山堂，成為召開國民大會及政府接待外賓的主要場所，舉凡美國總統尼克森、南韓總統李承晚、伊朗國王巴勒維等元首訪華，都是在此接受國會招待，如今已被列為國家二級古蹟，經過八十載春秋的洗禮，風貌更添古韻。在中山堂看表演，是許多台北人的共同回憶，更有無數佳偶在中山堂前的廣場展開第一場約會，可說是台北最著名的地標之一。

撫今追昔，老建築的新人文風

台北城在一八八四年正式完工，今年剛好是台北建城一三○週年，有趣的是，這座城也是歷史上最後一座依照傳統風水堪輿理論建造的中國式城池。

如今的「撫臺街洋樓」由台北市文化局委託台灣歷史資源經理學會進駐經營，並定位為「台北攝影中心」，從今年四月十八日起以「台北攝影中心在撫臺－台北城風情特展」為主題，讓民眾在老建築內透過黑白影像感受台北城一三○年的風情。

看完攝影展，可信步往北到「承恩門」下，遙想清朝官民在城門穿梭往來的熱鬧場景，以及甲午戰後日軍長驅直入的達達鐵蹄；一座不算寬敞的城門，竟然承載台灣百餘年的宿命，歷史的縱深油然自現。再過對街，可近觀「台北郵局」的圓形古典式門柱及山牆裝飾，細品「中山堂」的阿拉伯拱窗及台灣陶瓦，體會建築之美。一處不到二百平方公尺的小街區，就能一窺北台北城一三○歲的風華，豈不快哉！

「撫臺街洋樓」位於往來各處古蹟的樞紐位置，無論是老台北人或外來的遊客旅人，凡有意尋古訪勝者，不如先到洋樓內一睹台北城人事物的舊影像，不但能串起周邊的古蹟地圖，或許也能為自己縫補歷史記憶的裂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