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天空還有一抹藍，就有詩……。 如果人不再寫詩，鳥來寫； 鳥不寫，風來寫； 風不寫，蝸牛來寫，昆蟲來寫。

這是文學大師王鼎鈞的詩篇，被台灣文學館引用在台北「齊東詩舍」開幕展—「詩手跡展」的海報上，讀起來令人莞爾，毫不費力，可說是用最簡潔的文字呈現「詩」不朽的意象。

　從人類文化發展的歷程來看，詩歌的誕生遠早於文字，無論是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西方荷馬史詩《伊里亞德》與《奧德賽》、印度《羅摩耶那》等三大史詩，乃至西藏傳唱至今的浩瀚史詩《格薩爾王傳》，都是先有口耳相傳，才由後人採集編排，逐步落諸文字。《毛詩序》說：「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所謂「詩言志，歌永言」，不管是敘事說史、賦道言志、思情感懷或直抒胸臆，「詩」都扮演著人類最早的文化載體，也是人類心靈世界的呈現。而詩人，就好比流落人間的精靈，用最簡潔乾淨的語言，傾吐出最動人的珠璣，吟哦出最真摯的詠歎。

詩心不死，為詩人找一個家

　面對功利主義與享樂主義盛行的當代環境，詩歌傳統與詩歌創作遭遇極大的衝擊和挑戰，甚至有人悲觀地歎道：「詩歌已逝，詩人已死」。值得慶幸的是，台灣還有一批人詩心不死，努力為詩人找一個家，為詩篇提供一個淡泊寧靜的空間。

　今（二○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台北乃至台灣第一個專屬詩人的空間—「齊東詩舍」，在文化部長龍應台和詩壇大老鄭愁予、張默、向陽、管管，以及三十餘位中、青輩詩人的爽朗笑聲中正式開館，兩幢原屬雅致閒定的日式建築，頓時充滿詩意、詩趣與詩興。詩人鄭愁予的浪漫低吟、管管的豪邁歌詠、吳晟之子吳志寧自彈自唱父親的詩作，為現場氣氛掀起一波波的高潮，「非」詩人歐陽明也在開幕式中朗誦了一段鄭愁予的詩，向詩人表達敬意。詩魂似乎又被這不算大的空間喚回，共享歡愉。

　歐陽明先生是一位讀詩、愛詩的企業家，也是「齊東詩舍」得以順利開館的關鍵人物之一。詩舍門牌雖是台北市濟南路二段二十五號及二十七號，但整體上屬於齊東街日式建築群之一，故以「齊東」為名（齊東街舊稱「三板橋街」，係東門外往松山、南港，乃至基隆之要道），原為日據時代的文官宿舍，台灣光復後曾做為參謀總長王叔銘上將的官邸。王總長逝世後閒置一段時間，其後文化部龍應台部長有意將該處規劃為「詩的復興」基地，惟苦於整修經費不足，無法立即如願。所幸在某次因緣際會的場合中與歐陽明先生談及此事，歐陽明先生乃慨捐相關經費，並由建築師陳瑞憲負責詩舍規劃整建，一個為詩人尋家、重振詩魂的計畫才得以落實，讓台北的文化風景再補上一塊拼圖。

　誠如龍部長所說，「齊東詩舍」成立的目的在振興詩的創作力、強化詩的發言權、提高詩的能見度。在啟動「詩的復興」計畫之後，詩舍將陸續舉辦齊東沙龍、現代詩研習、詩的旅行、台灣國際詩歌節、詩的蓓蕾獎，以及台灣詩人流浪創作系列活動，讓詩成為台灣的國民素養！從長達近五個月的「詩手跡展」（今年七月三十一日展至十二月十四日），我們不僅看到四十六位台灣詩人或清?或灑脫或信筆而就的手稿，更可看到字裡行間蘊涵的溫潤情感，讓人在腦海中不自覺地浮出詩人伏案苦吟的一幕幕影像。至於齊東沙龍與現代詩研習班，也已開始引領民眾進入詩的世界，為台灣略顯貧瘠的詩壤灌溉養分，播下詩種。

　「齊東詩舍」還有一處令人驚喜的小空間，就是不到三坪的「詩人一○○影音」專區，這個專區主要是播映由黃明川導演拍攝的台灣詩人群像，藉由訪談及影音錄製呈現詩人影像、聲音及作品，這對不論健在或已仙逝的詩人史料保存而言，可說是彌足珍貴。此刻的詩舍，手稿加上影像、話語和朗誦之聲，詩人之軀呼之欲出。

寫詩苦，面對時代的倉皇更苦

　回顧台灣新詩發展的脈動，可追溯至一九二三年謝春木以日文發表「詩的模仿」，至今九十年，不僅歷經了日、中、台三種語文的糾葛，也隨著外在的政治環境、社會變遷，以及意識形態的分歧而起伏。

　三十年代的台灣詩人依違於使用祖國漢文或本土白話文寫詩的爭辯；四十年代主要以日文為書寫工具的詩人，透過日本詩潮向當時席捲世界的超現實主義取經；五十年代，從大陸來台的詩人和本土詩人在現代派的大纛之下，共同推動向西方效法；六十年代之後又一分為二，一方持續向全盤西化的道路前進，一方回歸本土的反思，意在吟唱自己生存的大地及人民；七十年代，戰後的新世代以全新的視野推動現代詩；八十年代，各種詩潮交錯並存，異同相爭；九十年代至今的台灣，開始邁入後現代社會，資訊發達，幾與國際社會同步，詩的國際交流更加頻繁，但功利主義的力量益加擴張，新詩的話語權益加削弱。真可謂「寫詩苦，面對時代的倉皇更苦」。

　從另一個面向來看，詩潮的澎湃與否，又與詩社和詩刊的盛行密切相關。現代詩社、創世紀詩社、藍星詩社、笠詩社都曾在六十及七十年代的台灣詩壇引領風騷，也出版了各類詩刊，壯實老幹、培育新枝。尤為可貴的是，詩人?弦在應邀擔任《聯合報》副刊主編長達二十一年期間，將副刊文學的魅力發揮得淋漓盡致，引起各報傚优，也提攜無數的文學後進走入新詩創作的領域。

　此外，七十年代校園民歌的興起，除了為台灣歌壇注入一股清新的氣息，也讓諸多著名的詩篇得以再度回到詩歌傳統，以歌唱的方式流傳於普羅大眾與青青學子之間，例如徐志摩的「再別康橋」、余光中的「鄉愁四韻」、鄭愁予的「錯誤」等，都被譜韻傳唱，紅極一時。無奈這段詩、歌合流的短暫狂飆，在八十年代末期，隨著政治上的開放黨禁、解嚴與本土化運動興起，「校園民歌」隱含的中國情懷與文學氣息，開始被部分政界與藝文人士視為外來政權文化的象徵，乃逐漸式微。

詩人雖寂寞，知音猶可尋

　去（二○一三）年仙逝的百歲詩人，也是提倡新詩現代化並創立「現代派」的旗手紀弦，生前接受訪問時曾樂觀的說：

　雖說詩是少數人的文學，然而詩是不會死的。隨著時代的進步，科技的發達，詩的題材也愈益豐富了。到了二十一世紀，人類即將進入「太空時代」，日後必將產生許多「新」詩，這是可以斷言的。我寫了不少的宇宙詩，這證明了科學乃文藝之友，而非其敵人。

　當我們陷入詩人寂寞、詩迷流失、詩界堪憐的感喟之際，紀弦的一番樂觀之見，不啻讓人為之一振，頓蒙正觀。的確，人類幾千年的詩歌傳統，豈會輕易斲喪！再從詩史的縱深來看，即使是中國古典詩的形式與內涵也是幾經流變，方能維繫不斷。如今的新詩體裁或許只是進入另一個調整期而已，更何況有「齊東詩舍」做為召喚人間精靈的基地，詩人何愁知音難覓，畢竟，即使詩人「達達的馬蹄是美麗的錯誤」，也會帶來無限的遐想與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