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間的鎖仍是壞的。 「十分鐘後，師傅就來。」櫃檯後的中東少年說。 兩個小時過了，師傅並未來敲門，少年也已不知去向。兩坪大的房間內，小蟑螂爬上爬下，水龍頭沒有熱水，冷氣機比割草機還吵。貝貝狠狠瞪了我一眼，放棄地打開行李箱，把相機鏡頭、充電器，再拿出來檢查一遍。

為了報導全球關注，香港市民為爭取真普選而進行的「佔領中環」行動，我替自己和搭檔的攝影記者─貝貝緊急上網訂了機票和房間。然而十一長假，整個南九龍只剩這棟「重慶大廈」的旅館可供選擇。貝貝說要先去沖個澡，一開門卻驚叫了一聲─

「屍體！」

我衝了出去，一看之下，才發現那根本不是屍體，而是剛跟我聊過天，渾身酒氣，趴睡在走廊的澳洲背包客。

貝貝給了我一記肘擊，隨即消失在走廊盡頭。

我卻有些興奮了─古龍水味、咖哩味、印度線香味瀰漫走廊。我試著搜尋王家衛在《重慶森林》記下的老香港，卻不見梁朝偉轉身的背影。嘈雜的大廈一樓，印度人兜售著Sim 卡、沐浴精和人民幣找換，戴頭巾的阿拉伯人，穿過手拿HTC的日本年輕人。這擁有一千四百個房間的迷宮大廈，曾被《時代》雜誌形容為香港「全球化最佳例子」。

不知那個舊時代的眼睛，是否預見了香港今日的變化？

貝貝仍在賭氣，一人去了銅鑼灣。電視裡氣象主播說「明日全港有雨」。我百無聊賴，在床上隨意翻看《香港政治史》，隨即沉沉睡去了。修理房門鎖的師傅沒有來，恍惚中只聽到貝貝爬回上鋪，和後巷冷氣水徹夜滴答聲。

※

窗外是極好的陽光。

前往中環現場前，我決定先做些香港底層社會的背景紀錄。貝貝換上了背心、運動褲，擦好防曬乳，就和我乘地鐵來到九龍半島的老街區「深水」。下了小巴，一個嘈雜、生猛的早晨迎面而來，送貨工人裸著上身，肉攤操著廣東話叫賣，一串串盜版光碟在風中翻飛、閃爍著銀光。

就在一間傳統茶餐廳的門口，我們找到了和我們約好的社區工作者李大成，和他身旁佝僂的老香港人─受訪者「選哥」。

「選哥的胃不好，身體也壞了。你別看這樣，其實他才五十多歲。」李大成這樣介紹他。這讓我非常驚訝，因為從外觀上，選哥絕對已超過七十歲了。他的頭髮花白，畏光，駝著背，即使走進家裡附近的餐廳，仍感覺渾身不自在。

我和貝貝點了杯波羅蜜水，開始靜聽這名老香港人，講述他含混、憂傷的個人史，那是迅速而模糊的生命片段：「年輕時當吧台服務生，當過碼頭搬運工，後來因為腳傷被資遣，現在在茶餐廳打零工，偶爾去教堂....。」

「後來，選哥娶了廣東籍妻子阿蘭，卻因付不起租金，只能依靠政府綜合援助每個月五千元港幣，租賃每間不到兩坪的﹃劏房﹄。」李大成補充，「這麼小的房子，迫使他和阿蘭分居兩地，阿蘭如果要來香港看他，只能暫時投宿朋友家。」

而當貝貝扶著選哥，賣力走回他的劏房，我們卻有更驚人的發現，一個年輕人窩居在宛如卡通「小叮噹」住的壁櫃大小空間裡，要上去還得爬鐵梯。「但他是甘願的，因為每個月只要八百元。」李大成說。

「沒辦法，過不久租金又要再漲了。」下了樓，李大成指了指北邊一處新建的大賣場，那宛如睥睨一切的高牆，把舊社區的房價、物價越拉越高。從選哥哀愁的眼中，我意識到，把他和阿蘭分隔開來的從來不是政治，而是經濟；不是省籍，而是階級。

「選哥，得閒再見！」我用拙劣的廣東話對他說。

「再來看我們吖。」話不多的選哥，勉強握住我的手。我不知有生之年是否能再相見。走出茶餐廳，暖風把門簾吹的翻飛。陽光依然眩目，而當我回頭朝選哥揮手，那瘦弱的背影已被人潮輕易掩去。

有生之年。 ※

中環佔領現場比電視上的熱鬧許多。由於學生聯合會成功串連罷課，商業要道的金鐘道上已擠滿了大學生、高中生，以及路過的外國旅客，一名未見過抗議場景的中國廣東大嬸，正興致勃勃地四處拍照。

一些雨傘零落地散在騎樓。午後暴雨前的悶熱，彷彿正醞釀著什麼。

穿過圍坐在地上的人群，我們幸運地在一處發放麵包礦泉水的帳棚中，找到了一名學聯的幹部。她是二十歲，一個大二女生的年紀，有著健康的稚氣與成熟的自信美，穿著大學系服、愛迪達運動鞋，讓人聯想起國中運動會，跑完大隊接力女孩喘紅的臉。

「請等一下，我接個電話。」她禮貌、幹練地說。她一邊回覆我的採訪、一邊聯繫、確認著各據點夥伴的狀況。她的朋友、愛人或許在不遠處，調度物資補給動線，在臉書上轉播現場情況吧？而此刻她必定是孤獨的。南中國海的熱風，挾帶一整個時代的騷動，輕搖她二十歲的身體。

她披上了薄外套，日影西斜。

人的記憶並不可靠。更多的時候，記憶像是蒙太奇剪接，或黑光劇流轉的閃光。另一個女孩的身影開始和她交融：三十歲的舒寧─她同樣是短髮、俐落而討喜的那種，把香港人的明快機敏，和台灣人的鄰家味，充分揉合的女孩。

記得去夏，佔中才剛開始醞釀。六四二十五週年紀念會那晚，舒寧剛從中環的會計公司下班，穿著黑色紗質洋裝、踩著高跟鞋，就到維多利亞公園和我碰面。久未見面了，她遠遠見了我就大力揮手，「嗨！」維園的空氣，把她淡淡香水和附近老伯的汗味混雜。此時，我才發現自己真正來到香港。

嗅覺，原是一個城市最熱情的擁抱形式。

我們在會場內揀了個位置坐下。湧入數十萬人的維園，瀰漫著演唱會開場前的興奮。「我每年都會來，但辦公室很多同事都不參加了。」舒寧說，「我也想過喔，只剩紀念，是否代表不能再做更多了？」似乎，晚會前的旗鼓爭鳴，並未讓她感到興奮。

「可妳還是來啦。」我不置可否，拍拍她肩膀。

全場燈暗，晚會開始了。

天安門母親、支聯會致詞、投影幕上的巨大王丹輪流出現，都未引起她太大的共鳴。然而，當眾人手中白蠟燭開始傳遞，一根根燃起，梅艷芳〈血染的風采〉伴唱帶在台上響徹時，舒寧也開始輕輕哼著、開始搖晃─「如果是這樣／你不要悲哀／共和國的旗幟上／有我們血染的風采。」

這原是一首紀念越戰中國傷亡兵士的哀歌，卻被用做六四晚會的主題曲。明快的大調配上悲壯的歌詞，背景卻是大國崛起般的合唱，對一個台灣人來說，這一切是這麼奇異，多麼不協調啊......

然而看見舒寧泛紅的眼角，我突然明白，香港人心中的六四，或許就是這樣一種永遠矛盾的存在吧。一種認同，一種無奈，一種未及參與，也無能彌補的遺憾。一九八九年，台灣人仍在自己的民主路上掙扎著起身。天安門有些太遠了，無論就地理意義，或心理意義上而言。

「每次晚會流程都類似，Beyond〈海闊天空〉播放時，就是晚會要結束了。」舒寧告訴我，「但每次都還是很感動噢。」舞台燈熄，明年再見。廣場上的市民彷彿經過了某種淨化儀式，臉上燒著一絲疲憊的滿足。

新與舊的香港，矛盾的香港。沒有記憶的潮水，衝擊著過度記憶的半島。一九四一，張愛玲。一九九三，黃家駒。時代清點著黑暗中溫柔的人臉，一轉身，卻只抹下塵埃和更小的塵埃。

擠到出口幾乎要深夜十一點了。舒寧拉著我穿過暗巷小道，眼前突然一亮，是一間傳統的港飲餐廳。鄰桌穿制服的高中生並未談論六四，而是大聲爭論著電影《變形金剛 》好看還是《環太平洋》。

我覺得有些惆悵，也感到些許寬慰。

「舒寧，妳也在上海工作過，妳喜歡香港還是中國？」我問她。

「還是喜歡台灣呢，喜歡那裡的生活。」她挾起一個鮮蝦腸粉，「我從小就看台灣作家啊，男友也是台灣人。週末下了班我就飛去台灣，很多夜市搞不好我比你還熟。」她說，「我幾乎覺得自己是個台灣人了。」

我恍然想起去年，舒寧在香港中文大學池畔唸詩的樣子─她用廣東話讀中國詩人海子，讀香港詩人也斯，讀台灣詩人楊牧。在蟬聲和初夏陽光下，樹影縫合、裂開了又再縫合，如此溫柔的辯證，或者，才是歷史的本身？

一陣大雨將我拉回十月金鐘道。雨水驅散了悶熱，行人躲入騎樓。不久，特首辦前起了騷動─「有目擊到武器運入政府大樓，但應該是員警食糧補給，虛驚一場。」有人來和那名學聯女孩通報現況。

那名學聯幹部女孩仍不放心，匆忙告別了我們。現在是十一長假，我猜想，舒寧或許正和男友在台灣某個夜市攤前，邊聊著文學，邊分享彼此工作近況吧？一個世代的渴望才要開始，一個世代的還未結束。

不知為什麼，光是如此想像，就感到一種無比單純的幸福。

※

「今天應該不會有行動了。」電話那頭，另一名香港的媒體同業跟我們透露。我們終於有個難得悠閒的下午了。貝貝提議我們到旺角去逛逛，畢竟，這個香港地下社會的大本營，也算是「佔中」行動的熱點之一，貝貝說希望能補一些報導的空景照片。

旺角午後的鬧區，許多金魚包充好了純氧，一排排掛著，午後強光閃爍下，如一滴滴飽滿淚珠，懸在時光中間，貝貝拍著這些金魚，我則在一旁隨意塗寫：「這些金魚，將從這晶瑩的水袋裡，被移置到某個寧靜的、寬敞一些的水族箱，自此度過牠們的一生。」

這是否也是某種形式的自由？

但隨即，一聲怒喝打破了這寧靜─那是一名響應佔中，全身刺龍刺鳳的年輕人，堅持靜坐在車道上，進而嚴重阻礙了行車。後面的計程車狂按喇叭，當地居民則咆哮著，要他「滾開！」、「死！」、「仆街啦！」一位魚蛋店老伯甚至拿出店裡的大餿水桶，指揮眾人抬起年輕人，要把他直接拽進去。

我離年輕人不到兩公尺，然而身處在這風暴的核心，那些陌生、粗戾的語言與肢體動作，絲毫未使我感到震撼。甚至，也沒有驅使我去做任何該做的採訪動作。

我感到一種異樣的抽離，像那些包裡的金魚，日復一日，用牠的魚眼視角，靜觀著旺角熙攘的街景。對了，是語言吧？是語言隔絕了更深的理解可能。貝貝把蛋塔扔給我，操起相機，靈活地左右閃躲，捕捉了整起事件的全貌。

我羨慕身為攝影記者的貝貝。影像不需要語言，至少，它的語言可以是不做判斷的。在一陣粵語的怒罵中，那少年沮喪地站起，離開。我無法捕捉這個事件的意義，手拿著筆記本，一字未寫。

我感到一種無由介入的沮喪與心安。

※

又下了一場大雨。我和貝貝逃回旅館，換了衣服。明天是上班日，從電視轉播的冷清現場看來，今晚驅離的可能性極高。幾天前那種嘉年華式的氣氛已經消失了。學生的表情改變，市民們用警察圍堵他們的路障架起街壘，備妥物資、輪流守夜，彷彿已經有所覺悟。我們充滿相機電池，準備好好補眠一頓。然後輕裝出門，夜守中環，以便事發時捕捉第一現場。

山雨欲來。

在金鐘道上，我們巧遇了街頭運動者陳允中。今年已四十五歲的教授陳允中，卻穿著黑T-Shirt、牛仔褲，一張大學生樣的娃娃臉，在人群間清晰可辨，此時，他正為即將開講的「流動民主教室」忙得滿頭大汗。貝貝自告奮勇去幫大家買晚餐，我則在一旁的人行道和陳允中隨地坐下，聊佔中、聊香港、也聊台灣。「其實，我早就準備好要被抓啦，連遺書都寫好了。」他半開玩笑地聳肩，大口喝著礦泉水。

這個在馬來西亞出生，在台灣念過書，現在則在香港浸信大學教書的大孩子，參與過天星碼頭反拆遷、菜園村重建等運動，是一個身經百戰的社運組織者。「我們其實早不怕政府了，要驅離就來吧。我們怕的是一些香港激進的本土派人士，一直分裂整個運動，消耗市民信任。」陳允中說。

我想起今早地鐵上，一個年輕媽媽聽到我們是台灣來的，激動地對我們說「左膠」（意識型態偏左者）騎劫佔中，「根本是中共同路人」云云。我也想起了寡言的選哥，和他那個狹小、陰暗的房間，他擁有的一切，就是床頭那張廣東籍妻子「阿蘭」的照片。

那名年輕媽媽若不是經由媒體對內地居民的描述，而是在社區烹飪班直接認識阿蘭，她們還會如此仇視彼此嗎？或者，當她們理解了在錯誤的結構之下，被犧牲者的無辜與無力感時，她們是否能重新選擇對待彼此的方式？

而我也深刻感受到，香港的問題不只是「大家一起喊，我要真普選」這麼簡單。除了政治、經濟、文化的意識型態衝突，還有本土認同與普遍的階級正義，孰先孰後的深層矛盾互相交織。

而佔中只是一切的導火線。

「現在我該去講課了，一起過來聽吧？」陳允中說。

而他所謂的課堂，就是在不遠處的巷口。我走到騎樓邊蹲下，一邊吃著貝貝買來的炒麵，一邊看他在水銀燈下，對街頭圍成一圈，穿汗衫的老伯、剛下課的高中生和家庭主婦們上課。

相較於激進本土主義者的亢進姿態，陳允中講話少了煽動力，而多了一種寬厚的普世性。在二○一四的香港，陳允中就像是卡繆筆下的「異鄉人」，他的馬來西亞身分、台灣的求學背景，和「本土左派」的價值信仰，讓他在這個世俗化、速食化的國度，無時無刻都像是一個精神旅人，不斷追求理想國的田園光景。

然而理想國並不存在。為此，他必須將自己拋擲進一種不斷衝撞、摩擦的現實思索裡，來排解那永恆的鄉愁。無論是在台灣，在香港，或在馬來西亞，似乎，還是只有街頭最讓他感到自在。

天暗了下來。現場拍照的貝貝突然跑向我，指了指我們背後的天橋。「那邊不大對勁耶！」我們很快衝上天橋，發現一排鴨舌帽男子，正從緩緩拉開的鐵捲門內，拿著幾袋不透明大箱子，神情漠然，一路推開路上的學生，在大樓警衛的指引下，迅速閃進政府總部。

一絲不祥閃過腦海─我想起日前看過的六四紀錄片。

如果最壞的情況發生，那些，就是用來清場的武器。我們尾隨著這些不明人士，一邊掩護貝貝的相機，一邊用手機錄影，希望捕捉這難得的獨家畫面。

腎上腺素陡增、手心出汗、今早的沮喪一掃而空。我們拍了幾張精采照片，回到帳棚下去找陳允中。然而，我們卻只得到他這樣的回答，「那是讓大家緊張的假動作啦，這幾天來已經用過好幾次了。」

陳允中的回答，讓我們的慌亂頓時有些可笑。當然，沒有事件，也就沒有獨家畫面了。「不過，大家虛驚一場也好，不要真的有人受傷就好。」貝貝安慰我，「別沮喪，獨家再跑就有了。」

午夜之後，陳允中變得沉靜、少言。他娃娃臉的稚氣線條，也突然剛毅了起來，像時代的守夜人，用貓頭鷹的銳利雙眼，凝視著現場。今晚，這街頭的一角是屬於他的，無庸置疑。

夜晚平靜地過去，沒有任何事情發生。

※

趕在最後一天，我們終於聯絡上前《文匯報》的副總編程翔先生，他是我們這次報導的重要受訪者。我們約在維多利亞港旁的一家私人俱樂部。由於時間緊迫，我們捨棄尖沙嘴到中環的地鐵，改搭天星小輪。

傍晚的維多利亞港灣，倒映著國酒茅台、Samsung、SONY， 那揉合了資本全球化的霓虹，對襯外海靜默的黑，「這裡的水很不開心呢。」貝貝收起了相機，趴在渡輪的欄杆上。我猜，她是想起了大稻埕吧──

無盡的腳踏車道，深夜籃球場、綠草皮、空心球「唰」的聲音。十七歲，是一切才要開始的年齡，但此刻香港，看來卻這麼疲憊。有些東西她已經太多，有些卻永遠不夠。

西裝筆挺的服務生端上一壺茶，再優雅退開。

程翔始終低著頭，眼睛鷹隼般掃射四周。我們知道，他是《文匯報》在六四事件時的採訪記者，因抗議報社立場轉變而去職，後被共產黨指為替台灣政府從事情報工作，最終入了新加坡籍。這樣的小心翼翼，或許是他的習慣吧。

然而，在貝貝的哄勸下，他逐漸敞開心防。從鄧小平的香港政策，香港的民情，談佔中的命運，中南海的邏輯，和背後的地緣政治思考。我們輪流提問，彷彿翻閱一部微縮的歷史，爭睹著字裡行間發光的暗號......。

我望見一片大嶼山的星空。他在那裡愛著他的香港，他的中國。

同樣是時代的證人。時間回到二○一四年六月，一切都還未發生。盛暑的上環，樹蔭篩落陽光，除了蟬聲一片寧靜。我走進佔中發起人─港大教授戴耀廷的辦公室。當時他剛從中環發完傳單，滿頭大汗地趕回強冷的座位上，把他改革者的靈魂，硬塞回中產階級微胖的外殼裡。

「我相信溫和的城市中產，將在這一次徹底改變香港。」戴耀廷當時邊擦著汗、邊堅定地告訴我，「非暴力意志所展現的決心，是激進民主派無法召喚的」，談到黑人民運領袖金恩時，他的眼睛閃著激切的光芒。

但不久後，時代就掩熄了這樣的火光。那是佔中開始數天之後，香港媒體拍到一張照片，是他在深夜的街頭蹲坐、痛哭，迷惘如孩子，而樞機主教在前面抱著他的畫面。

現場的學生開始說他「不敢衝」、是「不夠靈活的大笨象」、「我們已不聽他指揮了！」。或許，號召行動，然後在行動中隕落，對有虔誠宗教信仰的戴耀廷來說，也是另一種形式的「殉道」了吧？

一代人跟著一代人。歷史如此深情，卻又如此無情。

※

最後一晚，我們的採訪工作已經結束。原本預計要去蘭桂坊喝個小酒，小瘋一下再回台灣的。然而我和換上高跟鞋、綁帶背心的貝貝，都很有默契的，提議再回金鐘道看看。

物資在帳棚下疊得更高了，現場的學生圍成一圈彈吉他、說話或讀書，氣氛歡樂而平靜。政府總部的外牆，投影著來自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的加油訊息。

今晚是週六，應該沒有驅離的可能。作為記者，這也許是一種遺憾，但作為一個旅人，我們仍享受最後一夜的溫暖與寧靜。我和貝貝靠著馬路中央的紐澤西護欄，連上了手機YouTube，放起了〈島嶼天光〉。

去年三月，貝貝同樣是和我進出立法院，行政院做第一線採訪的社會線搭檔。然而，當時我們的憤怒與口角，對事件的爭執和意識型態決裂，彷彿都不存在了。此刻，只有滅火器樂團的歌聲，淡淡聯繫起十月金鐘道，和三月青島東。

台灣啊，台灣。

我們都一樣吧。在大歷史的陣風裡，無論戴耀廷或選哥，學運領袖或執勤受傷的年輕員警，都只是時光胡亂塗寫的紙屑，薄透而憂傷。「人世間所有相遇，都是久別重逢」，但《一代宗師》的台詞不是這麼說的嗎？在深夜重慶大廈樓梯轉角，我們又撞見了那個中東男孩。他似乎剛從Pub回來，一身鮮豔，帶著歉意的傻笑，而那門鎖，依然沒有修好。

修不修都無所謂了。久別重逢的一刻，一個微笑，也就夠了。

今日，明日，在半島。我們的腳步未曾停下。不管是奔向下一個可能的衝突點，或者尋尋覓覓，為了旺角的某間隱藏版蛋塔。凝視過這些半島浮民們，你就不再知道自己是否是過客。

又或者，只是入夜前湧向維港的另一片波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