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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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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島浮民誌◆文/楊智傑

  • 更新日期:109-10-15

房間的鎖仍是壞的。 「十分鐘後,師傅就來。」櫃檯後的中東少年說。 兩個小時過了,師傅並未來敲門,少年也已不知去向。兩坪大的房間內,小蟑螂爬上爬下,水龍頭沒有熱水,冷氣機比割草機還吵。貝貝狠狠瞪了我一眼,放棄地打開行李箱,把相機鏡頭、充電器,再拿出來檢查一遍。

為了報導全球關注,香港市民為爭取真普選而進行的「佔領中環」行動,我替自己和搭檔的攝影記者─貝貝緊急上網訂了機票和房間。然而十一長假,整個南九龍只剩這棟「重慶大廈」的旅館可供選擇。貝貝說要先去沖個澡,一開門卻驚叫了一聲─

「屍體!」

我衝了出去,一看之下,才發現那根本不是屍體,而是剛跟我聊過天,渾身酒氣,趴睡在走廊的澳洲背包客。

貝貝給了我一記肘擊,隨即消失在走廊盡頭。

我卻有些興奮了─古龍水味、咖哩味、印度線香味瀰漫走廊。我試著搜尋王家衛在《重慶森林》記下的老香港,卻不見梁朝偉轉身的背影。嘈雜的大廈一樓,印度人兜售著Sim 卡、沐浴精和人民幣找換,戴頭巾的阿拉伯人,穿過手拿HTC的日本年輕人。這擁有一千四百個房間的迷宮大廈,曾被《時代》雜誌形容為香港「全球化最佳例子」。

不知那個舊時代的眼睛,是否預見了香港今日的變化?

貝貝仍在賭氣,一人去了銅鑼灣。電視裡氣象主播說「明日全港有雨」。我百無聊賴,在床上隨意翻看《香港政治史》,隨即沉沉睡去了。修理房門鎖的師傅沒有來,恍惚中只聽到貝貝爬回上鋪,和後巷冷氣水徹夜滴答聲。

窗外是極好的陽光。

前往中環現場前,我決定先做些香港底層社會的背景紀錄。貝貝換上了背心、運動褲,擦好防曬乳,就和我乘地鐵來到九龍半島的老街區「深水」。下了小巴,一個嘈雜、生猛的早晨迎面而來,送貨工人裸著上身,肉攤操著廣東話叫賣,一串串盜版光碟在風中翻飛、閃爍著銀光。

就在一間傳統茶餐廳的門口,我們找到了和我們約好的社區工作者李大成,和他身旁佝僂的老香港人─受訪者「選哥」。

「選哥的胃不好,身體也壞了。你別看這樣,其實他才五十多歲。」李大成這樣介紹他。這讓我非常驚訝,因為從外觀上,選哥絕對已超過七十歲了。他的頭髮花白,畏光,駝著背,即使走進家裡附近的餐廳,仍感覺渾身不自在。

我和貝貝點了杯波羅蜜水,開始靜聽這名老香港人,講述他含混、憂傷的個人史,那是迅速而模糊的生命片段:「年輕時當吧台服務生,當過碼頭搬運工,後來因為腳傷被資遣,現在在茶餐廳打零工,偶爾去教堂....。」

「後來,選哥娶了廣東籍妻子阿蘭,卻因付不起租金,只能依靠政府綜合援助每個月五千元港幣,租賃每間不到兩坪的﹃劏房﹄。」李大成補充,「這麼小的房子,迫使他和阿蘭分居兩地,阿蘭如果要來香港看他,只能暫時投宿朋友家。」

而當貝貝扶著選哥,賣力走回他的劏房,我們卻有更驚人的發現,一個年輕人窩居在宛如卡通「小叮噹」住的壁櫃大小空間裡,要上去還得爬鐵梯。「但他是甘願的,因為每個月只要八百元。」李大成說。

「沒辦法,過不久租金又要再漲了。」下了樓,李大成指了指北邊一處新建的大賣場,那宛如睥睨一切的高牆,把舊社區的房價、物價越拉越高。從選哥哀愁的眼中,我意識到,把他和阿蘭分隔開來的從來不是政治,而是經濟;不是省籍,而是階級。

「選哥,得閒再見!」我用拙劣的廣東話對他說。

「再來看我們吖。」話不多的選哥,勉強握住我的手。我不知有生之年是否能再相見。走出茶餐廳,暖風把門簾吹的翻飛。陽光依然眩目,而當我回頭朝選哥揮手,那瘦弱的背影已被人潮輕易掩去。

有生之年。 ※

中環佔領現場比電視上的熱鬧許多。由於學生聯合會成功串連罷課,商業要道的金鐘道上已擠滿了大學生、高中生,以及路過的外國旅客,一名未見過抗議場景的中國廣東大嬸,正興致勃勃地四處拍照。

一些雨傘零落地散在騎樓。午後暴雨前的悶熱,彷彿正醞釀著什麼。

穿過圍坐在地上的人群,我們幸運地在一處發放麵包礦泉水的帳棚中,找到了一名學聯的幹部。她是二十歲,一個大二女生的年紀,有著健康的稚氣與成熟的自信美,穿著大學系服、愛迪達運動鞋,讓人聯想起國中運動會,跑完大隊接力女孩喘紅的臉。

「請等一下,我接個電話。」她禮貌、幹練地說。她一邊回覆我的採訪、一邊聯繫、確認著各據點夥伴的狀況。她的朋友、愛人或許在不遠處,調度物資補給動線,在臉書上轉播現場情況吧?而此刻她必定是孤獨的。南中國海的熱風,挾帶一整個時代的騷動,輕搖她二十歲的身體。

她披上了薄外套,日影西斜。

人的記憶並不可靠。更多的時候,記憶像是蒙太奇剪接,或黑光劇流轉的閃光。另一個女孩的身影開始和她交融:三十歲的舒寧─她同樣是短髮、俐落而討喜的那種,把香港人的明快機敏,和台灣人的鄰家味,充分揉合的女孩。

記得去夏,佔中才剛開始醞釀。六四二十五週年紀念會那晚,舒寧剛從中環的會計公司下班,穿著黑色紗質洋裝、踩著高跟鞋,就到維多利亞公園和我碰面。久未見面了,她遠遠見了我就大力揮手,「嗨!」維園的空氣,把她淡淡香水和附近老伯的汗味混雜。此時,我才發現自己真正來到香港。

嗅覺,原是一個城市最熱情的擁抱形式。

我們在會場內揀了個位置坐下。湧入數十萬人的維園,瀰漫著演唱會開場前的興奮。「我每年都會來,但辦公室很多同事都不參加了。」舒寧說,「我也想過喔,只剩紀念,是否代表不能再做更多了?」似乎,晚會前的旗鼓爭鳴,並未讓她感到興奮。

「可妳還是來啦。」我不置可否,拍拍她肩膀。

全場燈暗,晚會開始了。

天安門母親、支聯會致詞、投影幕上的巨大王丹輪流出現,都未引起她太大的共鳴。然而,當眾人手中白蠟燭開始傳遞,一根根燃起,梅艷芳〈血染的風采〉伴唱帶在台上響徹時,舒寧也開始輕輕哼著、開始搖晃─「如果是這樣/你不要悲哀/共和國的旗幟上/有我們血染的風采。」

這原是一首紀念越戰中國傷亡兵士的哀歌,卻被用做六四晚會的主題曲。明快的大調配上悲壯的歌詞,背景卻是大國崛起般的合唱,對一個台灣人來說,這一切是這麼奇異,多麼不協調啊......

然而看見舒寧泛紅的眼角,我突然明白,香港人心中的六四,或許就是這樣一種永遠矛盾的存在吧。一種認同,一種無奈,一種未及參與,也無能彌補的遺憾。一九八九年,台灣人仍在自己的民主路上掙扎著起身。天安門有些太遠了,無論就地理意義,或心理意義上而言。

「每次晚會流程都類似,Beyond〈海闊天空〉播放時,就是晚會要結束了。」舒寧告訴我,「但每次都還是很感動噢。」舞台燈熄,明年再見。廣場上的市民彷彿經過了某種淨化儀式,臉上燒著一絲疲憊的滿足。

新與舊的香港,矛盾的香港。沒有記憶的潮水,衝擊著過度記憶的半島。一九四一,張愛玲。一九九三,黃家駒。時代清點著黑暗中溫柔的人臉,一轉身,卻只抹下塵埃和更小的塵埃。

擠到出口幾乎要深夜十一點了。舒寧拉著我穿過暗巷小道,眼前突然一亮,是一間傳統的港飲餐廳。鄰桌穿制服的高中生並未談論六四,而是大聲爭論著電影《變形金剛 》好看還是《環太平洋》。

我覺得有些惆悵,也感到些許寬慰。

「舒寧,妳也在上海工作過,妳喜歡香港還是中國?」我問她。

「還是喜歡台灣呢,喜歡那裡的生活。」她挾起一個鮮蝦腸粉,「我從小就看台灣作家啊,男友也是台灣人。週末下了班我就飛去台灣,很多夜市搞不好我比你還熟。」她說,「我幾乎覺得自己是個台灣人了。」

我恍然想起去年,舒寧在香港中文大學池畔唸詩的樣子─她用廣東話讀中國詩人海子,讀香港詩人也斯,讀台灣詩人楊牧。在蟬聲和初夏陽光下,樹影縫合、裂開了又再縫合,如此溫柔的辯證,或者,才是歷史的本身?

一陣大雨將我拉回十月金鐘道。雨水驅散了悶熱,行人躲入騎樓。不久,特首辦前起了騷動─「有目擊到武器運入政府大樓,但應該是員警食糧補給,虛驚一場。」有人來和那名學聯女孩通報現況。

那名學聯幹部女孩仍不放心,匆忙告別了我們。現在是十一長假,我猜想,舒寧或許正和男友在台灣某個夜市攤前,邊聊著文學,邊分享彼此工作近況吧?一個世代的渴望才要開始,一個世代的還未結束。

不知為什麼,光是如此想像,就感到一種無比單純的幸福。

「今天應該不會有行動了。」電話那頭,另一名香港的媒體同業跟我們透露。我們終於有個難得悠閒的下午了。貝貝提議我們到旺角去逛逛,畢竟,這個香港地下社會的大本營,也算是「佔中」行動的熱點之一,貝貝說希望能補一些報導的空景照片。

旺角午後的鬧區,許多金魚包充好了純氧,一排排掛著,午後強光閃爍下,如一滴滴飽滿淚珠,懸在時光中間,貝貝拍著這些金魚,我則在一旁隨意塗寫:「這些金魚,將從這晶瑩的水袋裡,被移置到某個寧靜的、寬敞一些的水族箱,自此度過牠們的一生。」

這是否也是某種形式的自由?

但隨即,一聲怒喝打破了這寧靜─那是一名響應佔中,全身刺龍刺鳳的年輕人,堅持靜坐在車道上,進而嚴重阻礙了行車。後面的計程車狂按喇叭,當地居民則咆哮著,要他「滾開!」、「死!」、「仆街啦!」一位魚蛋店老伯甚至拿出店裡的大餿水桶,指揮眾人抬起年輕人,要把他直接拽進去。

我離年輕人不到兩公尺,然而身處在這風暴的核心,那些陌生、粗戾的語言與肢體動作,絲毫未使我感到震撼。甚至,也沒有驅使我去做任何該做的採訪動作。

我感到一種異樣的抽離,像那些包裡的金魚,日復一日,用牠的魚眼視角,靜觀著旺角熙攘的街景。對了,是語言吧?是語言隔絕了更深的理解可能。貝貝把蛋塔扔給我,操起相機,靈活地左右閃躲,捕捉了整起事件的全貌。

我羨慕身為攝影記者的貝貝。影像不需要語言,至少,它的語言可以是不做判斷的。在一陣粵語的怒罵中,那少年沮喪地站起,離開。我無法捕捉這個事件的意義,手拿著筆記本,一字未寫。

我感到一種無由介入的沮喪與心安。

又下了一場大雨。我和貝貝逃回旅館,換了衣服。明天是上班日,從電視轉播的冷清現場看來,今晚驅離的可能性極高。幾天前那種嘉年華式的氣氛已經消失了。學生的表情改變,市民們用警察圍堵他們的路障架起街壘,備妥物資、輪流守夜,彷彿已經有所覺悟。我們充滿相機電池,準備好好補眠一頓。然後輕裝出門,夜守中環,以便事發時捕捉第一現場。

山雨欲來。

在金鐘道上,我們巧遇了街頭運動者陳允中。今年已四十五歲的教授陳允中,卻穿著黑T-Shirt、牛仔褲,一張大學生樣的娃娃臉,在人群間清晰可辨,此時,他正為即將開講的「流動民主教室」忙得滿頭大汗。貝貝自告奮勇去幫大家買晚餐,我則在一旁的人行道和陳允中隨地坐下,聊佔中、聊香港、也聊台灣。「其實,我早就準備好要被抓啦,連遺書都寫好了。」他半開玩笑地聳肩,大口喝著礦泉水。

這個在馬來西亞出生,在台灣念過書,現在則在香港浸信大學教書的大孩子,參與過天星碼頭反拆遷、菜園村重建等運動,是一個身經百戰的社運組織者。「我們其實早不怕政府了,要驅離就來吧。我們怕的是一些香港激進的本土派人士,一直分裂整個運動,消耗市民信任。」陳允中說。

我想起今早地鐵上,一個年輕媽媽聽到我們是台灣來的,激動地對我們說「左膠」(意識型態偏左者)騎劫佔中,「根本是中共同路人」云云。我也想起了寡言的選哥,和他那個狹小、陰暗的房間,他擁有的一切,就是床頭那張廣東籍妻子「阿蘭」的照片。

那名年輕媽媽若不是經由媒體對內地居民的描述,而是在社區烹飪班直接認識阿蘭,她們還會如此仇視彼此嗎?或者,當她們理解了在錯誤的結構之下,被犧牲者的無辜與無力感時,她們是否能重新選擇對待彼此的方式?

而我也深刻感受到,香港的問題不只是「大家一起喊,我要真普選」這麼簡單。除了政治、經濟、文化的意識型態衝突,還有本土認同與普遍的階級正義,孰先孰後的深層矛盾互相交織。

而佔中只是一切的導火線。

「現在我該去講課了,一起過來聽吧?」陳允中說。

而他所謂的課堂,就是在不遠處的巷口。我走到騎樓邊蹲下,一邊吃著貝貝買來的炒麵,一邊看他在水銀燈下,對街頭圍成一圈,穿汗衫的老伯、剛下課的高中生和家庭主婦們上課。

相較於激進本土主義者的亢進姿態,陳允中講話少了煽動力,而多了一種寬厚的普世性。在二○一四的香港,陳允中就像是卡繆筆下的「異鄉人」,他的馬來西亞身分、台灣的求學背景,和「本土左派」的價值信仰,讓他在這個世俗化、速食化的國度,無時無刻都像是一個精神旅人,不斷追求理想國的田園光景。

然而理想國並不存在。為此,他必須將自己拋擲進一種不斷衝撞、摩擦的現實思索裡,來排解那永恆的鄉愁。無論是在台灣,在香港,或在馬來西亞,似乎,還是只有街頭最讓他感到自在。

天暗了下來。現場拍照的貝貝突然跑向我,指了指我們背後的天橋。「那邊不大對勁耶!」我們很快衝上天橋,發現一排鴨舌帽男子,正從緩緩拉開的鐵捲門內,拿著幾袋不透明大箱子,神情漠然,一路推開路上的學生,在大樓警衛的指引下,迅速閃進政府總部。

一絲不祥閃過腦海─我想起日前看過的六四紀錄片。

如果最壞的情況發生,那些,就是用來清場的武器。我們尾隨著這些不明人士,一邊掩護貝貝的相機,一邊用手機錄影,希望捕捉這難得的獨家畫面。

腎上腺素陡增、手心出汗、今早的沮喪一掃而空。我們拍了幾張精采照片,回到帳棚下去找陳允中。然而,我們卻只得到他這樣的回答,「那是讓大家緊張的假動作啦,這幾天來已經用過好幾次了。」

陳允中的回答,讓我們的慌亂頓時有些可笑。當然,沒有事件,也就沒有獨家畫面了。「不過,大家虛驚一場也好,不要真的有人受傷就好。」貝貝安慰我,「別沮喪,獨家再跑就有了。」

午夜之後,陳允中變得沉靜、少言。他娃娃臉的稚氣線條,也突然剛毅了起來,像時代的守夜人,用貓頭鷹的銳利雙眼,凝視著現場。今晚,這街頭的一角是屬於他的,無庸置疑。

夜晚平靜地過去,沒有任何事情發生。

趕在最後一天,我們終於聯絡上前《文匯報》的副總編程翔先生,他是我們這次報導的重要受訪者。我們約在維多利亞港旁的一家私人俱樂部。由於時間緊迫,我們捨棄尖沙嘴到中環的地鐵,改搭天星小輪。

傍晚的維多利亞港灣,倒映著國酒茅台、Samsung、SONY, 那揉合了資本全球化的霓虹,對襯外海靜默的黑,「這裡的水很不開心呢。」貝貝收起了相機,趴在渡輪的欄杆上。我猜,她是想起了大稻埕吧──

無盡的腳踏車道,深夜籃球場、綠草皮、空心球「唰」的聲音。十七歲,是一切才要開始的年齡,但此刻香港,看來卻這麼疲憊。有些東西她已經太多,有些卻永遠不夠。

西裝筆挺的服務生端上一壺茶,再優雅退開。

程翔始終低著頭,眼睛鷹隼般掃射四周。我們知道,他是《文匯報》在六四事件時的採訪記者,因抗議報社立場轉變而去職,後被共產黨指為替台灣政府從事情報工作,最終入了新加坡籍。這樣的小心翼翼,或許是他的習慣吧。

然而,在貝貝的哄勸下,他逐漸敞開心防。從鄧小平的香港政策,香港的民情,談佔中的命運,中南海的邏輯,和背後的地緣政治思考。我們輪流提問,彷彿翻閱一部微縮的歷史,爭睹著字裡行間發光的暗號......。

我望見一片大嶼山的星空。他在那裡愛著他的香港,他的中國。

同樣是時代的證人。時間回到二○一四年六月,一切都還未發生。盛暑的上環,樹蔭篩落陽光,除了蟬聲一片寧靜。我走進佔中發起人─港大教授戴耀廷的辦公室。當時他剛從中環發完傳單,滿頭大汗地趕回強冷的座位上,把他改革者的靈魂,硬塞回中產階級微胖的外殼裡。

「我相信溫和的城市中產,將在這一次徹底改變香港。」戴耀廷當時邊擦著汗、邊堅定地告訴我,「非暴力意志所展現的決心,是激進民主派無法召喚的」,談到黑人民運領袖金恩時,他的眼睛閃著激切的光芒。

但不久後,時代就掩熄了這樣的火光。那是佔中開始數天之後,香港媒體拍到一張照片,是他在深夜的街頭蹲坐、痛哭,迷惘如孩子,而樞機主教在前面抱著他的畫面。

現場的學生開始說他「不敢衝」、是「不夠靈活的大笨象」、「我們已不聽他指揮了!」。或許,號召行動,然後在行動中隕落,對有虔誠宗教信仰的戴耀廷來說,也是另一種形式的「殉道」了吧?

一代人跟著一代人。歷史如此深情,卻又如此無情。

最後一晚,我們的採訪工作已經結束。原本預計要去蘭桂坊喝個小酒,小瘋一下再回台灣的。然而我和換上高跟鞋、綁帶背心的貝貝,都很有默契的,提議再回金鐘道看看。

物資在帳棚下疊得更高了,現場的學生圍成一圈彈吉他、說話或讀書,氣氛歡樂而平靜。政府總部的外牆,投影著來自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的加油訊息。

今晚是週六,應該沒有驅離的可能。作為記者,這也許是一種遺憾,但作為一個旅人,我們仍享受最後一夜的溫暖與寧靜。我和貝貝靠著馬路中央的紐澤西護欄,連上了手機YouTube,放起了〈島嶼天光〉。

去年三月,貝貝同樣是和我進出立法院,行政院做第一線採訪的社會線搭檔。然而,當時我們的憤怒與口角,對事件的爭執和意識型態決裂,彷彿都不存在了。此刻,只有滅火器樂團的歌聲,淡淡聯繫起十月金鐘道,和三月青島東。

台灣啊,台灣。

我們都一樣吧。在大歷史的陣風裡,無論戴耀廷或選哥,學運領袖或執勤受傷的年輕員警,都只是時光胡亂塗寫的紙屑,薄透而憂傷。「人世間所有相遇,都是久別重逢」,但《一代宗師》的台詞不是這麼說的嗎?在深夜重慶大廈樓梯轉角,我們又撞見了那個中東男孩。他似乎剛從Pub回來,一身鮮豔,帶著歉意的傻笑,而那門鎖,依然沒有修好。

修不修都無所謂了。久別重逢的一刻,一個微笑,也就夠了。

今日,明日,在半島。我們的腳步未曾停下。不管是奔向下一個可能的衝突點,或者尋尋覓覓,為了旺角的某間隱藏版蛋塔。凝視過這些半島浮民們,你就不再知道自己是否是過客。

又或者,只是入夜前湧向維港的另一片波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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