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年代，台灣電影界曾經由新生代電影工作者發起電影改革運動，也稱之為「台灣新浪潮電影」，主要呈現寫實風格，並以貼近現實社會為題材。因此，許多導演都樂於將鄉土文學作家黃春明的作品改編成電影，例如「兒子的大玩偶」、「蘋果的滋味」、「莎喲娜啦‧再見」、「看海的日子」、「我愛瑪莉」等新電影，都在當時紅極一時，成為四、五年級生難忘的回憶。黃春明也成為台灣新電影的要角；「莎喲娜啦．再見」更是戰後第一部被翻譯為日文的台灣文學作品。

黃春明與百果樹紅磚屋

生於一九三五年，現已身為台灣國寶級文學大師的黃春明，青壯時期雖為稻糧謀，從事過小學教員、電器行學徒、通信兵、電台編輯與主持人、電視台策劃、廣告企劃、公司經理等多種行業，但從一九五六年發表第一篇小說「清道夫的孩子」開始，就與文學創作結下不解之緣，而多樣性的工作經驗也讓他對社會小人物有更敏銳的觀察，創作的面向更寬廣更具生命力，以致超過八十年的歲月幾乎泰半都致力於藝文工作。

一九九○年代後，黃春明將生命的重心擺在兒童文學、兒童戲劇、以及社區總體營造的文化工作。除了編撰語言教材、創作出版「黃春明童話」、創立「黃大魚兒童劇團」、「頂呱呱黃春明兒童劇場」，並於家鄉宜蘭設立吉祥巷工作室，著手進行「宜蘭縣通俗博物誌圖鑑」田野採訪記錄，推動戲劇及鄉土文藝活動，進行鄉土文化的研究與著作。

也正因為這樣的轉型，黃春明三年多前在家鄉宜蘭做了一件放在心中多時的想望，就是打造成一處藝文界朋友可以相互交流的藝文沙龍，藉由宜蘭縣政府委託經營歷史建築空間的機會，黃春明將座落在宜蘭火車站前的舊有米穀檢查所重新整修為「百果樹」紅磚屋，之所以取名「百果樹」，主要來自於他創作的一齣兒童劇「我不想當國王了」其中的一個角色，劇中角色身上長滿各種疏果，而紅磚屋內也有一棵偌大的百果樹，正如黃春明旺盛的創作力，生生不息。 黃春明說：「我個人很想在宜蘭這個小地方，開一間咖啡廳，讓宜蘭這裡的藝文界朋友，能夠經常利用這裡，與跨界的朋友談談他們的構想和創作，其實更希望這裡的中學、大學藝文社團的年輕朋友，也能來此聆聽前輩的交談，或是參與發表，增多他們見聞的經驗。十九世紀巴黎的一些沙龍咖啡廳，不就因為經常聚集了許多藝術、思想界的人，在那裡高談闊論，在那裡互相撞擊激盪之後，美術、音樂、文學、舞蹈、戲劇、雕塑，到後來的攝影和電影的各方人才、各種風格輩出。台北的明星咖啡曾有這樣的雛形，但已成過去了。我總覺得在藝術界的跨行交往，在創作的途徑上是有加分的功能，很想在這可能是很不適宜的時候，在宜蘭有這麼一家，也是台灣唯一的一家」。這應該是源自於黃春明這位藝文愛好者單純想要為蘭陽的青年學子再多做點什麼，為藝文界再多付出點什麼的一股赤子之心吧。

與一般古蹟活化不同，「百果樹」紅磚屋不只有咖啡、文人、藝術和音樂的流動，這裏也是兒童的天堂。白天是咖啡屋，晚上是文學沙龍，週末假日則是親子共享的故事劇場。說故事、播電影，辦演講，三年來吸引四萬多人次造訪、參加活動。

不過，由於「百果樹」紅磚屋並未經過正式招標程序，引發爭議，部分人士甚至質疑縣政府獨厚黃春明的「黃大魚」團隊。雖然此事件一方面暴露長期以來國內藝文團體進駐閒置空間的法令困境；但另一方面也讓黃春明萌生退意，並於去（二○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暫時舉辦熄燈活動。所幸今（二○一六）年年初，上百位藝文界人士跨年夜在宜蘭火車站前，共同連署聲援黃春明，甚至有中學生寫卡片，拿著黃春明的書到紅磚屋前表達力挺之意，加上宜蘭縣政府文化局的支持，甚至允諾將紅磚屋轉型為「黃春明文學館」，終於在今年五月二十八日重新開幕。

黃春明在台灣文學史上的地位

回顧台灣戰後文學的發展，戰後第一代台省籍作家，如葉石濤、鍾肇政、鍾理和、廖清秀、陳千武等作家，主要繼承日據時代台灣新文學所發展起來的文學傳統，也就是現實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文學創作精神，對五○年代農村社會的凋敝、殘破，農民悲苦的現實生活有深刻的反映，以及描寫在日本殖民統治下被欺壓的殖民生活。其後，戰後受教育不分省籍的新世代作家出現，如白先勇、歐陽子、王文興、陳映真、七等生等等，當然包括黃春明，他們改變了過去的文學傳統，為台灣文學開啟了一條嶄新的道路。黃春明是在日據時代末期渡過童年，並於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受中文教育的戰後第二代，受過「現代化」或「現代主義」的文化洗禮，因此能吸收一些現代小說的藝術手法反映在作品中，由於在藝術手法上的翻新，以及對戰後現實生活的掌握，在一九七○年代凝視社會現實的呼聲下，作品廣受大眾的喜愛。黃春明的創作史，也映現了戰後台灣社會的發展軌跡。

宜蘭羅東長大的黃春明認為：「沒有文化的根，是沒有創作的」，因此他寫的文學創作無不緊扣台灣社會的改變和人心的變動。文學對黃春明來說，是救贖也是治療，文學必須回到現實，才能治療人的心靈，為生命找到救贖的道路，使心理的傷害與沉淪得到安慰。但黃春明不認為自己是鄉土作家，因為作家就是作家。一九七○年代鄉土文學運動興起，因為台灣國際地位轉變，作家開始回歸鄉土，許多人因想博得名聲或追隨潮流或參加比賽而寫所謂的「鄉土文學」，如在文章中用阿花、阿土這種粗俗的名字等等。黃春明認為若這種追求流行、為得獎而寫的作品叫鄉土文學，那他並不是鄉土文學作家，他說：「作品自然與鄉土結合，是為生命而寫，不必貼標籤」。

黃春明也認為文學不僅是寫作，更要注重行動和實踐。黃春明曾經到原住民部落，對於他們快要消失的部落文化伸出援手，他認為，當台灣被國際拋棄時，原住民同時被台灣社會拋棄，我們怎可看到被壓迫者而如此冷漠?與其不切實際拯救遙遠對岸的受難同胞，不如關懷近在眼前的苦難同胞。他強調，作家需要有自立自主、批判政府的力量，台灣歷經三次政黨輪替，不少人都曾想拉攏黃春明，但被一一拒絕，他要保持隨時可批判政府的位置，可說是為這個時代的知識份子立下典範。

來自對黃春明創作熱忱和民胞物與的肯定，黃春明可說是獲獎無數，包括吳三連文藝獎、第二屆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文藝獎、第十三屆東元獎（人文類—社會服務）、第七屆噶瑪蘭獎，以及第二十九屆行政院文化獎。在一九九八年獲第二屆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文藝獎時，評審得獎理由是：「黃春明的小說從鄉土經驗出發，深入生活現場，關懷卑微人物，對人性尊嚴及倫理親情都有深刻描寫。其作品反映台灣從農業社會發展到工業社會的變遷軌跡，語言活潑，人物生動，故事引人入勝，風格獨特，深具創意」，這是國家最高榮譽文學獎的肯定，黃春明當之無愧，也是眾望所歸。 文學評論家陳芳明教授曾說：「公平位在同樣的歷史起跑點，有如選手在起跑線前蓄勢待發，起跑之後，有些作家隨著時間流逝慢慢停筆，終被讀者淡忘；而有一些作家勤力創作，幾乎在每一期雜誌中都發表作品，甚至同時在不同的雜誌發表，其中，黃春明顯然是文學競賽中持續不輟的健將」。

期待百果樹紅磚屋碩果累累

黃春明是一個喜歡說故事，而且能說得非常精采的人。據黃春明自述，幼時母親去世，他常常感到寂寞，但阿公曾對他說：「其實你沒有那麼寂寞，地上只要死一個人，天上就會多出一顆耀眼的星」。所以他小時候常常和天上的某一顆星星對談。

經過前次的紛擾，百果樹紅磚屋得以重新出發，恢復經營，我們又可以在舒適輕鬆的氛圍中與三五好友喝杯咖啡，談文說藝，或在假日帶著小孩一起觀賞兒童劇團的演出，甚至有機會再看到黃爺爺為孩子們講故事，但黃春明也不免感慨：「藝文活動不是賣牛肉麵，很難用招標的方式辦理，官僚體系的人對藝文消費的認識那麼膚淺，是我們的悲哀」！

新的「百果樹」紅磚屋，由黃大魚文化藝術基金會負責餐飲籌劃，黃大魚兒童劇團擔任內部軟體規劃，並新增迷你劇、舞台劇，提供更多元的節目。此外，屋內角落有一棵可互動的數位百果樹，放送黃春明的聲音與故事，平時可看到老少朋友戴著耳機聽黃春明說故事。紅磚屋鄰近「丟丟噹森林」廣場與幸福轉運站的幾米畫作雕塑也為這座樸實無華的舊建築增色不少，無論是入內喝杯咖啡，發想藝文創作，或穿梭在幾米畫作之間，都會喚回你孩童時代的天真無邪，為百果樹再添上一顆創意之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