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儘管正經歷26年來最低經濟成長率，但相對於全球經濟表現，2016年6.7%的數字還是算好的。在這個仍顯得生氣蓬勃、充滿機會的國家裡，年輕人會「窮忙」嗎？

其實，中國大陸社會的城鄉差距很大，大城市的年輕上班族和來自農村、但到城市工作的年輕「農民工」，各自面對不同的挑戰。

不同的，可能是他們從事的職業類別、休閒娛樂種類、甚至是外表體面與否；但相同的，則是面對昂貴的租屋或買房成本，開始有了「薪資永遠追不上買房」的絕望感。貧窮，除了明確的薪資收入定義，更多時候是面對物質社會的匱乏感受。

在中國大陸　念大學不保證生活無虞

13歲，初中還沒畢業，周婕就開始到工廠打工了，廣東省珠三角一帶，這種用假身分證打工的情況很普遍。在工作8年後，她說，自己其實沒存到什麼錢。當初這麼早出來打工，是想要存錢讓哥哥唸書，但是出來幾年發現，一個人在外的開銷蠻大的，一年能存個人民幣三、四千塊就不錯了。

中國大陸今年3月出版了一本「大地上的親人」，作者黃灯，內容以她來自農村親人的訪談為主，探討中國大陸農村及農村人口的問題，部分文章2015年曾在中國大陸微信網站上熱傳。周婕是黃灯的姪女，書裡有許多年輕人打工的際遇，他們經常一天工作15或16小時，沒有時間出門玩，只是偶爾買點小東西讓自己開心，依然存不了太多錢。

周婕教育程度不高，只能在低薪的環境中轉換工作，那麼，讀到大學一定會比較好嗎？ 黃灯舉了另一個姪女小敏為例，她2005年考上廣州中山大學會計系，但畢業後只能進入一家很小的公司，為了省錢，和舅舅一家住一起。她發現公司只是把她當廉價勞力，於是跳槽，但每天忙忙忙，狀況沒什麼改變。

小敏決定搬離廣州，回到離家鄉近的湖北省武漢，薪水其實跟在廣州差不多，當時是2010年，只有兩三千元月薪，但物價比廣州低很多，可以存點錢，只是買房依然是個夢。後來，她結了婚，懷孕辭職，先生在家裡的資助下在郊區買了房。

黃灯說，小敏的妹妹也在同區買房，先生收入還不錯。妹妹教育程度比她低，但兩人的命運沒有太大差異，這是小敏父母始料未及的。 十幾年前，農村人對大學生還是有相當的尊敬和期待，但如今，就像黃灯在書中所說，如果沒有極好的社會關係、如果不在地域選擇上妥協、或透過婚姻在經濟發展的地方立足，僅僅是念了大學，憑藉個人能力，已不可能順利進入體制，獲得一分收入過得去、穩定而體面的工作。

當然，這也是眾多農村或普通城市人口想往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發展的理由。不少年輕人說，「大城市機會比較公平」，大家憑真本事而不是家庭關係找工作，但相對的，他們也必須付出更高的生活成本。

台低薪青年不敢結婚　陸青背債也要成家

根據中國大陸國家統計局提供的2016年全國城鎮就業人員平均薪資數據，北京以月收入人民幣9,240元排行第一，前5名依序是北、上、廣、深、杭。不過，中國大陸各地薪資水平差異大，多數省分的平均薪資未能超過全國平均，墊底的省分平均薪資不到北京的一半。

在台灣，薪資調查依據不同年齡層更細化。根據行政院主計處人力運用調查顯示，去年大專以上教育程度者，20到24歲平均月工作收入僅新台幣2萬5,893元，25到29歲也僅3萬3,509元，還不如全體平均的3萬9,238元。

當日本、台灣的「青貧族」因為低薪而不敢結婚、不願消費時，中國大陸的低薪青年，儘管存不了什麼錢，卻在傳宗接代的社會觀念下仍勉力結婚，甚至因此付上全家負債的代價，成為負面循環。

北京以服務農民工子女為主的非政府組織「行在人間」創辦人李大君告訴筆者，過去計劃生育下造成男多女少，導致男人結婚必須比拚財力來競爭。一個普通青年結婚，起碼得花上人民幣30到40萬在小縣城買房，再加上10萬聘禮，林林總總的費用至少要60到70萬元。

20來歲的年輕人，不可能靠自己的薪水結婚，得從家中積蓄支出，甚至另外借錢。結一場婚，可能就讓家中的債務「世襲」，臨近退休年齡的長輩也因此不敢退休。李大君說，這就是為什麼城市的大街上不乏老齡清潔人員，來自外地的60歲以上農民工越來越多。

兩岸青年都辛苦　陸青對未來較樂觀

台灣年輕人低薪的原因，部分和台灣的產業結構有關。

中華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王健全今年4月在一場研討會中說，主計總處認為台灣低薪問題出在製造業外移，其實只說對了一半，主要癥結在於貢獻GDP達6成的服務業，有9成的從業人員做著低薪的傳統服務業，僅1成從事高階的金融服務業，使得傳統服務業占GDP比重僅18%、金融服務物業占GDP僅6%，進而影響台灣低薪。

也就是說，台灣的服務業也需要升級，要能吸納高階人才並更加規模化，展現出國際競爭力。 當代低薪的年輕人，可能和許多人印象中的「貧窮人」不同，這些年輕人看起來外表尚稱體面，甚至也有一定的社交生活，但是高昂的房租、緩慢的（甚至沒有）加薪、派遣或約聘而非正職的工作，都讓年輕人對未來充滿不確定感、無望感，甚至因此不敢結婚成家。

房屋比價平台「屋比」9月初公布一項資料，顯示年輕人即使租屋而非買房，壓力都很大。以台北市為例，套房平均租金每坪高達新台幣1,648元，一戶10坪的套房月租就要1.64萬。

顯然，平均領2.6萬的20到24歲台灣年輕人不會真的就花自己6成薪水租屋，通常就是分租雅房。但是工作多年後若還是過這樣的生活，對許多離家工作的青年來說，確實很沮喪。

若要說兩岸年輕人面對「窮忙」和薪水追不上房價，態度最大的差別是什麼，應該是對未來的盼望。 台灣人或許受到近年經濟整體環境沒有顯著改善、實質薪資甚至倒退16年的影響，不少年輕人感到鬱悶，積極者則以赴海外工作作為突圍之道。大陸青年則多半認為，現在雖苦，但未來一定會發達。

今年8月，一份由全球市調公司易普索（Ipsos）對26個國家國民執行的民調顯示，被問及「整體而言，國家正在正確的方向上前進」，以中國大陸有87%受訪者持肯定態度最多，堪稱在國家發展上全球最樂觀。

改善青年低薪　產業結構與教育是關鍵

要改善台灣年輕人低薪的問題，中央社曾引述文化大學勞工關係系教授李健鴻提出3項建議，包含訂定「最低工資法」、「輔導年輕人從派遣轉正職」跟「加強在職青年職訓」。

台灣從明年元旦起基本工資月薪將調升至2.2萬元，時薪調升至140元。但勞團喊出的最低工資月薪是2.7萬元，理由是國際勞工組織ILO 131號公約明訂最低工資需「維持勞工基本家庭生活需求」，2.7萬元是依此而來。

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教授成之約則說，不應該只單靠調漲基本工資，就想要改善台灣低薪環境。他建議參考國外做法，在稅務上提供誘因讓企業幫勞工加薪，也可透過勞資談判幫勞工加薪、改善產業結構等方法。但關鍵還是產業結構要改善，否則無法落實勞資協商，改善低薪的效果很有限。

在中國大陸，要如何處理青年低薪的問題？除了產業升級，教育也亟需變革。 李大君說，中國大陸當前提出製造業升級的「中國製造2025」需要較高端的技術人才，也是藉此讓工作者更具競爭力、擺脫低薪的政策規劃。

「大量的職業學校都在往富士康輸送工人」，李大君說，中國大陸的中等職業學校教育技術含量很低，學了「電子商務」的學生畢業後去當個為電商平台送貨的快遞小哥，學了「會計」的學生畢業後當超市的收銀小妹。缺乏專業技能讓這些青年很難擺脫低薪宿命，而賺錢的永遠是掌握大資本、能夠「以錢滾錢」的老闆或房地產擁有者。

中國大陸政府有心扭轉這個情況，甚至近年已投入鉅資改善職業教育，但30多年來的教育沈痾不是說變就能變，想培育人才，缺乏師資就是最大問題。 改善青年窮忙現象，兩岸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