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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立法會選舉延後效應◆文/何明修(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 更新日期:109-10-15

今年9月6日原定是香港立法會選舉的投票日,但在7月底,港府以第三波疫情為由,將選舉延後一年,比較今年肺炎疫情與2003年SARS風暴,今年至今有93人不幸死亡,SARS最終死亡人數高達299人,是肺炎疫情的三倍。

美國堪稱防疫表現不佳的國家之一,確診案例佔全球近四分之一,今年11月總統大選依然如火如荼舉行中。香港政府以防疫理由延後選舉,難以說服於人,真正考量在於「反送中運動帶來的後政治衝擊」,民主派一舉取得過半的議會席次,倘若今年選舉照舊,民主派聲勢依然強勁。

為反送中激起香港民意

去年11月的區議會選舉,港府原本以為民意會反轉,市民厭惡抗爭行動激烈化,運動出現「理非」與「勇武」分裂,民眾可能轉向支持建制派。

中文大學與理科大學兩場圍城衝突,警察攻校園畫面傳遍全世界,激發民主派支持者的投票意願。區議會選舉2015年投票率47%,2019年飆升至71%,民主派候選人拿下388席,佔總席次85%,掌握17區議會的主導權,這場民意海嘯被認為是對林鄭月娥的「公投」,香港民眾透過選票,表達對於港府的抗議。

乘著2019年的勝選氣勢,民主派提出了「35+計畫」,企圖在70席的立法會選舉中,取得過半席次,進而在議會內選出議長,將香港民主運動實際領袖,提升到與行政長官相匹配的政治地位。

今年初以來,世界各地的香港人社群,發起「全球班師、回港投票」行動,推動選民登記,團購包機,讓北京政府憂心忡忡,香港建制派在開始大力推動宣傳,例如反對派掌握的議會將會「癱瘓政府」,等於是「奪權變天」;基本法制度設計是「行政主導」,不能產生「議會主導」格局;西方走的是「三權分立」,香港則是適合「三權合作」。

林鄭月娥提出「未來將容許大灣區的香港選民『境外投票』」,但在中國大陸地區所開出來的選票,難以信服於人,林鄭的憲政見解與投票方式修改,顯示出中共憂心香港人的真正民意。

不公平的制度設計

香港民主派縱使有紮實的民意支持,要取得過半的議席.仍有相當高的困難度。2016年選舉,非建制派實際只取得30席,造成每票不對等,最大的主因在於,不公平的選舉制度設計。

香港立法會席次一半是功能組別,一半是地區直選(除了5席超級區議員以外),功能組別設計,違背一人一票民主理念,很多席次有所謂的「公司票」,例如匯豐銀行是金融組別的選民,但是其銀行員卻不是。民主派以往只能在個人可以投票的功能組別,取得席次,例如教育、社會福利、法律等。

至於地區直選席次中,民主派也面臨越來越艱困的挑戰。在1997年以前,直選席次採取單一選區制,當時曾經是香港民主黨的全盛時期,知名民主派領袖如李柱銘、司徒華等,幾乎派去任何一個選區,都可以脫穎而出。

1997年之後,北京政府為了壓制日益茁壯的民主黨,將直選改為「號稱比例代表制」的多席次選制,其運作方式類似台灣2008年以前的立委選舉,候選人寧願爭取同陣營的選票,而不是向外拓展支持度,也就是同陣營內部的「配票」決定席次,高票落選現象時有所聞。

香港反對黨後來出現破碎化,分裂成為不同的政黨,多席次選舉制度是關鍵因素之一。反觀中聯辦掌握足夠比例的鐵票,可以更精確、更團結配票,有助於讓建制派的席次極大化。此外,中共擅長「蛇齊餅粽」,也就是提供食物、禮品、舉辦社區服務或聯歡活動等,透過這些小恩小惠,加強拉攏人心,對於年長者與較貧窮的選民,特別具有吸引力。

香港還有獨特的「種票」現象,也就是台灣所謂的「幽靈人口」,部分選民在拿到投票通知單,才知道自己家裏,竟然住了一些從未接觸過,也不認識的選民。每到投票日,香港投票站會出現一群搭巴士來投票的選民,他們往往不太會講廣東話,而是講普通話,難以分辦這些人,是否真正是香港人。

儘管建制派在2019年區議員選舉中,大幅掉落240席,但總投票數仍然提升至120萬票,這也顯示,中共長年苦心經營打造的「選舉長城」,仍然發揮效果。

今年之後

為了避免同陣營激烈廝殺,造成最終選票浪費,民主派在今年6月,首度進行初選,結果出乎意料之外,超過61萬選民參與線上及實體投票,這也大幅提升了民主派陣營「35+計畫」的士氣。此外,反送中運動帶來不分化、不割席的強大道德訴求,部分被認為「在位已久」的民主派議員,陸續知難而退,表達願意將機會讓給年輕人。

港府在這次的初選前,動作頻頻,指責民主派違背《基本法》、不符合防疫的限聚令,上述不但沒有讓支持者消極,反而更激發民主派支持者大團結,這也讓港府憂心,避免建制派再度敗北,提出延後選舉的重要原因之一。

無論香港立法院選舉延後1年或更久,立法會依然面臨職權高度受限等問題,縱使民主派拿下更高、或過半席次,實際是否能發揮作用?仍有待觀察,例如立法會議員提案,往往需要特首同意,立法權受限;關於重大議案的表決,需要採取「分組點票」,這意味著民主派無法享有真正的否決權。

社會學家Jeff Goodwin指出,革命之所以發生,往往是因為溫和派受到打壓,無法在正常管道參與政治,使得體制外的激進派獲得成長空間。香港政府延後、沒收今年選舉,將香港推向另一個不可知的末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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