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言

　　自從「三二二」馬英九當選之後，「馬上，就會好」就從競選口號變成全民的期待，大家都覺得要等到「五二○」實在太久了，希望立刻交接，給台灣一個新的機會，終於到政黨的輪替，一切都站到了變化的起點。然而，迄今馬總統執政一個月了，結果如何呢？有媒體調查指出馬英九宣誓就職總統後，有七成二民眾支持馬英九的治國理念，七成四期待未來施政優先「拚經濟」；另外，知道馬英九就職演說內容的人，八成二對演說內容表示好評。到了六月十日民進黨民調中心公布一份民調指出，台灣民眾馬英九總統的滿意度已經降到百分之五十點八，不滿意度則由百分之二十二點五攀升到百分之四十二點七。而其他的媒體得到相似的結果，民眾感到滿意比例為百分之五十，感到不滿的民眾為百分之二十九。而行政院長劉兆玄新官上任，施政滿意度也在低檔徘徊。調查發現，百分之四十的受訪者肯定他的表現，不過也有百分之二十九的民眾覺得不理想。
　　媒體認為這代表國人對馬政府上路初期的表現，可說是失望。客觀而論，「馬上，就會好」的支票是跳票了；在一片不滿聲中，對馬在現階段的兩岸政策仍然給予明確的支持，民調發現在馬政府的政策表現上，兩岸關係的政績獲得百分之五十九民眾掌聲，拚經濟也受到百分之三十七國人認同，但處理物價卻讓百分之五十四百姓不滿。何以馬的人望會迅速流失？個人以為，馬英九最嚴肅的問題就是除了「兩岸關係」的處理之外，在其他問題都沒有真正抓住機遇，從而使得執政的機遇變成自己的挑戰。所謂「抓住機遇」意謂著執政者，一方面必須有明確的施政方向，一方面善於處理任何干擾施政方向的各種事件，掌握出檯政策或決定的時機；換言之，機遇本身只是一種改變和隨著改變而呈現的新的可能，此種可能，並不意味著靜態的結構或情境，可以等我們去實踐或成就的一種事功；而是動態的提供我們改變自我的入口，一旦執政者不善於把握這樣的可能，則機遇便就是一種挑戰，執政者如果不知道或是不善於處理機遇，則全民就必須面對挑戰；反之，政府如果適當處理挑戰也可能變成新的機遇。

　　二、機遇即挑戰

　　當前的兩岸關係無論從各方面來看都是處於順境，但此種順境在兩岸關係發展的過程中是常態嗎？此一順境能維持多久？特別是在這一波的蜜月期之後兩岸關係的走向為何？有那些可能的變數？總之，在當前的兩岸關係的機遇中包含了那些可能的挑戰？如何克服這些挑戰？應該是當前的急務。
　　首先，對當前兩岸關係的評估：任何人從台灣以往近四十年（一九四九至一九八九）的反共教育，再加近二十年的「反中」的社會化過程，來審視近一個月的兩岸關係，必然覺得當前的發展確實很快。以兩岸民間互助為例，以過去民進黨的「反中、去中、仇中」的宣傳，以致台灣社會流行戴別人「紅帽子」的作法，竟然在四川的震災中，台灣民間的參與熱情和愛心的持久，簡直是判若兩極；以兩岸兩會的協商為例，中斷了十年，而僅僅花了二天就可以簽訂二項協議，此種兩極化的表現，當然很可能只是反應出前十年（一九九九至二○○八）兩岸敵對關係的谷底反彈，只是「補課」，但無論如何並非常態。什麼才是常態呢？從民間社會來說，經過兩岸人民觀光的社會互動，相互投資的經貿互動以及師生交流的學術互動之後，雙方的認知更具經驗意涵，更加深入之後，才能真正了解到類似「汶川地震」之後，台灣社會的表現，究竟是成熟的民主社會的「人道關懷」，或是更加上「同胞之愛」。因此，當前的挑戰就是如何落實已有的協議，和有序通過兩岸的學歷認證，創造更正常的交流渠道，以使兩岸社會關係逐步雙向化和正常化。從兩岸兩會的關係來看，此次「送禮式」和「儀式性」的談判自然不是常態，談判的目的在尋找妥協方案，因此，不論是經濟利益或是政治定位的談判，都是激烈的攻防，以往我方的談判受到媒體太多的左右，過份重視過程的對等，以至使前方的談判者成為木偶，反而受制於人，而忘記談判的目的；目前的挑戰是兩岸兩會此次簽訂的協議，並不是來自攻防式協商的結果，往後的協商既不能以過去不求結果的談判，亦不能以此次快速的簽約，視為兩岸協商談判唯一的典範。往後的兩岸兩會談判將是多種多樣的，因此事前的「兵推」預演，是維護台灣的主體性和最大利益所不可或缺的課題，特別是未來的政治性議題的談判事前兵推更是重要。
　　其次，延續兩岸關係機遇的挑戰是什麼？從現況來看，兩岸關係正常化發展的挑戰大致來自三大方面：
　　從台灣的內環境而言，其挑戰有三：
　　第一、來自內部的行政官僚的保守及意識形態的橫梗。所謂「行政官僚的保守」是指原本對兩岸的不平等限制就是國民黨時代的官僚體制所制定的，在國民黨下台之後，有些官員在無官無責的壓力下曾多次走訪大陸，與大陸官民之間均有過接觸，開始對大陸有了全新的經驗和理解，特別對大陸在世界的角色有所理解，如今再由他們去領導那些對大陸，只有反共式和反中國式理解的中高層幹部，必會產生觀念落差和執行落差；另外，是由在意識形態上有落差而認定，只能對抗才能突顯台灣主體性的官僚，由他們去實際執行和實踐兩岸關係正常化的政策，所產生的價值反差和觀念矛盾。
　　第二、來自情治單位人員的徬徨。長期以來，台灣的情治人員的思想訓練，只有對付敵人，對付中共的滲透和顛覆，而欠缺對所謂「朋友的監督」，因此在台灣只有共諜，幾乎沒有日諜、美諜等，如今兩岸開始了更密切、更熱絡、甚至是更「友好」的往來，則台灣安全的工作應該如何從新認識和佈署？那些破壞兩岸關係正常化，有害台灣利益的共產主義、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分子，我們是否應該一體看待，如何一體看待？相信都是新政府樹立台灣主體性的挑戰。
　　第三、來自軍人的失落感。以往由於李登輝、陳水扁在國家認同上「自我迷失」，以致中華民國的軍人陷入不知「為何而戰」的困境，於是只能以單一的不對稱假想敵——共軍，來強化自己的存在和必要性；如今兩岸關係逐步正常化，所謂的兩岸軍事衝突和鬥爭的可能性也越來越低，未來還可能正式終止兩岸敵對狀況，建立軍事互信機制，於是這些依賴共軍「犯台」的國軍在思想上失落、角色上失位、功能上失效，只好自我安慰地想「終止敵對」、「建立軍事互信機制」都還早得很，只要自己退伍前不發生。這種思想上保守與兩岸關係正常化的發展是有距離的；因此，新政府必須有一套軍人角色、功能的新教材，才能重塑中華民國軍人的意義，也重塑中華民國國防的意義。
　　從兩岸關係的外環境而言，相關的國家對「兩岸關係正常化」的看法和現階段可以接受的底限，是決定兩岸關係的重要依變項。基於「別人的分裂和衝突常常是自己國家的利益」的國家政治原則，在當前的情況下，「兩岸關係正常化」是有制約因素的，而不同的國家也有不同的期待，例如馬英九的兩岸「三不說」（不統、不獨、不武），或許可以照顧目前美國在兩岸關係中的利益；但是對台灣仍有領土野心的日本右派政客，則除了「三不說」之外，還希望兩岸「不和」，才是對日本有利。換言之，對台灣而言，處理兩岸關係的機遇有可能是周邊國際形勢的挑戰；反之，國際形勢的機遇有可能是兩岸關係的挑戰；其中包含著辯證轉化的過程，是需要新政府的團體以智避害、以巧取勝，尤其是台灣不再扮演相關國家「反華」的馬前卒，中華民國也不再是反共急先鋒的情況下，相關國家是否真正認識和尊重，馬英九政府為台灣人民所選擇的這一條新的「台灣自己的路」，更是馬英九的一個嚴肅挑戰。
　　從兩岸關係的本身發展來看，其挑戰也很多，基本上也有三大問題：
　　第一、如何從處理兩岸危機邁向共同管理兩岸危機：自從兩岸開放交流至今，在台灣方面一直呈現著「政策跟著民間跑」的現象，其根本的原因就在於開放政策是一直不對等的開放，北京當局對台灣民間開放的政策，比台北當局對台灣民間開放的政策更早、更多、更快，如今兩岸相互的開放政策逐漸拉平，因此，兩岸當局都應該從處理兩岸危機轉為預防和管理兩岸危機，因此有必要討論建立若干兩岸機構來共同管理。
　　第二、如何從互斥的「一中原則」邁向並存互惠的「一中原則」：兩岸之間沒有「一中原則」就沒有兩岸關係，但在互斥的「一中原則」下，只有半組的「兩岸關係」，即在台海兩岸存在著「九二共識」下的兩岸關係。在國際間只有「一中原則」，因為以往兩岸當局所熟悉的，是由西方社會輸出的國際關係下的互斥式「一中原則」，如今的國際社會已從傳統的國際法原則漸漸轉為全球化的新法則所取代，國家的統治也漸漸轉向城市治理，尤其是台海兩岸出現新的互動契機，在此情況下也為兩岸的「一中原則」帶來國際並存的可能性，此一挑戰是十分艱巨的，但也是充滿開創性的。
　　第三、從線性發展的兩岸關係思考，轉向突破非線性發展的兩岸關係思考：在長期社會化的制式訓練下，一般都習慣於線性發展的思考模式，它是因果律的思考，是按經驗法則的思考，是靜態的思考模式，其結果放在兩岸關係中，就是一種積累式的兩岸關係的期待，在此情況下，我們就會提出「先易後難」，「先經濟後政治」等定型化的線性發展的路徑圖，以為按部就班的努力，是穩定發展兩岸關係的不二法門。
　　然而人們慢慢發現到任何事物的發展，都必然是多因的、偶然的和動態的，換言之，兩岸關係的發展可能是曲折的、不規律的、多因的或者是無因的，因為兩岸關係是一種「動態的複雜關係」，有時一個簡單而非有意的作為，或是一兩位低階公務員的錯誤疏忽，就抵消或破壞了群體改善問題的所有努力，致使兩岸關係呈現非線型的發展。
　　兩岸關係除了大結構的建立之外，所有「動態性複雜因素」的破壞，常常是在於漸變的過程，使人極不易察覺，一旦被察覺了，不是為時已晚，就是不知如何有效處理。故而應該兩手並用，一方面是難易並行、交互面對，經濟議題與政治議題是兩類性質不同的談判，或許談判的風格與技巧，容有相通之處，其他很難相容，所以應同時並舉、相互支援，也可以是兩岸協商的選項；同時，兩岸之間需要「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防微杜漸，才能突破非線型的魔咒，開創和平、穩定、發展的兩岸關係。

　　三、結論

　　兩岸關係的發展經過二十年的交流，呈現出非線性的發展方式，如今又開啟了機會之窗，兩岸同胞如何面對此一形勢，兩岸精英如何迎接此一挑戰，兩岸領導人如何把握此一機遇，關係著民族的復興，關係著民族的發展，更關係著民族的尊嚴，這是兩岸只能贏不能輸的挑戰。〈本文刊於97年6月「交流」雜誌第9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