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孔廉副董事長一九八八年承辦「行政院大陸工作會報」事務，建立相關制度及法規；一九九一年參與籌設陸委會與海基會，擔任陸委會副主委。二○○八年國民黨重新執政，他又受命出任海基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短短不到五年的時間，海基會與海協會完成了八次會談，簽署了十八項協議。

這二十五年來，他是兩岸關係發展的參與者，也是見證者，面對過去和現在的兩岸互動，有著許多精闢入裡的見解。時值辜汪會談二十週年，高孔廉副董事長接受媒體專訪，分享他對辜汪會談以後兩岸經貿關係的看法：

問：請副董事長評價辜汪會談迄今二十年來的兩岸經貿關係的變化，以及未來的方向。

一九九五年至二○○八年，在這十三年間，兩岸關係曲折起伏，政治層面的互動雖然因中斷協商而停滯，但經貿層面的交流則持續進展，檢視這過程並非完全順利，例如一九九六年我方推出「戒急用忍」的政策，就減緩了兩岸的經貿成長速度。

一九七八年年底以後，大陸實施改革開放，一九八九年因天安門事件受到國際制裁，使得九○年代初期大陸經濟的成長呈現停頓，直到九○年代末期經濟才開始快速成長。當時我們沒能搭上大陸經濟起飛的便車，二○○一年受世界景氣衰退影響，台灣經濟呈現負成長。當時民進黨政府召開經濟發展諮詢委員會（簡稱經發會），面對已進入快速起飛的階段的大陸經濟，做出了「積極開放、有效管理」的結論。但其後並沒有真正落實其決議，後來為再因應經濟情勢，民進黨政府在二○○六年再次召開全國經濟會議，政策調整為「積極管理、有效開放」，僅重組文字，把原來開放的措施，又回到緊縮的道路。由此可見當時的兩岸關係與政府政策是非常不平穩的，也有人戲稱兩岸經貿政策五年為一循環，形成「緊─鬆─緊」的多變政策。總結九○年代末期至二○○八年，由於未能搭上大陸經濟的便車，反之韓國則充分利用這個機會，其在大陸市場佔有率及投資均超過台灣，可以用「失落的十年」來形容台灣處境。

二○○八年馬總統就職後，思維模式改為「以協商取代對抗、以合作創造雙贏」，我們建議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恢復協商，也獲陸方同意。我認為處理兩岸的問題，必須發揮智慧，一些爭議性的困難問題，只能擱置爭議，或開玩笑的說法就是「將簡單的事情複雜化、清楚的事情模糊化」，也就是所謂的「策略模糊」，「九二共識」出現就是這種狀況，有助於各自解讀、勉強接受。

五年來兩會舉行八次會談，簽署十八項協議，內容不僅限於經濟層面，也涵蓋民生、法治等議題，甚至包括共同打擊犯罪、醫藥衛生等。在經濟議題中，大家最關注的是三通直航，兩岸直航班次從零增加到每週六一六班，對於兩岸人民、經貿的往來大有助益。海運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節省的運輸費用對增強產業競爭力有很大幫助。在觀光方面，協議簽署前，來台的大陸旅客一年不到九萬人，現在一年來台觀光的大陸旅客人數已有一九六萬人，若加計經貿參訪人數，則高達二二三萬人，陸客驚人的購買力也帶動台灣觀光旅遊產業的發展。

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ＥＣＦＡ）。二○一一年一月至二○一二年底，早期收穫清單節省關稅之金額已超過六‧四八億美元，帶動相關產品的出口。某些反對人士以去年的貿易額較前年下降為由，批評早收清單成效不彰，這種說法並未區別出口產品是否列入早收清單項目。若就早收清單來看，出口其實是成長的。非早收清單項目出口的下降，是因為整體世界景氣不佳所致，而我們的產業競爭力並沒跟上競爭對手。

除了早收清單顯現的效果以外，更重要的是後續的服務貿易和貨品貿易協議，如能順利簽署，即可達成雙方的自由貿易協議，然後，我們可以進一步和其他國家協商，以免台灣變成區域經濟整合的孤島。從這個角度觀察，假如二○一○年實施的十加一（東協加大陸），以及後續在談的十加三（東協加中日韓）、十加六（包括紐西蘭、澳洲、印度），甚至ＲＣＥＰ都談成了，但台灣不在其中，就會陷入很大的困境。其他國家在玩加法，但我們的處境卻變成「亞洲減台灣」，這會非常危險。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我們的主要競爭對手─韓國，積極推動簽署自由貿易區，他們現在出口的產品中超過三六％是免稅的。我們與大陸簽署ＥＣＦＡ之前，只有中美洲少數的自由貿易區享有出口免稅，佔整體出口比例僅○‧二％，加上早收清單項目後，才提高到六％，但與韓國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應該要積極推動自由貿易區。

除了ＲＣＥＰ之外，ＴＰＰ是另一個指標，目前面臨到的困境是，此類自由貿易區加入後必有產業受益，當然也有產業因而損失，在推動自由貿易區的過程中，受害者的意見就成為障礙。政府必須加強與業者溝通，必須強調無法永遠提供保護，但會協助及輔導業者升級或轉業，以換取支持，否則若無法加入區域經濟整合，整個台灣經濟都會受害。

問：副董事長方才提到ＴＰＰ與ＲＣＥＰ，台灣爭取進入這兩個組織時，大陸的影響力大不大？

或多或少總有一點，但是兩岸關係的改善，對於我們拓展國際空間，事實上是有很大的幫助。兩岸關係若僵持對立，對方必定全力封鎖；兩岸關係改善以後，對方事實上已採取一種比較放寬的態度，以前很難想像我們能夠與日本簽訂投資協議、台日漁業協議以及政府採購協定（ＧＰＡ）等。我們當然希望大陸方面能夠務實看待兩岸關係，體認兩岸唯有經濟上雙贏，才會對兩岸關係穩定有所幫助。

具體地來說，若以一九九四年為基礎，兩岸貿易總額從一九‧九億元成長到一二一六億元，成長了六十一倍；投資從九‧六億元成長到一二七億元，成長了一三‧三二倍；從一九九○年到現在，累計貿易順差高達二八五三億美元，也成長了二十三倍。台商赴陸投資，對於帶動台灣的出口有很大幫助，這些都是兩岸互惠雙贏的結果。

台灣出口前十名的項目，基本上都不是消費品，而是原料與半成品，包括電子電機類、機械、塑膠、紡織、有機化學等，台商投資不僅增加投資地的稅收、就業與創匯，對其經濟有所貢獻，近幾年也陸續有台商回台投資，帶動台灣的出口成長。

經貿的往來應該是雙向的，而且不能只就單一項目來看。若僅就貿易一項來看，對大陸的順差似乎很多，但若從整體國際收支的角度來看卻又未必，因為我們赴陸觀光的人數及台商投資金額比對方多出許多，整體來看差不多是平衡的。因此有些媒體報導中使用「讓利」這個用詞，我認為不完全正確；大陸方面是強調形式的對等，但我們比較注重實質的對等。雙方經濟規模差距這麼大，條件也不一樣（大陸加入ＷＴＯ是以開發中國家身分，我們是已開發國家身分），ＥＣＦＡ早收清單表面上看起來陸方開放的項目較多，但如把所有免稅項目加起來看的話，其實我方給予的免稅項目是比較多的，所以實質上並沒有讓利的問題。國際經貿不可能是單向的，單向就不平衡，會造成問題與磨擦，因此我認為觀念認知上要朝向實質對等、總帳計算，這樣算起來其實是平衡的。

問：簽署十八項協議之後，兩岸談判將愈趨艱難，最近服務貿易即將簽署，對台灣的意義是什麼？另貨品貿易談判，最近是否已有具體進展？

我特別想強調一點，服務貿易協議涉及的是市場開放，而非關稅問題，這對我們有非常大的意義。因為現階段我方的服務業仍具有競爭優勢，過去未開放時，常以掛人頭的方式進入大陸市場，經營風險甚大，糾紛也非常多。服務貿易協議簽署後，雖非全部項目都開放，但已有很大進展，而且之後還可以繼續再談。

此外，大陸幅員廣闊，中央的政策到了地方並未完全落實，也就是所謂「大門開了但小門沒開」。曾經有業者向我們反映，同樣是ＥＣＦＡ免稅的產品，上海可以免稅但成都不能，我一開始也感到納悶，後來才知道原因。又好比個體戶的經營，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狀況，這些問題我們也將繼續與陸方交涉。

貨品貿易協議的談判難度較高，因為涉及到免稅的問題，有一些弱勢產業必然會遭受衝擊，因此談判團隊除了和對方協商以外，也要瞭解我方業者的看法。八千多項產品中，目前還有五千多項待談，要花的時間會比較多，我方談判團隊正在積極加快腳步，避免中日韓ＦＴＡ或ＲＣＥＰ先談成，使我方陷入困境。談判很難訂出時間表，但我們會積極努力。

兩岸的貿易、投資與產業合作，過去比較傾向垂直分工，但逐漸會變成水平分工，甚至競爭的態勢。我在許多場合都一再提到，ＥＣＦＡ當中的兩岸產業合作，應該是兩岸產業「分工」合作，也就是說某些已經具有優勢的產業，對方就不要再投資，若雙方重複投資、產能過剩，結果必然是惡性競爭、兩敗俱傷。大陸銀監會前主席劉明康最近來台，也發表了類似的講法。若從管理的角度來看，有個名詞叫藍海策略（Blue Ocean Strategy），也就是要開創一個新的、不重複競爭的市場領域，才能達到雙贏的境界。像是４Ｇ、ＬＥＤ等高科技的新產品，兩岸有足夠的市場、技術、創新能力，雙方應合作創造產品規格。另外像是面板，現在已形成產能過剩、過度競爭的情況，就應該避免繼續惡性競爭。某一些領域雙方重疊性高，但市場規模又不夠大，就應該開放雙方相互入股投資，形成策略聯盟（Strategic Alliance）或策略夥伴（Strategic Partner），才能避免重複投資，真正走向產業分工合作。

問：從短期來看，副董事長認為兩岸政治談判的氣氛是否已成熟？

兩岸的經濟議題還有很多還沒談完，尚待一個一個加以解決。我想引述王毅在二○一○年訪問紐約時的講話，他說雖然是先易後難、先經後政，但是「易中有難、經中有政」，我認為確實如此。

好比說蕭前副總統今年四月在博鰲論壇向習近平總書記提出開放大陸旅客來台中轉的議題，簡言之，目前大陸可以允許其人民到韓國、日本中轉，但是不開放到台灣中轉。這本質上是經濟議題，大陸一年出國八千七百萬人次，除了沿海有直航航點外，二、三線城市的旅客都必須轉機，我方業者估計大約二五％到三○％的旅客需要中轉，商機是很大的。大陸為何不開放來台中轉，其實是政治的顧慮，現階段大陸人民來台，依規定需使用大通證與入台證，不持護照，我方認為轉機區既非入境，也不需查驗其護照，但陸方仍託詞內部分工或其他理由遲未接受。據我所知，國台辦已出了很大的力去協調，但因其行政體系太龐大，有些問題仍很難處理。要先能解決這些低階政治性的問題，逐步建立互信，時機成熟後才能夠處理較高階的政治議題。

我的觀念是，兩岸的經濟有很大的合作空間，應該可以創造互惠雙贏，經濟議題一步一步解決後，高階政治議題自然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