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自從去年「五二○」以來，兩岸關係飛速發展，單以兩岸兩會的董事長級別的見面會商，就有三次，而且每次都有十分具體的成果和成效，呈現出幾乎是無障礙的溝通，全順利的談判。雖然知情者都知道，從兩岸關係的發展來看，當前的快速變化，只是對過去十餘年兩岸關係，遲滯不前的「補課」而已。特別是面對全球化時代的來臨，區域經濟整合的壓力，和以往蹉跎消耗的歲月，如今站在台灣生存發展的立場，加快清理以往的障礙，以便及時融入世界經濟體系之中，也確有其急迫感。尤其，以此次「江陳會談」所簽訂的三項協議，都具有外溢的效果。因此，從兩岸關係的長遠來看，更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值得高度重視。

二、第三次江陳會協議的主要特色

　　第三次江陳會是今（二○○九）年的四月二十六日到二十九日在大陸的南京舉行，此次簽訂的協議，包括了定期航班、金融合作以及司法協助三項，從其外溢的效果來看，這將是兩岸關係另一個階段新的、重要的里程碑。

　　第一項「定期航班」：對兩岸人民而言，就是真正意義「直航」的實現。雖然還存有航班次不足，和延遠權的問題仍待改善，但是大體而言，兩岸人民的往來不論在時間、經費和便利性而言，已經大大提升。未來，兩岸人民的交流益加呈現對等化的互動，這就必然產生強大的市場需求。巿場的存在就是利益的存在，導引兩岸有關的單位不得不去思考新的協議。

　　「海峽兩岸空運補充協議」基本上已經排除了兩岸人民往來人為的非必要障礙，這就意味著兩岸人民直接往來，一日生活圈的便利性基本形成。因此，兩岸人民對自己的政府以及對對岸的當局，在簽證便利化方面的要求也會隨之而至，特別是兩岸關係的特殊性，彼此往來固然可以有所規範，但總不能比出國更麻煩。所以，直航所帶動的社會交流，已經不是「統、獨」問題，而是治理的問題。換言之，直航會開啟一個人民選擇政府的新時代，兩岸之間，除了「經濟引擎」的推動之外，「社會引擎」的馬達也將開始運轉。這與以往的兩岸之間，只有經濟單一引擎的推動方式當然有所不同，而且不僅僅是量的差異，甚至交流的內容與方法都將有所變化。這是第一個特色。

　　第二項「金融」：金融在經濟活動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自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兩岸正式開展經貿往來迄今，依官方的統計，臺灣在大陸的直接投資已累計約四百八十億美元，雙方的年貿易額已近一千三百億美元，互為第七大貿易夥伴和第一大貿易夥伴。然而，以往雙方一直沒有開展規模化的直接金融合作，彼此之間，有關貨幣兌換、清算、資金支付和貿易結算等業務，往往通過第三方輾轉進行。此一現象，長期存在於兩個主要的貿易夥伴間，這不僅使相關投資和貿易活動承擔高昂的成本、巨大的風險，而且還使有關業務的開展效率大大降低，這是世界經貿間非常罕見的現象。

　　兩岸金融的不合作，已經嚴重地制約兩岸經貿關係，成為兩岸經貿正常化發展的主要大瓶頸，這也是眾所周知的事實。過去的台灣執政者一直認定兩岸的金融往來，將衝擊「國內金融市場特別是股市及房地產市場，金融衝擊也將容易受到大陸經濟及金融的影響，整體金融風險必然升高」。另外，也有人認定大陸的金融業入台之後，會控制台灣的股市，擾亂台灣的金融等等。

　　這些片面之辭的問題，不僅在於當他們只以主觀的想像去否定金融往來的全面功能；更重要是在他們眼裡，台灣彷彿是一個無政府的放任之島，外資來台可以為所欲為；同時在他們眼裡，完全沒有台商的利益和需求。所以在民進黨掌權之際，就可以長期不顧台商的經營處境，絕不開放金融業的往來。

　　如今兩岸兩會終於簽訂了「海峽兩岸金融合作協議」，一方面是為解決台商融資困難提供條件，為提高台商競爭力架設了新的基礎，另一方面對臺灣金融業來說，就像是取得進入中國大陸市場的「門票」。當然此次所簽訂架構協定，還只是搭一座橋而已，未來包括銀行、證券、保險等領域，涉及相當專業的問題，都需要後續具體協商落實。

　　至於大陸的金融業來台，則由於台灣原本就是開放外資在台經營、競爭，所以陸資自然也受此規範與管理。台灣的金融業是否會因為兩岸金融規模的不成比例，而屈居劣勢呢？臺灣大學財金系教授黃達業表示，雖然臺灣銀行業規模不能跟大陸銀行相比，但臺灣金融業在管理、營運等方面具有明顯優勢，進軍大陸的前景仍有可為。臺灣中央大學經濟系教授朱雲鵬認為，雖然由於民進黨當局的拖延，臺灣金融機構已錯失了數年進入大陸市場的機遇，但現在起步也還不是太晚。即使臺灣銀行現在已無法跟大陸第一線銀行競爭，但仍有實力跟第二線的金融機構競爭，並開創出自己的市場與客戶群。

　　總之，在兩岸金融合作協議簽訂之後，兩岸經濟關係正式開啟了人、貨、財三通的新局面，也就是兩岸經濟關係市場化時代的開始。對台灣的企業而言，這意味著不論你是否進軍大陸，華人之間的競爭都已經擺在眼前，機會也擺在眼前，所以之後的兩岸交流已經不再是個人的意識形態和意願的問題，而是每個人生活的一部份，甚至是無法避免的一部份；這是第二個特色。

　　第三項「司法互助」：大家都知道兩岸在法律方面的相互協助，最早是透過兩岸的紅十字會，在一九九○年九月曾經有過「金門協議」，當時主要是針對雙方「違反有關規定進入對方地區的居民」，及「刑事嫌疑犯或刑事犯」。從這些謹慎的用語，可以體會出這是以兩岸民間協助為主的法律協助。以後兩岸的「主權」爭議，越來越突顯，特別在李豋輝和民進黨掌權的時代，兩岸類似這種涉及公權力的議題，不但不可能簽訂協議，甚至連啟動談判大陸方面也有顧慮。所以近廿年來，兩岸相關的法律協助，就完全依賴「金門協議」。

　　然而近二十年以來的兩岸交流 ，複雜性早已遠遠超過一九九○年的規模和水準，由於沒有進一步的規範，是以大陸就容易成為台灣的犯罪，特別是民事罪犯者逃避法律制裁的天堂，不過礙於政治一直無法解決，對兩岸的公權力都是傷害。因此，第三次江陳會就可以簽訂打擊犯罪與司法互助協議，應該說是十分難能可貴。從兩岸的角度來看，一方面代表了對台北公權力的司法管轄權的認可，另一方面也為未來的兩岸關係，建立預防犯罪的機制。

　　從司法管轄權的認可來看，應該說這是北京當局對台灣政府的司法管轄權，從不否認到承認的里程碑。以往在「金門協議」中，其實北京當局已經很清楚地理解到，無論如何，不可能否認台北當局對台澎金馬地區，行使管理的事實。因此，雖然是由雙方的紅十字會簽字，但是背後不可能沒有政府的背書，所以是一種默認的表現。而此次是公開由政府授權團體協商，再以文件形式確認，所以說是公開承認。去年年底胡錦濤在「胡六點」中指出，「兩岸可以就在國家尚未統一的特殊情況下的政治關係，展開務實探討」，個人以為此次兩會簽訂了「共同打擊犯罪與司法互助」的協議，就是「胡六點」有關兩岸「政治關係務實探討」的具體表現。

　　從預防犯罪機制角度來看，由於兩岸三通的實現，大陸觀光客的開放，以及未來陸資來台、陸生來台等等開放措施，兩岸居民赴對岸旅遊、探親、經商、就學、就業、就醫甚至長期居住會越來越普遍，兩岸之間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也會更加密集，自然其中犯罪的機會也增加。特別是，兩岸跨境違法犯罪的機率，可能大大增加，偵防和偵查的手段和方法也將更加複雜。而此次的協議內容，包括了打擊犯罪和司法互助兩大部份，前者包括：交換涉及犯罪有關情資，協助緝捕、遣返刑事犯與刑事嫌疑犯，並於必要時合作協查、偵辦。後者包括：送達文書、調查取證、罪贓移交、罪犯移管（接返）、人道探視、執行請求等等，基本上兩岸之間可能使用與可以使用的各種預防的方法都已經窮盡，儘可能地維護兩岸人民生命、生活的安全，財產的合法保障。

　　總之，「共同打擊犯罪與司法互助」協議的簽訂，除了公權力的伸張，保障兩岸人民的安全，更代表了兩岸政治關係探索的起步；這是第三個特色。

三、兩岸關係的隱憂

　　由於「九二共識」的重新認可，以及兩岸當局思維的轉變，當前的兩岸關係邁入一個良性的循環，雖然，兩岸的協商已經逐步順暢，但是這不意味者兩岸關係從此一帆風順，至少存有以下的隱憂。

　　首先，兩岸和解的基礎尚不穩固：此處所謂的不穩固，主要有二層的意義，第一是和平時期理論的探討不足，以目前兩岸領導人的論述來看，大陸方面相對比較清楚，按大陸的說法是和平發展是和平統一的初級階段。換言之，和平發展是必經途徑，和平統一是和平發展的最終目的。而台灣方面則只強調「不統、不獨、不武」，這是目前馬政府的大陸政策，但顯然不是馬的大陸政策目標。因為如果是目標，則兩岸除了「九二共識」也就不必再有其他的作為。但是，馬政府的大陸政策是有積極作為的，所以顯然不是維持現狀，而是在三個「不」的基礎上去改善關係，改善關係自然是為了創造和平。於是大家就會關心和平之後的目標，從台灣的立場來看，如果沒有和平之後的目標論述，就是沒有主體性的和平，這樣的和平就會受制於人，這對已經當家作主的台灣人民而言，就會產生潛在的憂慮。

　　第二是和平的策略規畫不足，以目前的兩岸關係的論述而言，兩岸的和平策略應該是「先易後難，先急後緩，先經後政」，然而仔細推敲，這些方案只是粗略的願望，不能稱之為策略。因為難易之間、政經之間並沒有必然的相關性，特別是經濟議題與政治議題間，還存在著不可通約性，如果台灣方面在經濟議題相對獲得滿足之後，拒而避談政治，或是兩岸因政治議題而破局，或是再經政黨輪替，新朝不認舊帳，都可能帶給兩岸和平的重大威脅。

　　所謂的和平的策略規畫，就是指兩岸都有自己的和平路徑圖，除了實現和平的願望規畫之外，最重要的還是必須羅列和平可能的障礙，與規避或排除障礙的方法，最終才有保證和平的實現的可能。從歷史來看，有了這些保證和平也未能必然實現。但缺少這些規畫，和平就幾乎無法實現。然而，目前的兩岸仍然是以經濟優先的策略未變，故而相關的對話自沒有認真嚴肅思考的空間。長此以往，兩岸的和平就有隱憂。

　　第三，是台灣對兩岸和平的貢獻不對等：兩岸的和平是兩岸共同的願望，然而創造和平的兩造必須都能有所貢獻，和平才能有所保證。而兩造的貢獻越是對等，和平才越有保障，因為不對等的貢獻會使得破壞和平的成本增加。

　　以當前江陳會的成果來看，目前的兩岸和平中，台灣的貢獻是十分有限的，所幸目前的成就，也可以視之是為兩岸和平創造物質基礎；而所謂對和平的貢獻，並不完全是指有形實力的貢獻，更在於無形的和平設計以及貢獻的質量。

　　所謂和平設計，是指和平的一方所設計出的和平方案，能否也保障到對方的利益，從而使之成為兩造和平的主要方案。如果是，則居小的一方對和平的貢獻，也必然不小於大的一方，因此大的一方就不會輕易破壞和平的局面，否則必將冒險失去現存的利益。

　　所謂和平貢獻的質量，是指和平雙方，以何者為基礎，一般而言，雙方的和平基礎可能是相互保證毀滅或無法毀滅的和平，相互利益共享或共同體的和平，相互價值與理想共享的和平。以上述的三者而言，雙方如能擁有價值與理想共享的和平，當然是高質量的和平，因為這樣的和平是雙方完全沒有非和平想像，武力解決從不存在於雙方的方案之中。其次是利益共享的和平，這就會迫使雙方以理性計算非和平解決的成本，則正常情況下，雙方會避免非和平手段的誘惑，但是也有可能錯估形勢出現意外，或是經過精算非和平的利益大於和平，則有可能採取非和平的手段。第三種情況，必然導致雙方進行軍備競賽，從而出現關係的緊張，最終極可能導致戰爭的爆發。

　　兩岸之間的和平，基本上也不脫上述的和平內容。過去相當時期的無戰爭態狀的和平，是屬於毀滅與嚇阻下的和平。如今馬政府經營的和平，是屬於相互利益共享或共同體的和平，但這樣的和平是一種不平等的依賴式和平。在此種和平狀態中，台灣對兩岸和平的貢獻是不對等的，也就是對台灣缺乏保障的和平，因此台灣有必要使雙方的和平，轉移到相互價值與理想共享的和平。此一任務就自然而然落實在與大陸的民主交流、治理交流的課題上，唯有如此，台灣才能在兩岸和解的過程體現出無法取代的貢獻。然而，這絕不意味著台灣可以教大陸如何民主，而是在中共也承認民主、人權的普世價值之後，台灣願意開放自身的民主經驗，證成中國特色民主的可能性與有效性，分享歷程交流經驗，共促兩岸的和諧。

　　如果我們結合前一段的憂慮，我們可以說當前台灣在兩岸關係中和平的目的，是為了追求兩岸關係的民主化。而今的問題，是台灣當局是否覺察此一論述的戰略意涵，進而在交流中去逐步加以實踐。

四、結論

　　第三次「江陳會談」成功地簽訂了兩岸的三項協議，從長期來看，將深刻影響兩岸社會、經濟與政治的互動，對兩岸關係的發展至關重要。所以，在第三次江陳會之後，立足台灣更需要一個對兩岸關係發展的自我論述，而從當前兩岸各自的內在邏輯來看，「民主」對話有可能成為兩岸共同話題。在台灣經歷第二次政黨輪替之後，基本上積累了若干民主的經驗，同時也由於民主的經驗，提供了台灣社會的無窮創意。這些發展和變遷，應該說為台灣提供重新認識和理解大陸、理解共產主義的自信，假如台灣的領導人在這一方面能看得更遠，則在處理兩岸關係上就能發揮更大的能量。然而，台灣目前仍處在民主轉型階段，政府統治雖有合法性，但治理的合理性的尚待考驗。兩岸關係是台灣永遠的議題，任何領導人治理的最大考驗，就在於處理好此一議題。但是處理好不能只是「先易後難」、「先急後緩」、「先經後政」，必須在接觸的心態上，逐步調整為「亦易亦難」、「亦急亦緩」、「亦經亦政」。基於長期的考量，只有在兩岸和平的貢獻上對等與互惠的原則，才能使兩岸關係得以長期和平、穩定，所以台灣在兩岸關係中，台灣仍有努力的空間。（作者係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