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将碳定价机制分为「直接碳定价机制」与「间接碳定价机制」两大类。一般常被谈论的「直接碳定价机制」，包括欧盟、韩国、中国大陆等的碳排放交易体系(emission trading system, ETS)、台湾的碳费、北欧国家或日本的碳税等；这些机制的交易或课征方式，都是以每单位温室气体排放量要支付多少钱来计价。

另一类则被称为「间接碳定价机制」。例如我国政府对汽车使用者征收的汽车燃料使用费，是依据每辆车排气量为每年缴费的依据，被课征对象为汽油等会排放二氧化碳的化石燃料，不是以每单位温室气体排放量计费制度，等于间接使碳排放负担成本。

「直接碳定价机制」未必是现阶段减碳政策主力

依据世界银行2024年的报告指出，全球这两大类机制中，以燃料税费为主的「间接碳定价机制」，其所加诸于碳排放的成本，明显高于以ETS与碳税费为主的「直接碳定价机制」所加诸于碳排放的成本（如图1）。以台湾汽燃费为例，虽然每辆汽车使用情况不同，但将其换算成单位碳排放量支付的费率，会比欧盟ETS的交易价格还高，而且是实实在在的课征。相对而言，欧盟ETS等碳排放交易体系，纳管对象主要为电力业与能源密集产业，存在许多产业保护措施，例如可扣抵排放的免费配额等，使实际的碳成本负担缩减很多；或者有些碳税（例如世界银行列举全球碳价格最高的乌拉圭碳税，2024年碳税税率超过160美元/公吨CO2）只是将一般国家都有的汽柴油燃料税，部分转换为以单位碳排放量为计费单位，只涵盖该国5%温室气体排放，反而让世界银行标示该国开征高额碳税。

碳定价机制核心为纳管范围与个别配套措施

世界银行历年都将各国(或地区)的碳定价机制价格水准汇整作图(如图1)，但碳定价水准高低，不能用来评断各国某些特定产业的碳成本负担高低，原因如下：

一、        各国碳税或ETS的纳管对象并不相同

例如许多人认为碳税税率相当高的北欧国家(例如瑞典、芬兰、挪威等)，许多制造业却是由欧盟ETS纳管，而无上述碳税负担；又如欧盟ETS只涵盖欧盟总排放38%，没被纳管的排放源占比还比较高，例如最近被欧盟碳关税纳管的螺丝、螺帽等扣件业，就没有被欧盟ETS纳管，引发各国质疑欧盟碳关税不公平；因此不能因为欧盟有ETS，就误认欧盟所有制造业都有ETS所致的碳成本负担，个别行业可能差异不小。

二、        个别配套措施才是碳成本关键

外界常使用碳交易市场价格或碳税税率高低，评断产业的碳成本负担高低，或政策是否能带来减碳效益，但这样的比较其实没有实质意义；真正决定碳成本高低的决定关键，在于提供给个别行业的配套措施，尤其在许多大幅减碳成本偏高的行业例如钢铁业，更是如此。

欧盟ETS免除钢铁业碳成本负担提供碳补贴险

欧盟官方研究单位JRC报告指出，钢铁制程(尤其高碳排放的高炉炼钢制程)虽可透过钢铁产品回收及技术效率提升等措施，进一步促进减碳量，但这类措施的减碳空间相当有限。因此，钢铁业要达到净零目标，必须仰赖可真正大幅减碳的新技术，但这类钢铁业低碳制程技术，在经济效益上还不可行，例如欧盟政府主推的绿氢炼钢技术，单位减碳成本高达现有欧盟ETS交易价格的数倍，如果欧盟政府不强力补贴，原本营运已极为困难的钢铁业，根本不可能采用，所以钢铁业被归类为最大的「难以减碳」(hard-to-abate)制造业。

另一方面，钢铁业本质上是关键战略产业，多数国家因其重要性以政策大力支持，然全球钢铁市场持续产能过剩，造成钢铁业高度竞争难以获利。现在欧盟ETS虽纳管钢铁业，但欧盟当真在ETS中对钢铁业加诸碳成本，业者必然会转移至其他国家生产；因此，欧盟ETS提供钢铁业免费核配额度的配套，扣抵原本应该要付出碳成本的碳排放量。

更有甚者，欧盟ETS对外说明的规则，表象是免费配额不会超过厂商的实际排放，然由于欧盟执委会、各会员国与产业协会间的政治决定，另立免费配额估算规则，让许多钢铁业者获得高于实际排放量许多的免费配额，例如欧盟审计院的报告显示，2013年至2018年间，钢铁业免费配额较实际排放量平均高出近30%，如图2所示。

因此，欧盟ETS近年碳交易价格明显高于其他主要国家(例如中国大陆、韩国)的ETS价格，但在欧盟ETS提供钢铁业的免费配额明显高于申报排放量情况下，致钢铁业免费配额扣抵申报排放后还剩余许多，如果其他国家的ETS没有此类型的超额免费配额，其他国家的碳成本负担很可能高于欧盟；如此一来，此配套措施虽有效保护其钢铁业的竞争力，但未提供钢铁业任何诱因进行减碳投资，且剩余未扣抵的免费配额可以去ETS出售，碳交易价格越高赚越多，反而提供「碳补贴」。

欧盟启动碳关税机制　加诸不公平碳成本负担

2021年起，欧盟对ETS规则进行微调，同时对进口到欧盟的产品，启动类似碳关税的「碳边境调整机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CBAM）。欧盟对外所持理由，强调要为欧盟厂商与国际竞争者之间，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使欧盟2026年后逐步把ETS免费核配制度退场的同时，对应将进口到欧盟产品所支付碳关税 (CBAM凭证)额度逐步提高，进口产品与欧盟厂商产品的碳成本维持相同水准，避免欧盟工业将生产活动转移到排放管制较松散的海外地区，造成碳泄漏风险。

然而欧盟的主张，却存在诸多不公平的机制设计，例如：

一、        欧盟许多钢铁业获得超额ETS免费配额，扣抵后剩余免费配额可以出售，等同获得碳补贴。

二、        钢铁业每年扣抵后剩余的免费配额，都可留存累计，供未来使用。未来进口欧盟钢铁产品开始支付CBAM凭证时，欧盟许多钢铁厂却可利用留存的免费配额进行扣抵，许多年恐不会有碳成本负担。

三、        欧盟CBAM的碳排放申报方法学与ETS不同，若以同一家钢铁厂的碳排放进行估算，CBAM的估算排放数值很可能会明显高于ETS的结果。此碳排放估算方法学不同造成的差异，将使须以CBAM方法学申报的我国外销欧盟厂商，徒增不公平的CBAM成本负担。

四、        CBAM纳管钢铁业下游的扣件业，然而欧盟ETS并未纳管扣件业；扣件业多为中小企业，CBAM的碳盘查与申报作业成本相对较高，造成明显的不公平竞争环境。

因此，欧盟已借由ETS与CBAM的结合布局，对欧盟钢铁业进行碳补贴，拉高进口钢铁产品的碳成本，强化对钢铁业竞争力的保障。

掌握各国因应方式　争取我国产业合理公平待遇

对台湾而言，被纳管产业中，受到最大冲击的产业集中在钢铁业与扣件业。政府如何协助钢铁及扣件业厘清欧盟CBAM各项问题，并尝试解析主要国家合作或反制策略，以掌握各国可能的因应方式，据以参考提出有利我国钢铁与扣件业趋吉避凶之道，将是重要课题。主要国家对欧盟CBAM立场各有特色：

一、        美国挟其市场力，态度强硬，不撤销以国安为理由提出钢铁关税措施、强调非碳定价政策成本、回避建立美国自身碳定价机制。

二、        日本为欧盟极力拉拢对象，故欧盟较有意愿积极协商如何与日本碳盘查方式磨合，讨论如何折抵日本各类减碳机制成本。

三、        中国大陆坚持国际气候公约核心的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也质疑CBAM制度的公平性，但仍力求强化自身碳定价机制。

随著欧盟积极寻求与主要国家建立CBAM协议，建议我国可参考日欧等双边协商进展，争取提供我产业合理与公平待遇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