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共的经济运行一直面临「国进民退」的质疑，最近开始推动一系列政策，对外界释放支持民营经济的强烈讯号。2023年7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内容提到将强化市场及法治制度，并加大对民营经济政策支持力度。7月24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简称「发改委」）发布《关于进一步抓好抓实促进民间投资工作努力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的通知》，提出17项具体措施。发改委新成立「民营经济发展局」，局长魏东强调该机构是「民企的娘家人，是自己人」，希望建立与民营企业的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

中共连续推出上述诸多政策，反映「国进民退」已拖累中国大陆经济成长，迫使中共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根据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数据，中国大陆前100大上市公司中，民营企业市值占比从2021年6月的55.4%下滑至2023年6月的39%。中共国家统计局的官方数据也显示，2023年1～11月份国有控股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5%，民间控股的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则是-0.5%。就1～11月份的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来看，私营企业也同样落后于国有控股企业。然而，1～11月份国有控股企业的利润总额同比增长-6.2%，私营企业则是1.6，说明尽管私营企业在盈利表现优于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仍在中共经济体制中占有主导地位，其政治与经济环境中诸多风险及不利条件，已阻碍民间投资成长。

国有企业绩效不佳　拖累经济

回顾历史，国有企业一直在中国大陆经济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尽管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存在国有企业，但中国大陆的国有企业数量最庞大，估计超过15万家。过去25年来，中央和地方政府拥有的国有企业约占国内生产总值1/4。1990年代晚期的国企改革中，中共采取「捉大放小」策略，让占据关键策略产业的大型国有企业合并为巨型的国有控股企业，小型的国有企业则被要求私有化或关闭。目前，中国大陆国有企业持续占据关键产业，在国内基础设施的投资超过3/4，在煤炭和石油的投资则占一半。此外，国有企业在中国大陆的资本市场及海外直接投资领域也是重要参与者。

中国大陆国有企业在经济中虽据关键地位，它们对总体经济增长的贡献实际上有限。研究估算，国企改革对经济增长总体影响非常小。从1998年至2007年期间，国有企业退出和私有化对中国大陆工业部门整体增长的贡献仅约3%，而从2007年到2012年，对增长的贡献甚至为零。单从企业财务绩效来看，中国大陆国有企业表现一直输给私营企业。虽然国有企业占中国大陆工业资产近1/3，但它们只贡献不到1/5的工业总利润，且资产回报率也远低于私营企业。数据显示，2020年国有企业债务占GDP比例攀升至创纪录的142%以上。长期而言，国有企业的不良绩效，反而可能成为不利中国大陆经济稳定的因素。

肩负政治与战略任务　国有企业深受政府支持

中共已推出一系列支持民营经济政策，这些政策短期内恐难改变「国进民退」格局。中共领导层正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但仍以「维持党的统治」为首要目标，提振总体经济仍采取谨慎作为，可预期政府财政支持力度不会太大，中共至今仍未采用2008年的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而是推动规模较小的刺激政策。

内外政经压力下，中共领导层仍需靠国有企业维持经济稳定并执行其他国家战略目标，包括贡献财政收入；支持就业；调控关键原物料价格；对较贫困的内陆和西部省份进行资源重分配；将资金引导至关键产业、技术和国家计划；协助国家应对自然灾害、金融危机和政治抗议等目标。2023年11月7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中，再次强调「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领域等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可预期国有企业会持续受到政府更多的支持，国有企业作为既得利益者，也有诱因继续扩大或保持其权力与优势地位。

支持民营经济　政策有效性存疑

中共支持民营经济政策有效性受到诸多条件限制。首先，中共政府体制在实际执行政策时，监管机构间常出现权责不清及多头马车情形。新成立的「民营经济发展局」层级不高，恐难在各部门间进行有力协调，这会导致支持民营经济的政策在执行层面的可信度不足，难以提振民营企业对政策的信心。

其次，国务院印发的《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中，强调党政干部和民营企业家之间要建立密切的政商关系，并在民营企业中发展党员工作。有研究显示，中共目前的经济体制已具有党国资本主义（party-state capitalism）的新特征，亦即要求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建立党组织，增加党对企业的控制。截至2018年，高达188万家非国有企业已成立党组织，占总数的73%。虽然紧密的政商关系有助于民营企业家取得资源，但党与民营企业之间的界线逐渐模糊，则可能在地缘政治冲突中，让外国增加对中国大陆民营企业的审查，并抑制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

由于中共先前严厉整顿多项产业（如科技、教育培训、房地产），以及重判一些企业家（如任志强和孙大午），造成民营企业对政府的信心不足，也对经济前景感到悲观，形成经济学者Adam Posen说的「经济上的长期新冠后遗症」（economic long COVID）。要化解信心问题，中共必须要克制对民间经济活动任意介入的习性。然而，在目前推出的一系列政策中，仍未建立限制政府权力的可信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