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开放两岸交流已二十余年，交流政策如何演变、得失如何，实值探究。周继祥教授沿著历史演进的脉络，将政府的两岸交流政策划分为「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日至二○○○年五月十九日」（李登辉主政时期）、「二○○○年五月二十日至二○○八年五月十九日」（陈水扁主政时期）、「二○○八年五月二十日以来」（马英九主政时期）三个阶段，描述各阶段两岸交流政策的来龙去脉，并说明其影响。继之以目标、价值、策略为指标，比较和检讨前述三个阶段的交流政策，进而省思政府该有的两岸交流政策。
　　对于前述三个阶段的交流政策，周继祥教授翔实分析整理，颇值参考。简言之，李登辉总统主政时期，政府对两岸交流从单向、间接、民间性的原则，演进成订定政策（国家统一纲领）、制定法律（两岸条例）、设立机构（国统会、陆委会、海基会），逐步开放民间各层面的交流（开放之具体项目由一九八七年的三项，增至一九九七年的二○七项），交流范围遍及所有类别，交流深度由「点」及「面」。政府也提供经费支援（中华发展基金），以基金孳息辅助两岸交流的活动。虽在经贸交流方面，一九九六年十二月采行「戒急用忍」政策，然至一九九八年六月底，大陆已成为我最大的对外投资地区。两岸民间交流成长的速度，远超过同一时期我与其他各国关系的成长。
　　至于，陈水扁总统主政时期，周教授认为从陈水扁二○○○年五月就职演说的「四不一没有」，到同年年底的「跨世纪谈话」，显示陈总统上任之初即向对岸释出善意，并延续李总统主政时期的两岸交流政策。但因北京持续不理会其善意与连任压力，而于二○○二年八月宣称「海峡两岸一边一国」，使两岸关系陷入紧张。陈总统从二○○四年五月连任到二○○五年五月，重提「新中国路线」，向北京重启「机会之窗」。惟随著「扁宋会」破局、连宋相继访问北京，加上二○○五年底县市长选举民进党大败，二○○六年陈总统元旦文告提出以「积极管理、有效开放」替代「积极开放、有效管理」，同月底更主张「认真思考是否废除国统会与国统纲领」。二○○七年三月四日提出台湾要「独立、正名、新宪、发展」，接著宣布展开以「台湾」为名义加入「世界卫生组织」与联合国运动，这些举动招致对岸的抵制。然而这些作为，从统计数字可知，并未连带波及两岸的交流。
　　对于马总统二○○八年就职以来的交流政策，周教授认为从就职演说强调两岸走向双赢的起点，是经贸往来与文化交流的全面正常化。到二○一○年元旦祝词，宣示在中华民国宪法的架构下，维持「不统、不独、不武」，并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推动两岸交流与合作。而二○一○年国庆大会，马总统又一次宣示，将持续加强两岸在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层面的深度交流，累积互信，化解歧见，以维系台海和平。可见，马总统强调的两岸交流在性质上是「深度交流」，目标是「增进了解、累积互信、化解歧见、维系和平」。
　　政府实施两岸交流政策二十余年来，三阶段发展如上，周继祥教授从以下三个面向，分析其利弊得失：

一、目标的比较与检讨

　　周教授指出中共的两岸交流政策目标始终十分清楚，即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一国两制、和平统一。我方李、陈、马三位总统的大陆政策目标却有极大差异。李总统由追求统一而提出两国论，政治对交流的干预越来越强；陈总统由想进行两岸和解到向深绿靠拢、争夺台独教父地位；马总统从「终极统一论」到「台湾前途由两千三百万人共同决定」、「在中华民国宪法架构下，不统、不独、不武」。李、陈、马三人对两岸关系基本立场的不同，使得三个阶段政府两岸交流政策目标也不一致。

二、价值的比较与检讨

　　周教授表示，北京当局认为两岸交流的价值主要有：⑴纽带和桥梁的作用；⑵凝聚作用；⑶稳定作用；⑷认同作用。就此，台湾前后三任民选总统，对两岸交流政策的目标虽不一致，但对交流价值则有高度的相似性。李总统主政时期，政府认为透过民间交流可以产生两种价值：一是自由民主思想发酵作用；二是灯塔效应，促成大陆和平演变。陈总统主政时期，除了全盘修订两岸条例及其子法外，并提出「两岸交流政策说帖」，认定交流可增进了解、降低紧张，是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基石；其次，强调政府和解与开放政策，愿意扩大两岸经贸、文教、社会交流。而马政府两岸交流政策的价值，是增进双方的认识与了解、减少敌意，甚至化敌为友，维持两岸和平。因此，三任政府两岸交流政策的价值并无太大差异。

三、策略的比较与检讨

　　周教授继而指出，中共始终将交流视为统战手段，操作对其有利之特定交流议题，甚至表明要推动对台「三战」（心理战、舆论战及法律战）、「三入」（入岛、入户、入脑），积极与台湾各界建立互动管道与联络关系，掌握交流讯息，实行各别突破，贯彻其交流策略。
　　相对于北京带著侵略性的交流策略，李总统主政时期，陆委会即指出，两岸交流的障碍和困难，包括：⑴中共泛政治化作为；⑵两岸资讯交流失衡；⑶两岸交流与深度均显不足；⑷两岸交流民间力量不对等。陈总统主政时期，陆委会的「两岸交流政策说帖」，表明两岸交流三个问题：⑴中共藉两岸交流进行分化统战；⑵两岸制度与生活方式的差异；⑶交流速度、幅度与国家安全的考量。马政府主政以来，将两岸交流视为机会，陆续扩大与大陆之间的各项交流，并从以往的单向发展，演变成双向往来，可说是「两岸交流史上的一大进展」。但马政府宜加强政策的沟通、说明，以化解民众对两岸交流走得太快的疑虑，并回应在野党对其政策「倾中」、「亲中」的抨击。
　　最后，周教授提出一个发人省思的问题，究竟政府该提出什么样的交流政策，才可以和对岸交流而不被对方淹没？借重对岸的长处，却又可以免于过度依存于对方的风险？值得我们共同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