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波民主化自一九七四年葡萄牙革命启动以来，经过三十余年来的发展，使得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民主国家的数目多于非民主国家。根据著名的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二○一一年一月发表世界各国自由度报告指出，全球「选举式民主」国家（electoral democracy）的数目为一百一十五个，而「自由式民主国家」（liberal democracy）的数目则为八十七个。

其中，台湾自从一九九六年首次实施总统直选以来，一直被评为既是「选举式民主」国家，也是「自由式民主国家」的行列。反观中国大陆，虽从一九七八年开始进行经济上的改革开放，但至今仍坚持实施一党专政制，因而始终被评为不自由、不民主的国家。

民主化的典范─台湾经验

诚如民主化理论大师戴蒙德（Larry Diamond）二○一一年八月二十四日在一场研讨会上所称赞的，台湾可说是第三波民主化国家中的典范。他特别指出：台湾的范例说明，一个国家的发展与民主化可以并行不悖，甚至相辅相成。台湾之所以能成为第三波民主化国家的典范，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台湾民主转型的进展并未造成原来威权体制的遽然崩溃，快速的民主发展亦未导致大幅度的经济成长衰退、社会的动乱和严重的政治不安。因此，普遍被世人赞誉为进行了一场「宁静革命」。

进一步分析，台湾的民主转型展现了以下三项特色：

（一）台湾的民主转型是第一次从无到有的过程

无论民主政治中最起码的「选举式民主（electoral democracy）」或是较周详定义的「自由式民主（liberal democracy）」，学者们普遍认为台湾过去并没有民主的经验（注1）。不论是中华民族或台湾，过去都是一个缺乏民主经验的社会。从历史看来，台湾有很长的被殖民历史，一九四九年后又历经数十年的威权统治，统治的权威一直没有被更替的可能。

此外，中央的民意代表不曾全面改选，而执政党也透过戒严令的实施，控制反对势力的集结与成长，以维持统治之稳定与正当性。这样的情形，一直要等到蒋经国总统于一九八七年宣布解严及实施开放报禁、党禁的政策后，政治改革的机制才开始启动。随著政治自由化脚步的到来，民主政治才开始在台湾政治历史上崭露头角（注2）。

（二）台湾民主转型的开端奠基于高度经济成长，且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中

台湾在一九六○年代之后，由于政府的产业政策使台湾拥有傲人的经济奇迹和高度的经济成长，被列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政治上，台湾因敌对的两岸关系而长期处于戒严状态，但台湾从未发生军人干政与政变的情形。正因为处于政治与经济上相对稳定的有利位置，因此更能够循序且稳定的开展民主化。

（三）台湾民主转型是由执政党改革派与反对党温和派进行协商，并引领国家迈向民主化的变革模式

国民党改革派与民进党温和派进行协商与合作，有利民主化推行。一九九○年六月「国是会议」召开，强化了政治改革路线的正当性，同时也提供在野势力一个影响民主化的议程。美哈佛大学教授杭亭顿（Samuel P. Huntington）曾指出：政治菁英中进行谈判和妥协，是民主化过程的精髓。这种民主交易，使得在民主移转的过程中，政府与反对势力都不得不诉诸妥协和稳健。在台湾的经验中，政治菁英的协调合作过程和平祥和，虽有少许暴力事件的发生，但是没有失控的情形。这种和平的转型模式，理性与祥和成为台湾民主转型的卓越表征。

追根究底，台湾民主转型的动力来自于政治领袖，因为领袖拥有至高无上，不容许挑战的权威。因此，一旦领袖有意愿发动改革，在党国机器运作下，改革过程所遭受的阻力也会格外的小，但是改革的范围与速度都必须要看领袖个人的意志与信念而定。因此，台湾的民主转型带有很强烈的政权与体制延续性，亦即在原体制翻新的过程中，因为加入了「人民的意志」而具有更高的正当性。因为国民党在民主转型过程中，操纵了转型的过程、速度与方向，因此台湾的转型经验也可称为「操纵式渐进转型」（incremental transition through manipulation）。

综观台湾经验，恰如杭亭顿在《第三波》（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一书结论中特别指出的：「经济发展使民主成为可能，政治领导使民主成为真实」，台湾正是在经济稳定成长发展的背景下，透过政治领导的意愿，让民主转型得以顺利进行。将之对照中国大陆目前的情境，经济成长的客观条件已经足够，唯缺乏政治领导意愿的主观动力，这也正是目前中国大陆民主化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民主化的挑战─中国大陆的现况与未来

笔者观察中国大陆社会目前的状况，就像一个逐步加温的超大压力锅一样，里面随时在冒泡，但因为锅子太大，因此一时之间很难将锅盖掀开，宛如一颗不定时炸弹，什么时候会启动民主化进程，没有人知道。造成这样的主因，深入而言在于经济社会结构变迁对政权造成的冲击。

这些问题主要的表现形式为社会不公平迅速扩大，进而引发社会阶层之间的对立与冲突。例如：过去国家所控制的经济社会资源，现今反被拥有政经资本的党内高干、太子党所组成权贵资本所垄断，贪腐的问题已经成为大陆民众强烈的社会剥夺感来源，遂构成大陆社会反抗与骚动的潜在力量。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社会矛盾，已经成为中国大陆内部的危机变数，更对中共政权造成巨大的冲击。

这样的不公平，自然也引起了大陆民众要求改革的声浪。在政治面上，随著经济发展带来的中产阶级在中国大陆逐渐崛起，增加扩大政治参与的压力，资本家入党便是中共领导阶层面对此一现象的反应。而在社会面上，由于经济的发展使社会较以往更为自由、富裕与开放，随著外界更多资讯的注入，生活在这个世代的人们将会对于自由民主的体制更为向往。

然而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大陆的政治高层在这样的情境下所做出的反应，却不像是台湾过去那般愿意释出善意与支持民主者进行协商。依据大陆财政部的数据，去年中国大陆的公共安全经费上涨了一五‧六％，为五四九○亿人民币；去年大陆的国防开支涨幅是七‧八％，为五三三四亿人民币。

大陆财政部的报告还说，去年中国大陆的公共安全经费超过预算六‧七％，也就是多花了三四六亿人民币。财政部公布的二○一一年预算数据中，公共安全预算开支为六二四○亿人民币，超过预算为六○二○亿人民币的国防开支，维稳经费比医疗保健、外交和财务监督三方的预算加在一起的总合还要高（注3）。

中国大陆经济的高度成长，除了带来较高品质生活的甜美果实，同时也培育了能让民主萌芽的肥沃土壤；但如果大陆领导阶层，一直采用压制的方式来对待任何维权运动，而不是在压力锅上创造疏导气孔，那爆开恐怕是不可避免的方式了。要解决这样的困境，显然需要中国大陆政治领导的意愿配合，不过当今的大陆政治领导似乎拒绝任何对现状的改变、协商，反而宁愿花费巨资与更多的力气来进行维稳。

简而言之，透过上述可以断定，中共领导阶层的意愿，才是中国大陆进行民主化所面对的最大挑战。

台湾经验─大陆借镜

在同样一场研讨会中，戴蒙德表示：「台湾…展现经济发展、自由民主，国家尊严得以相辅相成，不只是东亚，且是全世界的借镜。」换句话说，台湾最成功之处不在于经济发展，也不是民主发展，而是以经济发展为根基下的民主发展。

台湾对中国大陆的借镜，最为关键的无疑是民主转型的方式。民主转型（democratic transition），指从威权体制转变为民主体制的一段历程。在转型期间，某些民主的形式已经奠立，但仍有某些属于威权政体的残余；转型期不一定是暂时或是短期的，且不一定是直线或是不可逆转的。至于威权体制转变到民主体制的转型方式有哪些？一般而言，可以区分成三种：

1.变革型转型（transformation）：此种转型是由执政菁英带头实现的，当政权的控制能力逐渐减弱，甚至引起统治正当性疑虑时，执政菁英会进行政治改革，并企图巩固其政权，继续执政。

2.替换型转型（replacement）：此种转型是由反对派团体带头实现民主，且常常伴随著威权政体的垮台或是被推翻。此种转型模式属于激烈的转型，国家往往会有巨大的变革与动荡。

3.移转型转型（transplacement）：当民主化是因为政府与反对派协商之后采取联合行动而实现时，便出现所谓的移转或渐进式改革，也有人称为「协商式转型」。

在台湾，国民党执政时期进行了许多跟经济发展有关的建设，创造了属于台湾自己的经济奇迹，营造了民主化转型的基础；随后在社会的呼声下，和平地进行了体制的变革，且在第一次大选时获胜，虽然随后败选，但在二○○八年又再度胜选。这两次政党轮替可以证明一件事，民主化最终成果乃是国家要对民众的要求更具回应力，因此政府的表现良好与否，将会关系到民众是否对其质疑。政府在政策上能力的展现，将在下次大选时，透过民众的选票得到验证。

倘若中国共产党排斥进行民主改革的主因，是担忧失去统治地位。以台湾经验来看，顺应时势的国民党在转型时的善意表现，在第一次大选中仍然获得了政治上的多数。可见只要能够回应社会大众的需求，即便在民主体制下，也能够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反之，若坚持不「变革」，待到反对派拥有足够实力进行协商的「移转」，甚至是被强迫改变的「替换」时，反而较有可能会因导致社会的动荡而失去民众的信任，从此在政治上变成少数。故从台湾的经验可以得知，一旦愿意主动进行改革，且能够用心经营政策，都会从民众的选票当中获得真实的反应。

大陆政权转型　全球关注

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五年前曾指出，大陆共产主义政权正转型成为一个「具有韧性的威权政体」（resilient authoritarianism），但他最近（二○一一年八月七日）在纽约召开的「民主转型与制度设计」学术研讨会中，则对于中国大陆未来政局提出六项可能性变迁的观察：⑴从上而下的和平变迁，也就是台湾模式；⑵从下而上的民主化，即暴力革命与强力镇压；⑶威权政体崩溃；⑷军人政变成功；⑸恢复红色政权（如薄熙来在重庆的唱红打黑）；⑹迈向共产党所谓的法制与民主，即体制内改革，不同于西方法治（rule of law）与多党竞争式的民主。最重要的是，他特别强调他并没有明确的答案。

正如前述戴蒙德所说的，经济发展与自由民主是可以相辅相成的，台湾从经济发展而来的自由民主越发茁壮，就是最好的证明。目前中国的经济与三十年前已是不可同日而语，并且促成社经结构的变迁，民众对自由民主的渴望已经出现，现在仅欠缺大陆政治领导的改革意愿；而台湾模式的发展历程，就是对大陆政治领导所能提出对于民主化最有说服力的参考借镜。

波兰政治学者斯姆勒（Aleksander Smolar）曾经指出，人类历史上有三大革命—美国、法国与苏联一九八九～一九九一年革命运动；二十世纪发生了三次世界大战，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冷战。

吾人特别要指出：二十一世纪如何避免爆发第四次世界大战，以及人类历史上可能发生的第四次大革命，无疑地大家目光的焦点必然摆在中国大陆身上。对于中国大陆是否可能进行人类历史上的第四波民主化运动，台湾人民应该超越统独之争的意识形态，持续给予应有的关注。毕竟中国大陆未来动荡与否，台湾终究难逃其影响。 █

注释

1.台湾过去并没有民主经验，另外一种政治体制转型的模式为二次尝试型（second-try pattern），同属第三波民主化国家中的西班牙、葡萄牙、希腊、捷克、斯拉夫、波兰，甚至是南韩，皆属于二次尝试型，也就是这些国家的历史皆曾有过民主的经验。

2.自由化与民主化是两个相关、但却显著不同的概念。学者梅威林（Scott Mainwairing）用两句简单清楚的话区分自由化与民主化的概念。他说：政治自由化指涉的是在威权体制内压制的舒缓与公民自由的扩张；而民主化指涉的是转向民主政治的运动，亦即转向不同的政治体制。

3.ＢＢＣ中文网，《中国维稳经费超过国防开支》，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china/2011/03/110307_china_securityspending.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