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各界关注的中共「十八大」已经在去（一○一）年十一月十四日闭幕，隔日的「十八届一中全会」选出习近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与「中央军委主席」，正式揭开了习近平时代的序幕。

预计在今年三月初召开的「全国人大」与「全国政协」两会上，习近平也将正式接任「国家主席」与「国家军委主席」两项职务，不仅集党、政、军权力于一身，也将担任「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一职，负责对台工作。

长期以来对台政策对于中共最高领导人而言，不仅涉及到执政基础的正当性，有时更关乎到历史地位的评价。因此，历任最高领导人基于不同的人格特质与领导风格、不同的内外时空环境变迁，与不同时期两岸关系的互动与实力对比，自然会提出不同的政策方针与策略方法。

在中共「十八大」后，台湾各界关注的是：究竟在习近平主政下，中共对台政策相较以往有何持续与变迁？在习近平主政下，北京期待在对台政策取得何种成果以留下历史定位？在习近平第一任期与马总统第二任期仅有三年多的重叠期间，北京究竟期待两岸关系能取得何种重大成果？

个人认为，要理解中共「十八大」后的对台政策，必须关注「路线方针」、「重要人事」与「政策设定」三项。

路线方针

观察路线方针最重要的乃是作为党路线的「政治报告」中，有关两岸关系与对台政策的论述。它是党路线方针的指导性纲领，具有相当的位阶与高度，但并非具体的策略手段，更非著眼于短期政策，这也是为何在政治报告中总不免要提到邓小平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与江泽民的「江八点」。

这次十八大报告相较以往具两大特点：一是将二○○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提出的「胡六点」作为现阶段对台政策最重要的指导思想文件。二是将两岸对话协商基础的「九二共识」正式载入党的重要文件。不少学者与媒体只从报告提及「胡六点」的主张，就认为北京对于两岸进行政治谈判并签署和平协议有急迫感，这种论点显然有待商榷。对此，国台办副主任孙亚夫十二月二十二日在台北圆山饭店参加蒋孝严先生所主办的「九二共识二十周年论坛」开幕致词时特别强调，「我们注意到台湾舆论对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探讨两岸政治关系问题、商谈两岸军事安全问题、达成两岸和平协议的主张十分关注。对此，我愿谈些个人的理解。总的来说，这些主张都是著眼于两岸关系『长远发展』，为有利于创造逐步解决症结性问题的条件」。

人事布局

观察对台重要人事改组布局，中共十八大后，对台最高决策机构—「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将在今年三月两会后完成改组。届时组长（习近平）、副组长（政协主席俞正声）与秘书长（可能是国务委员杨洁篪）与小组重要成员（如统战部长令计划、中办主任栗战书、主管情报的副总参谋长、国安部长耿惠昌、中台办主任王毅等）都将正式发布到位。除了作为对台政策的最高决策机构中央对台小组改组外，中台办与海协会乃至各相关涉台机构的重要人事也将会有若干的更迭。因此，待涉台机构人事底定后，中共对台政策在策略方法上也将逐步落实与推动。

政策设定

观察对台政策设定上，主要包括战略目标的设定与策略手段的考量。相较于邓小平在对台政策上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江泽民提出了「江八点」并成功收回港澳，胡锦涛也订定「反分裂法」与提出「胡六点」，并完成了「三通四流」、「国、共党对党谈判」与签署ＥＣＦＡ等十八项协议，开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局。个人认为，习近平十年主政下的对台政策，最高纲领固然期待在两岸的和平统一议题上取得重大的成果，最低限度也希望能完成江泽民与胡锦涛任内无法完成的「开启两岸政治谈判，并能就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此一重大政治议题。

未来三年北京对台工作的期待

北京涉台人士理应深知，在习近平与马总统只有三年多交集的执政期，要进行政治谈判并达成和平协议难度甚高。因此，在未来三年多时间里，对台工作主要任务期待有四：其一为陆续完成ＥＣＦＡ的后续性协商（服务贸易、货品贸易、争端机制、产业合作），深化两岸经贸合作，并为两岸和平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文明」；其二为两岸文化协议签署与社会交流的深化，签署文化协议不仅是胡锦涛任内未竟之志，对于一贯强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都要抓的中共领导阶层，文化协议与深化社会交流不仅可以防范渠等所担忧的「去中国化」趋势，更可作为意识形态领域，奠定两岸和平发展的「精神文明」；其三为完成海基海协两岸两会互设办事处，开启两岸和平发展制度化与对台工作前进台湾内部的历史性里程碑；其四为两岸纵使不能进入政治议题谈判，也要开启迈入政治对话的历史进程。这四项重点工作，不论二○一六年台湾蓝绿谁胜选，都能形塑一个北京所期待的两岸政治氛围，为其结束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奠定先期的基础。

胡规习随？胡规习改？

在今年三月习近平领导对台工作后，其对台政策究竟是「胡规习随」或是「胡规习改」？一般认为，从中共「十八大」闭幕后习近平开始主政以来，不论是透过到广东深圳的首站出访，宣示以邓小平改革开放传人自许，到政治局会议与中央军委会议召开时所作的亲民简朴与反贪腐的决议，都可以看出习近平的人格特质与决策风格，确实相较胡锦涛时期有著若干明显差异。加上习近平在福建工作十七年被视为「知台派」，以及当前内外面临到重大的政经变迁，其对台政策相较以往有何延续与变迁，自然备受各界关注。

个人认为短期内（即在二○一四年以前），中共对台政策仍秉持「胡规习随」。理由有三，第一是政治报告的定调：十八大政治报告确立以胡六点为指导纲领，这是全党高度的共识。第二是政策高度评价：现阶段北京各界都高度评价对台政策。第三是决策优先次序：习近平甫上台之际，要面对大陆内部诸多政治、经济、社会的严峻挑战；更要面对外在欧债风暴、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南海议题等全球与区域等重要课题，两岸关系相较而言，绝非新任领导人亟需处理的优先议题。

虽然短期内「胡规习随」，但这决不意味著北京对台政策的不变。中共在今年二月底将召开十八届「二中全会」，确立国家各主要领导阶层人士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十月召开「三中全会」确立重大经济路线。二○一四年起习近平主政下的对台政策，在年初的「中央对台工作会议」上，将会逐步因应两岸关系互动发展，以展现新的思维与作为。理由亦有三：第一，随著习近平接班后权力基础的逐步巩固，自然可能在对台政策上体现自身不同的决策风格与特质。第二，二○一四年前，两岸陆续完成ＥＣＦＡ服务与货品贸易后续性协商，并开启两岸新议题的协商，推动两会互设办事处等议题，伴随著两岸关系的发展，对台政策自然要与时俱进。第三，二○一四年底台湾即将进行七合一的选举，选举结果不仅会影响台湾政党的势力消长，同时也将影响到二○一六年台湾的总统与立委的选举。近年来中共对台政策一贯主张防微杜渐与未雨绸缪，是以对于台湾政局可能发生的重大发展或改变，北京当然不会被动地以不变应万变。更何况在二○一七年中共即将召开「十九大」，届时对台政策的成果对习近平的执政地位自有其重要性。

政治互信为关键

在中共「十八大后」，从中共官员与涉台学者的言论中可以看出，对于习近平主政下的中共对台政策，北京固然一方面强调有其一贯性，但在面对两岸互动开展中已经不再提及「先经后政」，反而强调政经不能脱钩，更不能背离，并主张只有政治互信进一步的深化，不刻意回避政治的对话，两岸关系才能健全地发展。对此，个人认为，在两岸政经互动上，虽然政经原本就难以分离，但若欠缺良好的政治互信与互谅做基础，两岸经贸社会议题协议也难签署。是以，应当正确看待与区分「政治互信深化」、「政治议题对话」与「政治协商谈判」三者的关系，其中尤以政治互信为关键。

两岸政治互信的巩固与深化，主要体现在既要依据各自宪法与法律，更应秉持「求同存异」的「九二共识」与「同意歧见」的「一中各表」，进而「求同化异」，方能深化两岸政治互信，以为将来的政治谈判创造条件。两岸政治议题的对话系指虽然两岸政治上存有歧见，双方官方目前无法正式进行协商，但两岸社会各界可以先行进行交流与对话，甚而进行共同研究，以为将来正式授权的政治谈判奠定基础。在欠缺主客观条件与周全准备下贸然进行政治谈判，恐将使两岸陷入僵局甚至破裂，从而影响到两岸的和平稳定与交流。因此，在两岸互动上，政治互信深化有其重要性，民生经贸议题协商有其迫切性，民间针对政治议题对话虽有其必要性，但官方授权的政治议题谈判仍有其艰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