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共「十八」的接班过程，可以用「一步到位、过渡班子」来形容。胡锦涛的「裸退」让习顺利地在党和军队全面接手，但新任政治局常委与中央军委会，因年龄即将到顶，到「十九大」时都会出现五名空缺，因此过渡性质浓，引发外界对「新」领导班子的改革动力与持续性的质疑。不过，自习近平接班以来，从北京参观复兴之路凸显中国梦、政治局会议提出新「八项」进行整风、南巡广东象征坚持改革道路，透过媒体大量放送，有意塑造新人新政之气息，的确也让外界「有感」。

事实上，自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凸显个人色彩与政绩时，便引起外界关注大陆未来国家领导层，除了传统党内菁英、技术官僚外，第五代政治新星越来越扩大自我推销以获致高知名度，并且强化与社会的密切联系，作为巩固权力的方式。不过，习近平接班后的主要挑战，在于如何处理胡温时期的政治遗产，包括腐败、贫富差距、社会整合与公民权等迫切问题，而这又必须跳脱政改「鸟笼」，在制度上有所变革，也是观察习李体制政改路线的指标。

整风为起点

中共权力接班的特征之一，在于新领导人在意识形态与路线的继承和建构。习近平在「十七大」后担任中央党校校长与「中央党建领导小组」组长的角色，主要任务就是负责诠释领导核心的路线。习二○一○年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要求党员干部改进「文风」，提倡在讲话和文件内容上以「短」、「实」、「新」取代「长」、「空」、「假」，挑起党内「文山会海」的老问题，也让外界关注习近平抓党建的思路。而习接班后，在去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提出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包括调研轻车简从不安排宴请、严控以中央名义召开的会议、无实质内容简报一律不发、出访一般不安排机场迎送、减少交通管制一般不得封路、压缩政治局委员报导数量字数、个人原则上不出书不题词、严格执行房车配备待遇等规定。这新「八项」重点在从上到下抓党员干部的作风，建立「平民化」形象，可视为前述「文风」的延续以及习近平路线的开展。

透过「整风」运动，比较像是确立某种标准，以树立领导人的权威。但学者也曾提出「软纪律」约束难以真正改变这些陈疴旧疾。就如胡锦涛在「十七大」后，面对发展差距、环境问题与政府治理能力等结构问题，群体事件层面扩大以及中央地方步调不一致，明显偏离「和谐社会」的目标，迫使胡锦涛公开指责「干部对关系群众生命安全的重大问题麻木不仁」。胡并在二○○八年九月起，用一年半左右时间，在全党分批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地方各级也纷纷开展集体学习，但胡对于这一波「整风」运动，显然下了不满意的结论，并指出当前领导干部的主要问题包括重「显绩」轻「潜绩」、思想不够解放、粗放型经济尚未改变、决策科学化不足，干部考核体系不健全等。这些问题显示党内上下思想与行动难以统一，也让胡在二○一一年「七一讲话」中透露中央对于维系合法性产生的危机感。

同样的，在习近平「整风」初期，官方媒体纷纷响应，进行改版；地方两会也宣布不封路、不摆饰；干部也学习深入基层，展现亲民态度。但是从江泽民到胡锦涛，「运动式」的改革并没有改变长期来「文山会海」与「政绩工程」的惯性。如何在习近平时代产生「断裂」，还必须视路线背后的政策与人事的支持而定。

反腐为重心

近日大陆媒体报导不少地方干部急著抛售房产，似乎嗅到政治气氛转变而预留退路。从「十八大」确认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接任中纪委书记后，媒体便将焦点转向「反腐」力度可能增强。从薄案的后续发展，紧接著重庆北碚区委书记雷政富因微博举报迅速下台，到十二月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遭「双规」，至今已有一名省部级、十名厅局级、四名县处级官员遭举报或调查，加上中央默许网路搜索，有意塑造一种全面反腐的态势。

中共在近年党内重大案件以及「十八大」前的重大人事变局，多与贪腐与权贵资本主义有关，除了让高层干部落马，也是左派结合社会支持的重要依据。

「十八大」前《纽约时报》报导温家资产，将亲民与改革形象的温家宝总理给「权贵化」，也让政治局常委的财产成为被检验的目标。另一方面，「腐败」议题已经连续三年蝉联两会期间民意调查榜首。中共对「贪腐」的严重性也有认知，包括「十八大」政治报告以及习近平接班后第一次政治局学习会议上，都将腐败提高到「亡党亡国」的高度。不过，新领导班子要把反腐作为改革重心，除了猛抓贪官塑造形象外，媒体关注的焦点仍在「财产公开」的立法上。 事实上，大陆全国人大代表韩德云律师自二○○六年至今已第七次向全国人大递交公务员财产申报的法案。但七年来相关单位的答复包含「条件尚不成熟」、「存在一定困难」、「正在积极开展工作」、「正深入研究论证」等。这也说明中央虽然公开承认腐败的存在，但也因触及既有的权力与利益关系而裹足不前。主要原因仍在于当前无论政府财政或干部个人资产，都存在太多「灰色地带」，若没有从制度上进行防范，如资讯公开与外部监督，仍无法防堵干部的不法所得。因此「阳光」是否露脸？照多少面积？其结果是强化或弱化人民信任？是新一代领导集体必须面对的难题。

关键在「顶层设计」

中共在「十八大」报告中，除了展现「强国」的企图心，却也陷入「亡国」的危机感。在这场「强国」与「亡国」的赛跑中，体现出政治改革的重要性。依据新华社统计，「十八大」报告中出现八十六次改革，其中包括两次「全面」和五次「深化」。但「改革」必须提几次才算有「力度」？是不是提越多就越「有力」？对中共而言，政治改革本是路线之争，除了要担心引进太多参与者，也担心造成精英集团间的分裂。因此「十八大」报告中特别强调「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无非显示改革路线只能由中央掌控，而非社会或地方来主导。因此在「十二五」规划中，「顶层设计」这个工程学术语似乎正成为大陆政治领域的新名词，意味当前大陆「由上而下」的改革过程中，中央有责任明确目标，著重层级间的衔接并转化为基层动力。

鸟笼中的改革

前述习近平接班后，积极营造改革的气势，让外界对习的政改产生期待。只是这样的目标，到底是不断透过「党纪」与「整风」去建立？还是党国必须有一套清楚可循的制度？仍必须观察中央的「顶层设计」为何。在「十八大」政治报告中，特别强调法治与制度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作用。而法治、课责与透明三者环环相扣，在胡温执政时期，也提出类似的改革方针。只是领导阶层考量每一层面改革对党独占地位的影响，使得「法治」的目标，最终因党的家长权威而抵销，并且限制公民权利的表达。

长期以来，外界早已习于中共政改的「鸟笼」，即不断强调改革不能削弱党的领导。同样的，未来习近平的政改路线，是否也一直徘回在既要回应社会需求，又不能「伤筋动骨」的漩涡中，成为其政改成效的关键。因此，习近平的政改之路，将随著「二中」全会与今年「两会」完成人事布局后，观察新一届国务院与全国人大的改革方针，以及「三中」全会之后一连串的经济、党建等议题而定。但领导班子的改革路线如何挑战既有的利益结构、扩大社会参与并且在「十九大」后延续，仍具有许多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