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十八大」之前，「习李体制」即将成形之际，海内外便高度关注李克强的经济思维，将如何带领新政府因应经济危机，并推进大陆经济的转型升级。今（二○一三）年六月，李克强就任国务院总理三个月，时任巴克莱集团亚洲首席经济学家黄益平创造了「李克强经济学」（Likonomics）这个新词，并概括出三个重要政策支柱，亦即不采取刺激措施、去金融杠杆以及结构性改革。但是从过去六个月对大陆新政府施政方向的观察，三大政策支柱未能完全涵括目前大陆经济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和措施，其成效也正面临严重的挑战。

当前大陆经济情势及其问题

三十余年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展，固然为大陆带来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在此一发展过程中，由于内外在环境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产生新的问题和挑战，使大陆正面临经济增长却付出过大的资源代价；城乡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不平衡；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困难；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安全生产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未能妥善的解决。解决这些社会经济矛盾已刻不容缓，也是沉重的任务。

在经济层面上，由于受到二○○八年国际金融危机及随后发生的欧债风暴冲击，大陆经济呈现经济增长率下滑，出口贸易不振，实际利用外资持续下降等现象，以致大陆ＧＤＰ的增长率已由过去平均九％的增长速率，降低到二○一二年的七‧八％，而今年上半年大陆ＧＤＰ的增长率仅七‧六％，虽仍高于七‧五％的原订年度增长目标，但是大陆ＧＤＰ增长率逐季下滑的情势令中共当局极为忧虑。

大陆经济运行呈现经济增长减缓的主要原因，并非只是短期内外在形势的冲击，而是有其大陆经济体制结构性的影响因素，并将成为近期内大陆经济运行的常态。事实上，此一体制和结构性的问题正表现于：劳动力供求格局出现变化，单纯依赖劳动和资源投入的发展模式难以维持；资源对经济发展的制约日益显现；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效率下降，金融风险有所增加；制造业产能过剩，影响投资的经济效益；房价持续上涨，对实际经济造成挤压效果；境外资金流入过多，流动性过剩，人民币升值压力沉重；土地财政牢不可破，地方融资流弊难以解决等问题。

钱荒v.s产能过剩

面对著经济增长下滑的情势，大陆内部自然出现要求决策部门应提出经济刺激方案的呼吁，但是考量到大陆经济体制中结构性因素对经济起伏波动的负面影响，以及当前大陆经济情势所存在的问题，确实使新政府不得不对长期以来实施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做出大幅的调整。

长期以来，大陆经济运行所存在的高速增长一直无法摆脱以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并且似乎陷入了一个死循环，亦即，每当经济增幅有所下滑，决策部门往往会加大投资、放松信贷以刺激经济景气；每当通货膨胀呈现较快涨势，决策部门又往往会减少投资、紧缩信贷以抑制经济过热的走向。在松与紧的政策循环变动中，投资猛增、货币过度发行、产能过剩与垄断加剧、高利贷泛滥、中小企业经营困难，甚至出现倒闭潮轮番上演，而呈现在经济数据上，则是经济高速增长与存货堆积、产能过剩、失业人口增加并存的现象，反映出投资经济效益低落、资源配置失当的事实，这已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迫切必须解决的问题。这其中，最关键的便在于金融机构资金错误配置导致的系统性风险加大，以及产能过剩所带来的影响。

当前大陆经济领域之所以出现「金融热、实体冷」现象，主要原因是流动性过剩而大量资金投向房地产领域，或透过理财产品等形式在金融系统内部空转，并未真正投向实体经济。此一金融体系的「堰塞湖」如果不采取适当的方式疏导到实体经济中去，将是随时可能引爆的金融风险。不久之前爆发的「钱荒」就是一个警讯。

产能过剩则是大陆经济平稳运行必须解决的另一个难题。大陆的产能呈现涉及行业面广泛、绝对过剩程度高、持续时间长等特点。根据大陆国家信息中心的资料显示，目前产能过剩行业已从钢铁、有色金属、建材、化工、造船等传统行业扩展到风电、太阳能光伏、碳纤维等新兴战略性产业，许多行业产能利用率不足七五％，处于严重过剩的状态。

以市场化改革解决经济结构矛盾

产能过剩与金融风险二者之间并非孤立，其间有著密切的关联。由于过度依赖投资来调控经济造成产能过剩，实体经济效益下滑，导致金融业将资金投向其他领域。然而，当实体经济效益低落无法吸引资金投注后，其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将难有进展。这反映出大陆宏观经济调控正面对著各种矛盾和问题交织的错综复杂情势，解决途径将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为因应二○○八年国际金融危机采取四万亿元（人民币）扩大内需的投资，因而推迟了本该进行的结构调整，给大陆经济带来了产能过剩严重、地方政府债务高涨、金融杠杆过高和通货膨胀等后果。在此一背景下，银行向民众发行了大量的中短期理财产品，将资金投向信托，而信托又投向地方融资平台和房地产等长期借贷市场。为了应付短期理财产品兑付，银行不断发行新理财产品偿付到期的理财产品，紧急时通过银行间市场拆借来应付。这便是大陆经济潜藏金融风险的「影子银行」。

从过去六个月大陆经济运行可以发现，新政府的一个特点是，强化市场化改革倾向越来越明显。李克强一再重申，「坚持市场化改革取向，做到最大限度减少对生产经营活动和产品物品的许可，最大限度缩小投资项目审批、核准、备案的范围，最大可能减少对各类机构及其活动的认定，原则上取消不符合《行政许可法》规定的资质资格许可」，同时强调「政府主导的投资难以持续」、「用好增量、盘活存量」和「改革是最大的红利」等，明显透露出新的政策信号。很显然的，李克强的经济理念是期望能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充分利用市场机制释放经济能量，并推进经济结构的调整。

「影子银行」存在的「短借长贷、发新还旧」模式在今（二○一三）年六月底，因市场资金紧张而央行又不愿拆借，便爆发了「钱荒」。然而，大陆央行并未如以往一般立即出手拯救，而是时隔五天后才出面维护。一般认为，这是新政府要求敦促银行加强流动性管理，并期望引导资金从金融体系转流入实体经济的举措。

在解决产能过剩问题上，李克强指出，家电、服装等行业早已走上市场化轨道，靠市场优胜劣汰，没有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但是像钢铁、水泥等行业进行项目投资时都需要审批，反而没有管住管好，以致造成产能严重过剩。李克强为此下达一系列指令，要求「不要向产能过剩的企业和盲目的建设投资贷款」、「增加对小微企业的融资」，反映出对生产设备和资金严重过剩问题的担忧，而市场化改革已成为新政府的主要内涵。

「调结构」与「稳增长」目标的调和

「李克强经济学」三大政策支柱的提出和执行，引发各界认为新政府不会提出刺激经济措施，要以「硬著陆」的短痛换取结构调整的长期利益，以及大陆能容忍经济下滑的程度到底有多大的疑虑。然而，今年七月上旬，当李克强针对当前大陆经济情势，表示「宏观调控要立足当前、著眼长远、使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经济增长率、就业水平等不滑出『下限』，物价涨幅等不超出『上限』」时，却引发新政府要提出刺激景气政策的误解。

基于经济永续发展和内外在复杂因素的考量，中共「十二五规划」（二○一一～二○一五年）将ＧＤＰ增长目标订为七％，城镇新增就业四千五百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五％以内，并要求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同时将「包容性增长」概念纳入政策考量，要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大于七％，使经济成长的果实能由全民共享。「十二五规划」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也反映在各年的经济规划中。二○一三年大陆的社会经济发展主要目标便是：ＧＤＰ增长七‧五％，居民消费价格指数（ＣＰＩ）控制在三‧五％左右，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九百万人以上，此一社会发展目标将是近期内大陆宏观经济调控所能容忍的限度。

事实上，「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促改革」一直是大陆宏观经济调控追寻的目标。以往确实为了短期刺激景气而推迟「调结构」和「促改革」目标的推展，而新政府似乎要求将「稳增长」和「调结构」进行适度的融合。对此，李克强已有全面而深刻的阐述：稳增长可以为调结构创造有效空间和条件，调结构能够为经济发展增添后劲，两者相辅相成；而通过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则可为稳增长和调结构注入新的动力。

但是必须强调的是，从近年来大陆经济决策思维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惠民生」将是「稳增长」和「调结构」的著力点和触媒剂。「稳增长」投资的著力点有五个方向：棚户区改造、中西部铁路投资、城市基础建设、节能环保产业投资、技术改造补贴。这些涉及新型城镇化发展、消费需求提升（包括资讯消费、宽频建设、智能终端产品），以及社会保障、劳动就业、教育卫生、收入分配等领域的改革将成为大陆投资的重点领域。

政策框架的成效面临考验

「李克强经济学」并非经济学理论，基本上其三大支柱—不采取大规模的刺激政策、适度去杠杆控制金融风险和全面推动结构改革，是一组政策框架或政策组合。此一政策框架自然有李克强个人的经济思维，也有大陆改革开放历程经验累积而必须做出的调整。但是从过去六个月所传递的政策信号，新政府将在「市场化改革」的主轴和原则下，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断改善民生，促进经济的转型升级，为大陆经济的永续发展奠定良好的根基。

然而，经济改革已逐渐进入深水区，大陆内部对于寻找下一步改革突破口仍存在很大的争议，有从政府职能转变为主的，也有提出以国有企业改革、垄断行业改革、财税体制改革，以及土地制度改革为突破口的。这些长期的经济体制改革，或许将在今年十一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推出具体的改革方案和政策，但是在短期的宏观经济调控上，「李克强经济学」无可避免的还是必须在「稳增长」、「控通膨」、「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等长短期目标做出某种程度的选择，才能发挥宏观经济调控的效果，取舍之间确实面临著沉重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