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余年来，不论是中共党的《政治报告》或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社会建设」受重视的程度不断攀升，甚至可说是各报告中内容篇幅增加较多的，我们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亦可看出此种趋势，除「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外，「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多数内容也都涉及社会议题。

这也反映出这些年来大陆伴随经济快速发展而来的包括收入分配、各类拆迁与「圈地」问题、「三农问题」、农民工问题、教育问题、就业问题、环境污染、卫生医疗问题、食品安全问题以及各种人为灾变的社会问题不断涌现，紧接而来的就是社会抗争频仍、各类草根组织出现，再加上网际网路的催化，使得中共将「社会稳定」拉到施政的前沿，一方面强化维稳，另一方面也强调公共服务以及社会保障。我们从《决定》以及之后相关部门的政策说明，可看出习近平在「顶层设计」的思维下，强力主导以及深化改革的意志。以下将讨论「社会建设」的软硬兼施，并分析习近平透过「集权」以突破改革阻碍的意图与挑战。
　　
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解决民生问题
　　
此部分延续胡温政权的政策，试图透过社会政策与福利，减缓民怨，这是属于社会建设的「软手段」，在《决定》中包括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健全促进就业创业体制机制、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这些看似与前一任领导的政策宣示相差不远，但仍可看出习近平政权确实在啃「硬骨头」，也可以看到其中施政的难度，特别是各部门的利益纠葛。
　　
一、「单独二孩」的提出
　　
随著「一胎化」政策推动超过三十年，大陆人口结构中最为关键的「未富先老」问题已然浮现，这也意味著「人口红利」下降、扶养比过高，以及医疗、社会福利与财政负担加重，《决定》中允许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生育两个孩子（单独二孩）。目前看来，「单独二孩」虽非万灵丹，对解决大陆人口结构失衡的问题也无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将有助于刺激经济发展，特别是婴幼儿、教育医疗，乃至娱乐消费等内需产业，并能让紧迫的人口老化问题稍微喘口气。然而从另一面来看，「生二孩」的决定权依然在地方政府，中央无法承诺可以「全面铺开」，除各地情况不一外，政策本身的复杂性也是原因，特别是此将冲击归属于卫生计生委与地方政府利益的「社会抚养费」收取。　
　　　
二 、 土地问题
　　
「土地」也成为此次「三中全会」的改革重点之一，《决定》中提及「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以及「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土地问题对中共而言几乎是「马蜂窝」，因为其中涉及当前严重的土地财政与地方债务问题。为避免近来媒体的「误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出面说明「农村土地都可以入市」以及「宅基地可以自由买卖」都是误读，而是「只有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才可以入市」、「农民对宅基地只有使用权，土地则属于农民集体所有」。
　　　
三 、 户籍问题
　　
《决定》中提及「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可明显看出，开放落户仅集中在「建制镇和小城市」，中等城市遥遥无期，更遑论大城市。近年来大陆试图推动户籍改革，将改革的权力下放到地方，并逐步放开中小城镇落户限制，然而由于各地的「发展主义」，能真正拿到大城市户口的都是「具竞争力的」，这使得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生活的门槛越来越高。
　　　
四 、 环境保护
　　
大陆生态环境同时面临多样的污染问题，水、空气及土壤污染同时并发，超过五亿的人口喝不到安全的饮用水，超过七亿的城市人口中只有一％的人能呼吸到符合标准的安全空气，城市长期笼罩在有毒的雾霾中，京津冀与长三角等重度污染区已经连成片，近来部分地区有关「癌症村」的报导也时有所闻。《决定》花了不小篇幅谈「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从「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可看出，虽有创新，但仍试图透过干部考核解决问题，对于脆弱的部门合作与跨域治理问题并无著墨。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管理社会
　　
这两年中共关于社会管理，从治安、管理到治理，光从「名称」来看，「进步」幅度极为惊人。有别于胡锦涛提的「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习强调的是「创新社会治理」，其中包括「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此部分属于「维稳」的硬手段，政策重点如下：
　　　
一 、 虽加入「社会参与」，但仍是党国主导
　　
虽强调「治理」，但仍是不脱「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在「党委领导」与「政府主导」的大框架下，「创新社会治理」是党国体制政府主导下的管理，公私协力与参与式治理都被限制在党国体制的政治框架中。
　　　
二 、 对社会组织的「吸纳」
　　
对民主国家而言，各类民生、社会议题的解决，仅透过政府部门处理，其效果依然有限，必须与民间力量进行结合，通过跨界合作，用创新的方法系统性地解决诸多社会问题。中共在政策宣示上似乎有此意涵，但从实际看来仍有一大段差距。从《决定》以及近期推出的政策均属「吸纳」而非「合作」。
　　　
三、 强化基层维稳机制
　　
三中全会报告提及「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重在治本」，此部分主要指「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建构社会监控的「网格化管理」以及社会矛盾排除的「大调解机制」，试图透过最基层的管理机制以维护社会稳定。
　　
四、 加强网路舆论管理
　　
网路「谣言」目前被中共视为影响社会稳定、甚至是国家安全的重大因素，这也是为何继「八一九讲话」（注）后，网路舆论的管理在《决定》极为突出的缘故，不仅在社会部分提及「加大依法管理网路力度，加快完善互联网管理领导体制，确保国家网路和资讯安全」，在文化部分也提到要「健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体制机制」，其中包括健全网路突发事件处置机制、整合新闻媒体资源、推动新闻发布制度化等。
　　
透过「集权」理顺改革障碍
　　
中共在政策制订与执行上向来所遭遇的最大困境就是条条块块等部门利益的冲突，此次会议最大的亮点正是从组织制度上试图解决此问题，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均有助于解决政出多门与多龙治水的困境。但其问题在于组织定位、决议程序与效力，两个组织均属「顶层设计」思维下的新机构，既然是如此，其与政治局及其常委会的关系为何？如何理顺与中央军委会以及其他领导小组间的关系？以上各点均是问题。换言之，新成立的组织层级如此高、权力如此大、职责如此多元，难免会触碰到现有的建制，此也将触动中共权力分配的敏感神经。
　　
「三中全会」向来处理的是经济改革与社会议题的大政方针，但当前大陆各类问题均环环相扣，各种土地、户籍、社保、城镇化、生育、财税、金融等不仅彼此相连，且具「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特质，也都涉及政治改革，但在此次报告中，依然在行政改革的层次，顶多就是「打铁还需自身硬」的党建。一场成功改革是否能在政治菁英未更迭、高阶既得利益集团主导下实现？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看，难度不低！

【注】指的是习近平二○一三年八月十九日出席「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所作的讲话，习提到：「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宣传思想部门必须守土有责」、「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有一小撮反动知识份子，利用网际网路，对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政权造谣、攻击、污蔑，一定要严肃打击。」紧接著相关部门开始对网路言论严加管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