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政治学者杭亭顿（Samuel P. Huntington）曾表示，民主政治在全球的进程曾经呈现过三次浪潮。这包括十九世纪初到二十世纪一九三○年代的第一次民主化长波，当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主曾有过大规模的传播，不过由于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因此在一九二二年时约有的三十二个自由民主国家，经过了二十年，最后仅有十二个保存下来；第二次的民主化浪潮则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此次浪潮属于短波，在一九五○年代达到高峰，一九七○年代逐渐偃旗息鼓；至于第三波，则是最为特别与最具意义的，它从一九七○年代中期的南欧开始，随后在一九八○年代初期与中期传播到拉丁美洲与亚洲一些国家、一九八○年代晚期到一九九○年代初期又传播到东欧、苏联与部分非洲国家，它创造了民主的时代，使得人类史上第一次有超过半数的国家拥有民主政府的形式，让自由民主国家被广泛地视为是真正具有现代化意义的国家，而民主政治也成为人类文明社会的主流象征。然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却在近年来的停滞成长中接近尾声，接下来会否继续发生第四波民主化浪潮？这是许多人关心的议题。

民主面对威权挑战仍蠢蠢欲动

    首先，我们透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每年发布的全球自由度报告，来了解全球国家自由、部分自由与不自由状况的变化趋势。从走向来看，受到一九七○年代开始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影响，全球的自由国家开始大量增加（三十年间从二九％增加到四五％），期间略有波动，但这股浪潮大约到二○○○年左右开始停滞，呈现平稳状态至今（停留在四五％～四七％之间）；而不自由的国家则同样因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影响，从一九七○年代开始呈现减少的趋势（三十年间从四六％减少到二五％），但正如自由之家的报告所提出的，约莫在二○○七年前后开始有些许的抬头趋势，微幅增加后呈现平稳状态至今（停留在二四％）。

　透过自由之家的报告可以发现，第三波的浪潮似乎已达尾声，不仅如此，甚至开始面对来自威权政体的挑战。自由之家在二○○九年就已经提出警告，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度已经开始逐渐倒退（Freedom Retreats for Third Year），二○一○年更明确指出全球的自由度已经开始受到侵蚀（Global Erosion of Freedom），以至于在二○一一年宣称这已经成为「威权主义者对民主的挑战」（The Authoritarian Challenge to Democracy），全球自由度经过长达连续五年的倒退，是自由之家近四十年来的调查中，连续衰退最久的时期。自由国家（free countries）与选举式民主国家（electoral democracies）的数目持续减少，且中东与北非国家的自由程度也全面恶化当中。

　然而，由于自由之家的报告代表的是全球国家对于威权与自由民主不同政体的倾向与变化趋势，却不一定代表普世价值的转向，因此虽然在分属威权与自由民主不同属性的国家数目变化上，可以看出来自威权主义的侵蚀与挑战，但对于以维护自由、人权为优先的民主制度，仍普遍受到推崇。

　例如二○一○年末至二○一一年初北非突尼西亚所发生的「茉莉花革命」，所代表的就是人民对于威权政府治理的反感。长期积累的民怨、严重的失业率，加上民生物价的持续攀高，种种不满借由一个导火线彻底爆发出来，迫使原执政者宣布解散政府并且流亡国外，最后临时政府决定重新举行大选，走上民主转型之路。这场运动被称为是「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的起源，由于是阿拉伯世界近代以来的第一场人民革命，且以短短二十八天时间推翻阿拉伯世界最稳定的政权，对向来保守、传统、独裁的阿拉伯世界产生剧烈的冲击，导致埃及、叶门、巴林、利比亚、叙利亚等国接连受到影响，一度被认为是第四波民主化浪潮的启动。在自由之家二○一二年的报告中，也曾为此系列影响作出评估（The Arab Uprisings and Their Global Repercussions），并将突尼西亚视为阿拉伯世界民主发展的一个重要代表。虽然从那之后到现在，在茉莉花革命余波中受到影响的国家，仍未能成功完成民主转型，使得第四波的民主化浪潮仍未能明显启动，但可以见到的是人民对于自由民主此一普世价值的追求正愈来愈显著。

政治秩序的建立

　至于为何有些国家无法成功完成民主转型，并成为一个稳定的民主国家？笔者拟从福山（Francis Fukuyama）最近的名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中所提出的政治秩序角度来加以观察。他用三个要素来比较：国家机器（the state institutions）的建构程度、法治（rule of law）实行的程度与可课责的政府（political accountability）出现之程度。一个成功的现代自由民主必须兼具这三组建制，并且三者之间要保持稳定的平衡。从中东、北非各国的情况来看，在政治上虽然促进了市民们以自由民主化形式的参与，但似乎民众的认知还停留在以「抗议」的形式来追求改革的街头政治参与，才使得纷争不断。

　这固然有一部分原因是这些国家长期以来缺乏民主参与的经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改革后的制度建立仍不够完善，无法培育出足够强健与稳定的三组建制。在国家制度不健全、未有落实法治的机制与政府可课责性不足的情况下，陷入长期的政治僵局与发展停滞，也就可以理解了。诚然，公民民主素养的提升并非一蹴可几，制度也不可能一瞬间尽善尽美，更别提经常因为未能妥善因应环境的变化而导致政治衰败。如同突尼西亚刚出现改革后，就因为不同阵营，也就是伊斯兰主义者（Islamists）与世俗主义者（secularists）的对抗与对政权的争夺，使得制度的建立迟迟未能发展起来，造成许多社会问题，导致人民开始对民主失去信心。根据普优调查中心（Pew Research）最近公布的报告显示，突尼西亚人民相信民主是最佳政府形式的比例，从二○一二年的六三％降低到如今的四八％；对于国家强人型领导具有信心的民众，则从二○一二年的三七％增加到如今的五九％；至于对于国家社会稳定的需求高过于对民主的支持比例，则从二○一二年的三八％增加到如今的六二％。

　不过，当前突尼西亚两大阵营已经认知到了这个问题，特别是在二○一四年一月制宪议会通过一部堪称是阿拉伯世界最先进的新宪法，内容包括了施行地方分权、推动开放政府、维护性别平等、保障女性参政权、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环境与自然资源等。突尼西亚预计在二○一四年选出第一届五年任期的国会以及总统，正式完成民主转型，且倾向组成执政联盟，汇集各方共识与推动务实的改革。突尼西亚有望透过一系列的措施，达到民主转型的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民主习惯已确立为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使得民主根深蒂固于政治文化之中，并且朝野皆将民主视为唯一的游戏规则（only game in town），为阿拉伯与穆斯林世界树立政治典范。

第四波民主化 台湾将可成为重要推手

　第三波的民主化浪潮或许已经平息，但这并不能被认为是民主化的退潮，只不过新兴民主国家民主体制的表现令人失望。就像是在阿拉伯之春的影响下，中东、北非等诸多国家开始了对现有威权政体的抗争并试图进行改革，但一直迟迟未能建立有助于民主持续稳定发展的国家体制，同时自然也无法营造法治的社会与可课责的政府。政治建制的不健全与不均衡，导致了政治秩序的不稳定，连带让人民开始对民主失去信心。

　相对于突尼西亚被期待是阿拉伯世界民主发展的表率，台湾从一九九六年首次总统直选后，就一直被列入自由民主国家的行列，已然成为华人世界的唯一民主典范。特别是对于大陆而言，在全面三通与签署ＥＣＦＡ之后，两岸关系的发展已出现愈来愈多的互相依赖特质，相信只要台湾能够坚持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以及社会多元化的理念与价值，进而强化人民对于民主的信心，使民主得以巩固与深化，对于促进两岸关系与大陆现代化的发展过程，将可以扮演垂范与灯塔效应。甚至于，倘能进一步建构更符合法治与可课责性的制度，成为三组建制均衡，具有稳定政治秩序的自由民主国家，便能提供给华人世界其他国家的示范效果，若将来第四波民主化浪潮正式启动，台湾或可成为重要的推手之一。

　最后，大陆是否在可预见的将来推动民主化，必将是全球瞩目的焦点。诚如前述，福山所提到的现代政治制度由强有力国家、法治、可课责三者构成，虽然大陆在只具备强有力国家的情况下成长迅速，但这种状况会可长可久吗？我们不禁要问，大陆是否能在既无法治也无可课责制的情况下，继续成长经济的同时也维持政治稳定？持续成长所启动的社会动员会受到强势威权国家的控制，还是会导向对民主可课责的要求？民主会否降临在大陆这样一个「国家─社会」关系强烈失衡的社会？在缺乏财产权与个人自由的保障下，大陆的持续发展如何维持？又或者大陆得以民主、法治社会所未见的方式，继续利用政治权力来促进发展？大陆最终的抉择如何影响我们的世界？未来不管大陆是否启动民主化的改革，都将是二十一世纪全球民主化浪潮最值得关注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