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三月台湾发生了占领立法院的太阳花学运，起因主要在于青年学生对于执政党推动《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过程的沟通不足表达不满，但究其深层次原因，则是学生认为两岸自二○○八年和解交流以来，诸多协议并未让全民共享交流红利，反而因为制度设计的不公造成贫富差距的拉大与相对剥夺感，因此透过激进的手段表达诉求，希冀政府对于未来的两岸交流能立法谨慎审查，保障人民权益。而香港则是在今年九月由学生展开了争取真普选的雨伞学运，透过占领金钟、旺角及铜锣湾等地，迫使港人共同思考未来，希冀扭转北京所设下的普选框架，探究原因也是来自于二○○三年陆港签署ＣＥＰＡ之后，加速了香港社会型态的变迁，但港府却未能即时扮演舒缓社会压力的角色，致使青年学生认为港府的无能来自于政治制度设计的缺陷，唯有获得民主的直选才能改变当前香港不公平的政经结构，为自己争取公平竞争的机会。

从两场运动的诉求来看，青年学生的目标都是希望建构一个对自己较为公平的竞争环境，因而对运动的分析其实都应该回归到内部的历史发展进行解构，而非一味将箭头朝向北京。将活动上纲到陆港冲突或是两岸矛盾都将让活动的本质失焦，也难以理解学运背后的真实动机。为能更清楚地掌握雨伞学运完整的发展脉络，本文试图从香港过去十七年来的发展进行回顾。

新旧力量的摩擦

　对香港社会发展来说，一九九七年的主权移交北京是一个重要转捩点。随著一百五十多年英国殖民管治的结束，取而代之是大陆主权下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对香港人民而言，「一国两制」绝对是崭新的概念，牵涉的不仅是香港与大陆这「两制」如何能够并行不悖，这当中自然有种种摸索和实践，而这也是对「一国」的重新想像和认识。由此衍伸的前所未有挑战，是国家利益与本土利益、大陆文化与香港文化如何进行平衡与调和。与此同时，「港人治港」预示的重新分配权力，无可避免地带来各种新旧政治力量的磨擦和对民主化步伐的争论，因是之故，权力的争夺与理念的冲突相互交织，构成了回归后的特殊政治景观。

　香港回归不久，蓬勃一时的香港经济随即受到亚洲金融风暴爆发、大陆迅速崛起，以及全球化方兴未艾的连串冲击，因而出现数十年来罕见的持续衰退，令局面更为复杂。影响所及，楼市和股市大幅下调，失业率急遽飙升，破产和负资产数量屡创新高，贫富悬殊情况严重恶化，政府财政赤字不断扩大。这一连串的经济突变来得既猛且急，在毫无准备下，新成立、缺乏管治和危机处理经验的特区政府措手不及，社会支持度大幅下降。这一方面令一九九七年主权移交时必然引发的社会和政治重组更加困难重重，另一方面众所期待的经济转型也因特区政府正当性的弱化而变得举步维艰，因而引起不少的社会矛盾。

　而后，二○○三年因为ＳＡＲＳ的来袭，香港再一次面对经济的严重打击，让金融风暴后未见起色的经济更显困顿。此时香港政府又因急著配合北京推动《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的立法，导致香港民众担忧自己的人权与自由可能受到威胁而更加焦虑。最后，政治与经济上的不满终于爆发成为当年七月一日五十万人上街的重大事件。为使香港能尽快恢复元气，并安抚港人及增强对北京的信心，大陆与香港间签订了《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ＣＥＰＡ）以及开放港澳个人游（简称自由行）。

　对香港而言，ＣＥＰＡ的正面影响主要是经济利益，由于ＣＥＰＡ是以服务贸易为主要重点，这对香港经济型态持续向服务业转型具有正面助益，因而香港服务业是最大的获益者。相较于ＣＥＰＡ，自由行则是更直接惠及一般民众的政策，自由行成功取代旅行团，成为大陆游客访港的主流途径。在历经ＳＡＲＳ创伤后，自由行对香港的餐饮、运输、零售等行业带来就业机会，并为商店业主、大型商场、酒店、地产商带来可观收入。但是随著香港走出经济的阴霾，香港社会重新检视ＣＥＰＡ与自由行的负面效应，发现前者带来更大的贫富差距，而后者则引发双非婴儿、物价上涨、争抢资源、黑工犯罪、不守秩序、产业排挤等社会问题。

非普选产生的港府难以反映民意

　面对大陆与香港因为融合与互动所带来的冲突，香港政府在应变上相对显得不足，一方面由于特首与立法会并非完全直选产生，无法充分反映民意依归；另一方面，由于在「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政府实为大陆的地方政府，面对陆港间的诸多矛盾，凡可能涉及政治敏感的议题，多采取冷处理或是缓处理。面对政府在处理社会变迁与陆港冲突的无能，进而让香港民众更加期待普选的到来，希冀透过政制的改变，解决香港政府无法反映民意的问题。

　但是政改问题兹事体大，牵涉所及乃大陆民主化问题，实非香港社会一厢情愿而能至。面对政改议题，香港政府左右为难，只能顺从上意，但不愿开罪北京却又无法面对民众对民主的渴望，致使政改长期陷入困局，最终导致香港社会内部转向激进，尤其是在社会中自觉弱势的青年。面对香港社会对民主普选的要求，北京一方面透过人大释法规范了政改的进程与范围，另一方面跳过港府与香港的泛民主派谈判协商，种种作为不仅又引发香港社会对于北京不遵守「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疑虑，也让香港社会抨击北京阻碍香港普选进程，造成两地间更多的冲突。

陆港融合的争议

　二○○八年，香港再次面临国际金融海啸的冲击，不仅冲击香港的贸易、航运、旅游等诸多产业，也让中产阶级面临减薪裁员的庞大压力，而中下阶层的民众更面临通膨所带来的影响。此时，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认为，香港唯有不断加强与大陆融合才能持续发展，将持续强大且生机勃勃的大陆当作是生产基地和市场，才能提供香港源源不绝的经济机遇。因此，香港选择加强与大陆更密切的经济融合，包括推动《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二○○八─二○二○年）》、加强陆港间金融合作、加快建构陆港跨境基础建设（港珠澳大桥、香港深圳机场铁路、广深港高速铁路）、增加大陆居民赴港旅游试点等。

　固然相关措施对于香港的经济具有充分的拉抬效果，但与大陆更多的经济融合，也代表香港受大陆影响的层面更加广泛。诸如，大陆游客赴港人数的激增超过了港人可以承受的范畴，引发了两地的冲突；陆港跨境基建的推进，不仅可能恶化大陆赴港旅游的现象，也加深港人「被融合」的恐惧；而《珠三角规划纲要》中打造粤港澳全方位的经济一体化策略，将使得香港逐步失去经济政策的自主性，从国际金融城市成为珠三角璀璨的双子星，这更让港人对于「被规划」感到无比的忧虑。

　二○一二年，梁振英当选香港第三任行政长官，梁振英上台后面对社会最大的矛盾主要是解决居住的问题。为了解决香港土地供应不足的困境，梁振英加快了新界东北发展计划，希冀透过都市计划变更解决居住问题，更可带动经济发展。但此一计画再次引发官商勾结及陆港融合的争议，瞬时又成为社会冲突的焦点。

　梁振英另一个引发社会冲突的事件则是国民教育科风波。由于北京认为，香港之所以主权移交北京多年却仍产生许多陆港社会间的摩擦，主要是因为年轻一代对大陆没有完整的认识，尤其在二○○七年胡锦涛到访香港并发表「要重视对青少年进行国民教育」后，如何推动国民教育成为香港政府的重点政策，但第二任特首曾荫权知道这不是件易事，所以迟迟没有推动，直到梁振英上台。然而，当香港社会质疑梁振英具有浓厚大陆色彩同时，又碰巧遇上陆港社会因自由行陆客产生冲突，梁振英推动的国民教育课程内容随即被指为是洗脑教材，遂引发近十万人上街抗议表达不满。最终虽然香港政府搁置国民教育的推动进程，但是香港民众质疑政府的立场与作法，再次冲击梁振英的管治威信，也让更多的青年学子对港府更加的不信任。

执政者应有胸襟引领社会转型的艰辛

　回顾香港主权移交北京后十多年来的历史发展，香港社会变迁深受大陆因素的影响，举凡经济、人口、社会、政治等领域无不与大陆有密切的关联，但是当民众面临如此剧烈的变动过程，往往难以在短时间内适应，此时港府理应扮演积极的角色，透过政策减缓变迁的冲击。但是从香港历年来所发生的社会冲突事件看来，香港政府似乎自己也适应不良，遑论能协助民众调适变迁；而其中青年学子尤其对于未来感到徬徨，面对香港产业发展的倾斜、贫富差距不断的扩大，青年一代的担忧在得不到政府有系统的协助下，只能失望的被迫以激进的方式期待可以翻转社会结构。因而，若未来港府不能正视香港深层次的社会问题，进而引导舒缓，这场学运将成为这一代人跟政府无止尽对抗的起点，恐将让香港社会付出更多代价。

　对此情景，台湾实应引以为鉴，我们庆幸太阳花学运可以和平落幕，也祝福香港雨伞学运得以善了，更期待执政者都有充足的智慧及包容的胸襟引领社会面对转型的艰辛，让每一代人都有公平且具尊严的生活方式，这才是吾人衷心期盼。